中国人的历史误读-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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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孙傅等人一起被掳，为什么他能从燕山府隔二千八百里跑回？即使是金帅挞懒放他，为何不扣他妻子王氏？”——确实值得怀疑，但又没充分的证据。只有秦桧的朋友范宗尹和李回二人极力向大家说帖，才使秦桧终于得用。
从历史事实判断：秦桧很大可能是被故意放归的，因为当时金国实力人物之一挞懒是主张互不侵犯、相安无事的。这从秦桧得用之初，就代朝廷给挞懒写求和书，能得到印证。挞懒一直对争取金国的最高统治权抱有野心，所以他也希望求得相对的和平。这从他后来谋反、被杀，能到些许印证。赵构时代，主张一心与金人消解仇意，息兵不战，确从秦桧开始无疑。但翻开北宋的历史，在其强大的时期，不也有“澶渊之盟”吗？除了象征性地给辽国10万两币岁、20万匹绢外，还有就是宋真宗与辽圣宗以兄弟相称，遵辽萧太后为叔母。这件事发生在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
【注2】童贯（1054－1126）宋开封人。字道夫（一作道铺）。宦官。因善迎合徽宗意图而获宠。与蔡京相勾结。京为相，他被荐监西北边军，积军功迁武康军节度使。使契丹还，开府仪同三司，领枢密院事，权比宰相，握兵权二十年，骄恣专横，势倾一时。时称蔡京为“公相”，他为“媪相”，为六贼之一。政和初使辽，载马植（后改名赵良嗣）归，与谋联金灭辽。宣和时统兵镇压方腊起义。进为太师。宣和四年（1122），攻辽失败，密使金人图燕，又以岁币赂金换取檀、顺、景、蓟四州空城。侈言收复有功，被封为广阳郡王。及金攻宋，他自太愿遁归，随徽宗南逃。钦宗即位，贬窜英州（今广东英德），后处死于南雄州。
北宋以来，文人不如唐代文武兼职，无兵权、无作为，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的壮志也好、陆游“王师北定中原日”的寄托也罢，不过士大夫的一种表现欲望，但打仗靠的是国家的实力而不是文人的情绪。宋朝的皇帝也不是没有过收复北地的打算，宋神宗赵琐算是一个比较有作为的皇帝，他曾与奶奶（太皇太后）曹氏讨论收复燕州、蓟州，老太婆告诉孙子：“此事关系重大。得到了二州，不过南面受群臣之贺而已；要是得不到，就会有无数人丧生。事之结果难料。如果可以收复，太祖、太宗早就收复了，何必等到现在。”
神宗听从了长者的建议。
曹氏乃北宋开国名将曹彬的孙女，历以仁英两朝，又对神宗有影响力，她岂不愿实现伟大的梦想，给祖先争光？只是她比较冷静，在国家实力面前，她是一个理性主义者。
这段对话，发生在秦桧主张和平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之前的五十一年，即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
秦桧的和平主张，不是没有历史依据的，曹氏与神宗的祖孙对话当为其一；至于“澶渊之盟”也相去未远，还是本朝的当代史，尽管其间有125年了。
若是这二段“当代史”之背景还不足以为秦桧的弱势和平路线找到历史依托。那么，看看秦桧之后的韩侂胄便可明了。
削夺秦桧王爵，改谥谬丑的政策制定人是韩侂胄，贬秦扬岳（追封岳飞为鄂王）是他开禧（公元1205年至1207年）以来政策的一部分【注3】。他力谋开边、刻意北伐，结果，丧师失地，国内也发生了叛乱。无可奈何，南宋王朝只有以他的头换和平了。
韩被密杀于花园，头被送到金国求和。
秦桧之后的历史似乎证明了秦桧弱势和平路线的正确性。韩头北送后，他的王爵与谥号又被恢复了。
政治就这么奇怪。无论功过是非，秦桧被削王爵是他死后五十一年的事，被复王爵是他死后五十三年的事。岳飞的名号也从中受益，由韩侂胄给进武穆为鄂王，并未因韩的掉头而受贬抑。
不仅北宋有弱势和平路线的“当代史”先例，强大的西汉也有，如名臣晁错就主张对匈奴采取弱势和平路线。晁错的弱势和平路线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
