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历史误读-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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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亏他没当成皇帝。要是当成了,不知百姓该多受多少盘剥。
至于他悉心企求的越王封号,最后也落到了剿灭他的钱镠身上。
制造董昌应天命谶谣的山阴老人,毫无疑问是一个狡猾的政治分利者。他洞察到唐家天下不可能维持多久,故而鼓动董昌起来夺取天下。成功了,他会大发利市;不成功,只不过由董昌及其家族与承担后果而已。董昌是个志大财疏的军阀,完全称不上政治家。以他不顾民力之邀功论,就能看出他的刻毒;以唐室不赏而一怒翻脸,就能看出他的浅薄。他的败笔从赏给山阴老人百匹细绢就开始了。何以此论?看看他失败后留下的敌手“遗产”就知道了。
与董昌相比,钱镠却是个聪明的政治商人--投机家。起初,他追随董昌剿黄巢,起了家,任上节度使。后来,在董起事自立后,他以兵相威,劝董守住郡王之位、享人臣之极。最后,与自己最初的恩主划清界限,并一举消灭之。再后来,后梁封其为吴越王,终成一方霸主。他比董聪明,即不称帝,又过够了皇帝瘾。称吴越王时,其仪卫与天子一样,属官的建制也俨然一个朝廷。
篡权者造神运动
比董昌聪明而有胆识,且取得了最大成功的当属朱元璋。尽管两人相隔年代久远,但利用谶言的手法大体一致。朱元璋在取得一定实力后,自己向社会散播了一首童谣:“塔儿黑,北人做主南人客;塔儿红,朱衣人做主人翁。”
“朱衣人”几乎直白地告诉人们,他朱元璋必定会取天下,成为天下的主人翁。
他的成功并不在于谶谣,而在于他的战略眼光,至少,他绝对不会犯董昌那样的低级的错误--在被围困时还要克扣士兵的口粮。
聪明的政治家嗜好符瑞,糊涂的政治家也乐此不疲,尤其把王朝导向败亡的君主,似乎更重视符瑞,除非他让灾变吓出了心理疾病而不敢奢求符瑞。
亡国之君赵佶在成为金国人的俘虏前过了二十多年的太平日子。当然,一直延续下来的文人党争还是没变,但对他的生活影响不大。他正式上任的第一天,就出了怪事儿:有一道赤色的云气横贯天空。右正言任伯雨给他写信说:“这是一种灾变,希望皇上您清平理政,用忠去奸,把灾异变成符瑞!”
在他执政的第七年冬天,有人报告:乾宁军(今河北青县)出现了黄河清的现象,从乾宁军往下,有八百里,清水时间保持了七天七夜。
宋徽宗闻报,大喜,下诏把乾宁军改为清州。报告的时间是大观元年(1107年)的十二月。所有接到报告的人犯了一个王莽式的常识性错误:腊月可是结冰的季节呀!既没人淘井去,河里也不会有流水。
但报喜总比报忧强,常识性的失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因为黄河清这种现象太不易出现了,它是政治清明的表现呀!
既然黄河清的政治谎言被吹上了天,那么自然也就没人翻开史书查一下,黄河清实际上与政治清平并无直接关联。东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夏四月,黄河出现过真实的水清。但桓帝的败政没见过任何好转,反而愈加败坏。这年,二百多名文人遭到逮捕,历史有名的党锢之祸开始了。第二年(公元167年),他也在无奈中死去。如果他的死意味着清明政治的开始,那么黄河清还有意义,但继他而上的灵帝是个治德更加腐败、治能更加低下的家伙。
身为艺术家的皇帝赵佶似乎不太爱考证历史,更有趁势之人效法王莽时代哀章向最高当权者献礼,给生活在沉闷的无奈中的政治家们带来一个制造欢快的机会。
大观二年(1108年)春正月初一,赵佶在大庆殿举行接受八宝的仪礼,并大赦天下。为什么死水中会掀起微澜呢?原因是有人前几天献了宝,把黄河清的宣传效应又推向高潮。献宝的人进献了一枚六寸见方的龟纽玉印,上面的印文是“承天福、延万亿、永无极”。赵佶喜不胜收,下诏命此“宝”为镇国宝。马上又找了一名技术精湛的玉石匠,刻了六枚皇帝专用印章,六印章与秦为六宝玺数目一致。不过,赵佶的心气比秦始皇大,他要超过秦始皇。这六枚新印与民间进献的镇国宝并自己日常用的受命宝合在一起,称为“八宝”。
接下来的事情,似乎与黄河清与献宝印所代表的意义不大一样了。大观三年(1109年)夏天里(六月)太阳出了黑子。怎么办?用蔡京当挡箭牌吧!免他的官就是了。但这并没有完全消除灾兆,大观四年(1110)夏五月,慧星出现。他下令求直言,让天下人指出朝政的过失,并且在每一次拿蔡京当替罪羊,流放他出京城,到杭州去住。
符瑞的兴奋剂作用与星相的灾异示警让赵佶处于深深的两难境地。赵佶开始信道教,道教奇异的政治催眠功能让他很满足,他找到了神仙的感觉,让神职人员向天神请示,封自己为“教主道君黄帝”。就在得到册号的那一年即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的冬天,有一颗像月亮一样的星,向南运行。(按现在的观点应是外星飞船)--对于这个飞行物,没人言之为符瑞,也无人言之为灾变。因为没人能找到合理的本文来解释。但徽宗自有他的说法,他宣称:将有天神降临。
至于有否天神将临,历史无载。反过来,这倒说明赵佶已经陷入了谵妄状状态。
转过年来即重和元年(1118年)春正月,第九枚宝玺制成。制印的材料是于阗国(在今新疆和田县)进献的,玉长超过二尺,为前所未前。不过,这次他没举行盛大的庆典。
癫狂的状态,不久便被现实粉碎。
先是方腊起兵,后是妖气出气。
妖气确实很怪,几乎是死亡的代名词。神宗元丰末年,一个大如坐席的怪物出现在皇帝的寝宫之上,不几天神宗归了天。哲宗元符末年,这东西再现,哲宗亦死。赵佶的政和年间,它竟然白天出现。怪物周围被黑气笼罩。宣和三年(1121年),妖气再现。与妖气相配合,洛阳郊外出现了怪物。怪物像人形,但能四腿着地,所以又象狗,夜间,出来吃小孩子,后来竟然白天也为害不止。人称那东西为“黑汉”。“黑汉”在洛阳闹腾了两年,才渐至平息。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有坏人意然冒充黑汉干坏事。
乱了,天下大乱就要开始了,但节奏还是慢悠悠的。
政和七年(1125年)九月,一只狐狸爬上徽宗的床上,像个人儿似地端坐在那里。
也有这个月里,有一个卖菜的人像吃了迷幻药似地称自己是赵匡胤和赵琐的使者,在宣德门下大骂:“太祖、神宗派我来指示你们,现在改正错误还来得及!”卖菜人被促进开封府,一夜后醒来,他说:“我说什么了?啊?!我什么也没说呀…”
篡权者造神运动
这一年的这一月,离靖康之变即赵佶赵桓父子成了金人俘虏的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还有一年七年月,不到两年。
黄河清在中国古代政治中有着深刻的含义,也是话语权争夺的一个焦点。关于东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的那次黄河清,虽然未引发大规模颂赞与庆祝,但是引来了强烈的反义表达。因为,那个时期的政治太败坏了,已经招致了底层知识分子的普遍反感。黄河清的现象发生在夏四月,到了秋七月就发生了逮捕李膺杜密的事件,党锢之祸进入了高峰期。此时平原人(今山东平原县)襄楷上书桓帝,指出自春秋以来,黄河从来就没清过,现在黄河清了不是好现象--完全的反义话语。他的信写道:
我听说皇天从不讲话,只以天象显示旨意。我发现作为五帝之坐的太微、天庭却有金、火罚星在其中扬光。在占卜上,表示天子凶险;又全部进入房星、心星,按占卜原理上讲是没有后代前代事业的象征。前年冬天,气候严寒,竹柏损伤枯萎。我从老师那里听说:“柏伤竹枯,不出三年,天子身当其冲。”今年春夏两季,霜雹、大雨、雷电接连不断,这是对臣下作威作福,用刑残酷苛刻的感应。真正的官员志在铲除奸邪,却将他们从远处逮捕加以拷问;三公为他们哀求,却遭严厉谴责。汉王朝建立以来,从没有象今天这样绝进谏、诛贤良、用苛刑的!自从春秋以来,黄河从没有澄清过。我认为,黄河是诸侯的位置。清澈,属于阳刚;浑浊,属于阴柔。黄河应当浑浊反而澄清,是阴柔要变阳刚,诸侯想做皇帝。只有京房《易传》说“黄河水清,天下太平”。如今天显变异,地现妖怪,人间发生瘟疫,三者同时出现,黄河反而澄清,就好像《春秋》中讲到的麒麟不应出现,孔子记下来,认为是灾异一样。希望陛下抽出时间召见,我将极尽全力详细陈述。
桓帝及朝中重臣自然不会接受如此强烈的反义刺激,反而指控襄楷违背儒经、诬蔑皇帝,交付司法部门予以处理。
到了宋徽宗时代,显然是忘了历史上曾经有过襄楷事件——与黄河清有关的政治案件!