汉文帝前元十一年（公元前169）夏天，匈奴多次骚扰边境，文帝欲采取大规模战略反击，但由于太子家令晁错的建议而做罢。随后，又接受晁的建议改行实边策略。
晁第一次说：
《兵法》上说：“有必胜的将军，没有必胜的人民。”由此看来，保持过境的安定、建立功名，在于有优秀有将领，不可不做慎重的选择呀。我又听说用兵作战最紧急的要务有三条：一是取得有利地形；二是士兵经过严格训练演习；三是武器锐利。所以说，武器不精良，是把士兵送给敌人；士兵不能作战，是把将领送给敌人；将领不懂用兵，是把君王送给敌人；君王不能选择将领，是把国家送给敌人。这四项是军事上最重要的了。我又听
一个审时度势的大臣
【注3】韩侂胄（1152－1207）宋相州安阳（今河南）人，字节夫。韩琦曾孙，以策立宁宗有功，自宜州观察使兼枢都承旨，累迁少师，封平原郡王，除平章军国事，执政十三年，势焰熏灼，序班丞相之上。排斥大臣赵汝愚，贬逐朱熹、彭龟年。斥理学为伪学，兴“庆元党禁”。开禧元年用进士毛自知策，以苏师旦等为心腹，谋开边自固，恢复中原。次年，追封岳飞鄂王，夺秦桧王爵，改谥谬丑，兴兵攻金，输家财二十万以助军用。初战略胜，后因所用非人，措置失当，北伐失利，遂遣使请和，因金人要索甚苛，复锐意用兵。礼部侍郎史弥远与杨皇后密谋，命夏震把他拥至王津园杀死，函首送金廷乞和。
说，用蛮夷攻击蛮夷，是中国应有的决策。当今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的不一样。翻山越岭，跨河跳涧，险道危径上，一边奔驰一边射箭，风雨疲劳，忍饥挨渴，仍坚持战斗，这些都是匈奴的优点。至于平原大地，轻车快马，强弓长戟，都可以在远距离造成杀伤，士兵下马格斗，剑戟相接，这些是中国的优点。帝王处理国家事务，必须有万全之策。现在降服胡人、义渠，来归顺我们，他们的优点同匈奴一样。可以发给他们盔甲，强弓利剑，再拨给他们边塞战马，平原地区道路通畅则轻车、力士对付敌人，这样两军互相声援，各自发挥长处，这应是万全之策。
刘恒对晁错的建议大为欣赏，亲笔回信，以示宠爱。在“以胡制胡”政策得到充分肯定后，晁错进一步地扩展了他的弱势和平路钱，提出实边策略，他给刘写信说：
胡人扰乱边境，边塞配备的士兵人数过少，他们就会乘虚而入，如果不救援，那么边塞的人民就会绝望而投降敌人。如果发兵求援，等赶到边塞胡人也早就溜之大吉了。集结部队长期驻扎，费用太大，如果部队驻扎一段时间又撤走，胡人就会再度入塞侵扰。几年下来，那么中国就会被搞得国库空虚，人民更加贫穷不安了。陛下有幸忧虑边境之事，征调士兵，
治理边塞，这是陛下对百姓很大的恩惠。然而现在规定，让远方的士兵守护边塞，每年都要轮换一次，时间短，不容易了解和熟悉胡人的能力。不如提倡鼓励百姓到边塞定居，先为他们修建好房屋，配置器物，一切准备就绪，就召募百姓。百姓中有罪的赦免他们的罪行，无罪的赐给爵位，免除他们全部的赋税、徭役，发给冬天夏天穿的衣服和日用粮食。这样，边塞的居民就会永久居留。胡人入寇掠夺，如果能截获所掠财物，就把其中的一半赏赐给他。如此办理，那么乡里邻居就会互相帮助，对胡人的攻击也会冒死以赴。这同征调远方士兵，既不熟悉地理环境，又心怀畏惧的做法比较起来，功效将在万倍以上。
赵构一手导演的秦、岳之仇
岳飞的主战固然与秦桧的主和完全相反，但要将岳飞之死全归咎于秦桧有失公平。首先是皇帝主和，虽然中间有主张之变，但赵构总的倾向是主和。这决定了岳飞政治上的不正确。岳飞主张“迎请二帝还朝”，对赵构的地位是一种威胁。二帝回来干什么，怎么安置法，都是大问题。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赵构是绝不希望岳飞的计划成为事实的。以秦桧与韩侂胄两大“奸臣”案例结果做比较，不同的政治主张却同被打入历史的另册；用岳飞与后来明代的于谦比，也是不同的政治主张，却同样也以生命的代价换来了列入正册的资本。岳飞要迎二帝还朝，于谦【注4】却坚决反对老皇帝复辟，但《满江红》与《石灰吟》同样给后人留下了千古绝唱，只是绝大多数人不懂历史，明白不了此中的道理。