当皇帝是个很无奈的事情。尽管像王莽、董昌、袁世凯那些人对此十分热衷,以致于搭上了性命,只不过是为追求一个轰轰烈烈的过程罢了。真地当长了,特别是太平时代的皇帝就十分乏味了。
人,都怕简单而重复的生活。
这个最朴简的道理对赵佶起作用,对赵佶之前的帝王也起作用。赵佶是个才华横溢的艺术家,无论如何他是坐不静、闲不住的,二十五个年头(对他的心理来说,想像得还要长)可怎么打发呢。十八岁(虚岁十九)就继了位,其间不折腾点事儿,哪受得了。所以,他要借道士来活跃气氛。在他掌握最高权力十三年后,他开始追求心灵的籍慰。这个时候,大宋王朝虽然也有些危机,但还不成其为大问题,并且与大宋为仇一百五十年的辽国国势衰微,走上了灭亡的不归路。
赵佶即位时,北宋经过神宗变法(虽然失败)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财政收入,加之哲宗时代十五年努力,国家财政已经大为好转。面对充实的国库,赵佶接受了蔡京“丰亨豫大”的财政政策,大肆开建国家消费性工程。虽然至即位的第六个年头儿即崇宁六年(公元1106年),赵佶有所反省,罢免了蔡京并停建全部工程,但过了十年,他的炫耀冲动再起。这次不仅要用财力来表现,而且还要用术士来烘托气氛,双管齐下。
政和六年(1116年)春正月,赐道士林灵素为“通真达灵先生”。林先生,何许人也?温州人士,年少出家为僧,因守不住摊子,经常挨师父打骂,一气之下改了信仰--转为道士。此时,赵佶所宠信的王老志死了,林灵素经人举荐顶坐了皇家牧师的职位。下个月,崇道的专门建筑落成,名曰上清宝篆宫。此宫设置奇特:外面挖了三丈深的环宫河,东面前一座景龙门桥,西面建一座天波门桥。桥的设计非常了得,下面通过船,而桥上的人几乎感觉不到--所有的船连成了一条长龙。这条环宫河,称为景龙外江。在环宫河外,还设立了称为鹤庄、鹿寨、文禽、孔雀的各个小型专门动物园,各种其它罕见兽类也有数千只。环绕此宫,还设有民俗村、野店、酒馆、妓院,一派繁华。【注9】
造这两座桥的代价实在不小,此前所作的两座称为天成、圣功的桥突然坍塌,算是一场实验吧!为造天成、圣功两桥,调集了大量的民工,究竟多少今已不可考。史称“两河之人愁困殆不聊生。”至少说明,农民的正常种地、收获受到了巨大影响。他做梦也想不到崇信道士及以前的大肆炫耀会同亡国联系起来。他很可能把自己想像成刘彻了。刘彻时代,也经常没事找事儿干,以避开可怕的简单重复。刘彻虽然受到了汉朝后人的严厉批判如夏侯胜反对给他加庙号(见第十章第2节),但到了班固的《汉书》成书后,汉武帝就全面伟大起来。班固称他:“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
【注9】北宋亡国后,曾有匿名诗人作诗讽刺该工程,诗曰:“万炬银花锦绣围,景龙门外软红飞。凄凉但有云头月,曾照当年步辇归。”
篡权者造神运动
对于符瑞的追求与人气的制造,赵佶确实有着与刘彻一样的风格。后世人百思不得其解,他赵佶为什么宠信童贯。殊不知童贯灭了方腊,又挂帅征辽,岂不是他的卫青么?
一句话:赵佶在政治风格上是处处临摹刘彻,力图制造一个宋代的“汉武故事”。
可是,刘彻的处境远比不上他赵佶。放下赵佶及其子钦宗赵桓被掳到金国去的后来结局不说,只说在位当皇帝这一点,刘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