岳飞被杀的第二个原因，还在于赵宋家从兴起以来，就刻意防范军人势力，有了所谓“杯酒释兵权”的典故。说起来轻松，做起来却十分不易。如何除掉一位皇帝自认为有危胁的军事人物，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问题。赵构作为一个历经政治灾变又有政治谋略的统治者，选择了利用自己的同盟者秦桧的办法。
设想一下，要让一个文官去除掉带甲十万的武将，他怎么下手？没有最高统治者的授意，他绝对不会干的！那样，秦桧就不是奸臣了，只是个蠢才。面对两难选择，他只有选择“政治上正确”，服从政治盟友和上级的命令，除掉一个政治反对派。
【注4】于谦（1398－1457）明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字廷益，号节庵。永乐进士。宣德初授御史，曾随宣宗镇压汉王朱高煦之叛。出按江西，颂声满道。五年（1430），以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正统十一年（1446）遭王振等迫害下狱论死。后因两省百姓官吏乃至藩王力请复任。十四年土木之变，明英宗被瓦剌也先俘获，他力排南迁之议，坚请固守，进尚书。景帝立，整饬兵备，部署要害，身自督战，率师二十二万，列阵北京九门外，破瓦剌之军。加少保，总督军务。也先挟英宗逼和，他以社稷为重君为轻，不许。也先以无隙可乘，被迫释放英宗。英宗既归，仍以和议难持，择京军精锐分十团营操练，又遣兵出关屯守，边境以安。其时朝野多事，乃独运征调，番合机宜，号令明审，片纸行万里外无不惕息。忧国忘身，口不言功，自奉俭约，所居仅蔽风雨。性固刚直，颇遭众忌。天顺元年（1457）英宗复辟，石亨等诬其谋立襄王之子，被杀。成化初，复官赐祭，弘治二年（1489）谥肃愍。万历中，改谥忠肃。有《于忠肃集》。
在赵构下决心除掉岳飞前，还是力求平衡和、战两派的利益关系的。绍兴九年（公元1139年），与金人修和讲好，赵构不忘岳飞武功之作用，给岳飞加开府仪同三司。岳飞不接受，迫使赵构在三下诏令之外，又好言宽慰。毫无疑问，这从最深处触犯了赵宋家的意识形态禁忌！
岳飞的为人正直，是毫无疑问，绝非秦桧可比。但他只是个军事家，而不是政治家，更不是战略家。从他“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惜死，天下就太平了”的信念，到礼贤下士的亲行，说明了他的个人品格。然而，他个人的悲剧不过是赵宋王朝最阴暗意识形态禁忌的一个影射而已。岳家军有铁的纪律，饿死不抢粮、冻死不拆屋，但十数万大军总要有供给呀！没有钱粮，别说打仗，就是生存下去也很困难。绍兴六年（1136年），岳飞兵进襄阳，纵深伪齐境内，收恢了洛阳西南的一些州县，并试图与太行山义军取得联系，但终因粮食不足而撤回。粮食，始终是战争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况且南北交战已历经年，在庞大的军队是必须的，但庞大的军队不仅消耗粮食，还要从社会上抽调一批种粮的劳动力。平常百姓不仅粮食缺乏，而且还要负担军事开支，于是不满情绪时不时酿成政治事件。被岳飞镇压了的钟相、杨幺起义，算是再典型的例子不过了
秦与岳的交恶绝对是因不同的政治观点、战略主张所致，不知后人何以附会成“秦岳不通婚”的扩大化平民斗争？后人尽可按自己的意图去附绘历史，一如岳飞墓前的下跪铁人与颂岳贬秦的碑刻，多系明清以来的作品一样，但后人在按自己的历史“装修”历史时，却忘了一个最基本追问：赵构该不该跪在岳飞面前？
若是废除这下跪的历史不公正的标志，就不用细论了；若是一直坚持这种另类的图腾，那么，只有添上赵构，才能还历史一个完整的图式！在岳飞父子及张宪遭到逮捕后，这位狡猾的统治者说：“刑法是用来制止乱事的，不要胡乱追逼证据，动摇人心！”表面是体恤，实际上是定了罪。
这正是他比秦桧高明的地方。
按三个人的智力排列，应是赵一、秦二、岳三，人格排列正相反！
秦桧担当了历史非正义的不幸，自然有个人性格的内在原因。但是纵观两宋以来权奸，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