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历史误读-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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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经几代有名的大历史学家考证，终于证实了陈寿的学术清白：他不但没贬低诸葛亮，反而推崇备至，以在晋武帝泰始十年（公元274年）编就的《诸葛亮集》为证。
问题出于在了哪里？出在了后世对所崇拜人物的“一贯正确”的感情上面，感情也就是粗浅条的道德观湮灭了历史的真实。
诸葛亮在隆中给刘备上了一堂战略分析课，刘备全盘接受。在设计方案的结尾处，他用政治大话鼓动刘备说：“要是按我的这一套办，不但可成霸业，而且还能光复兴室。”－－刘备想成为第二个刘秀的预案也全在此中。
大话的结果是战略性估计的错误。
刘备并非是为兄弟义气而一定伐吴，而是借题发挥，正如诸葛亮的南征主要目的在于取得战略资源一样。刘备伐吴的战略是高估自己并企求成霸进而复汉室大话的必然结果。孙权求和，刘备不许；诸葛瑾给他讲荆州与全国的得害关系，刘备不听。终于把孙权逼得向曹丕请降，终于把蜀国的实力消耗掉了一大截－－攻吴军队全面崩溃，死掉数万人，损失的辎重物资也难以计算。
诸葛亮创造的大话经典版
刘备终于为大而空的目标付出了残重的代价，称帝（公元221年）后的第三年，因第二年的兵败，既恨又羞，得病而死。
在此残败之下，蜀国的实际执政者诸葛亮本应放弃图谋中原以复兴汉室的计划，但他不能让自己的战略分析落空，要让那个大话继续作为一个神圣的目标存在。于是在南征（公元225年秋七月，刘备死后两年）后，不到两年（公元227年春三月）诸葛亮就兴师出关，屯汉中，准备讨伐中原。出发前，他在给刘禅的上疏中又一次地重复了那句坚持了二十多年的大话：“平定中原，复兴汉室。”第二年（公元228年）春正月，在街亭（今甘肃秦安县境内）与魏军交战，结果大败【注2】。
此后，又四次与魏国交战，但从战略上一直没形成有力的攻击态势，倒是魏军一度曾以汉中为战略目标而兵临城下。从建兴五年兴兵至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秋八月）诸葛亮病死在军营，七年间蜀国的国力消耗殆尽。又由于诸葛亮以父辈的身份执掌蜀政，十七岁继位的小皇帝在十一年间几乎什么处理政务的本领也没学会，到了而立之年还是个庸人。刘禅也成了大话政治的牺牲品。
费文伟与姜维是诸葛亮死后蜀国的两位支柱性人物，见多次兴兵未达效果，费文伟开始反省，他对姜维说：“以诸葛丞相的才能尚不能平定中原，我们更差远了。我看不如采取守势，保民守土。至于什么功业，只有等能人出现之后再说；千万不能抱侥幸的心理，试图通过一役定成败。侥幸一搏，又取不到必胜的效果，后悔就来不及了。”但是姜维听不进这样的劝解去，以自己有智勇而自负，他坚持着诸葛亮的政治大话。碰巧，延熙十六年（公元253年春正月）费文伟为魏国降将郭循刺杀，姜维再也听不到反对意见了。在费文伟死后不到半年内（夏四月）就展开了对魏的军事进攻。去包围狄道（今甘肃临洮南）。
【注2】街亭之役：三国蜀汉建兴六年（228），诸葛亮攻魏，扬言由斜谷道攻郿（今陕西县东北），使镇东将军赵云等为疑兵，进据箕谷（今陕西褒城西北），自率大军从西路扑向祁山（今甘肃西和西北），天水、南安、安定三郡皆叛魏应亮，关中震动。魏明帝遣右将军张郃帅兵马步骑五万拒亮，而亲至长安督战。马谡好论军事，亮用为参军，使督诸军在前，与郃战于街亭（今甘肃张家川西北）。谡违亮节度，舍水上山，不下据城，裨将军王平屡谏不听。郃绝其汲道，遂大破之。时赵云等亦败于箕谷，亮进无所据，乃退还汉中。收谡下狱，杀之。上疏请自贬三等。后主以亮为右将军，行丞相事。
此时，至亡国仅仅还有十年！
诸葛亮军事才能有限，但却不允许任何人提意见，由打击廖立一案可见一斑。这也是他好为梁父吟所形成深层意识的一种反射。
廖立是刘备担任荆州牧时的私人助理，颇有才干，不到三十岁就做到了长沙太守。刘备入蜀后，诸葛亮镇守荆州，孙权派人见诸葛亮，问他刘备手下有谁可以承辅佐之任－－是丞相的人选。诸葛亮回答说：“庞统、廖立，楚地的良才，有担当此任的器干。”
廖立的军事才能很一般，吕蒙袭击南三郡时，他侥幸独身脱逃，去找刘备。由于是旧义，刘备也不深怪，安排了他巴郡太守的职务。刘备称汉中王时，又让廖立当上了侍中（皇
帝的专职顾问）。到了刘禅继位时，就任命他为长水校尉（相当于西北军区司令）。廖立的文才与治理策论确实非常出色。他认为可以当诸葛亮的副手即副丞相，但实际上他的地位还在李严以下呢。（李严是受遗诏与诸葛亮共辅刘禅的重臣，后亦因指责诸葛亮督军不利而被贬斥）。
如此，发牢骚或找机会发表自己高见就不可避免。有一次，他对丞想府的李邵、蒋琬说：“大军应当远征，你们这些要员好好研究这样的战略面署，从前先帝不取汉中，却与吴国争南三郡，结果南三郡归了吴，白白浪费了军力，什么也没得着。失去了汉中，导致魏军进入巴地，快丢了一州之地。后来，再攻汉中，关羽丢了性命。都因关羽凶勇好名，又无约束军队的方法，任性指挥，所以几次丧师失利。”批评完刘备的政策后，又抨击了关羽，紧接着对那些在职的要员又一通猛批，说他们无能，“使百姓疲弊，以致今日。”
李蒋二人没来得及细析廖论的合理性，就报告了诸葛亮。诸葛亮大怒，说他：“依仗先朝的尊贵资格，妄自尊大，评论人物，公开说国家不任贤达而任用无能之人，并且胆敢诽谤先帝。此类的恶行不可胜数！一头有害的羊尚能乱群，何况
廖立又居于重要职位呢！那么，中人以下的愚人听了他的煽动，就辩不清真伪了。”
于是，经过请示刘禅，把廖立削官，流放到汶山（今四川茂汶县）。后来姜维率军经过汶山，到廖立的住所去看他，见他“意气不衰”，而且还坚持原来的论点。蜀国当政者们决心终身不放还他了，只让他老婆孩子返回成都。
诸葛亮死后，廖立听到消息，失声痛哭，他说：“恐怕我这一辈子，都要当平民了。”另一位被贬的官员李平更为伤心，听了廖立的话突发心脏病死了。李平一直希望诸葛亮会重新启用自己，而诸葛亮这一死，他永远没机会了。新的当权者面临错综复杂的国事，谁会有闲心过问他的冤案呢！
诸葛亮创造的大话经典版
《诸葛亮传》称他“好为《梁父吟》”。《梁父吟》的原意是为被晏子除掉的三力士鸣不平，被引伸为武人不如文人，或曰：武人最后终被文人所害，云云。细磨详勘，不难发现：诸葛亮好吟此诗的内心实质是轻视武人而欲效晏子。这与自比管仲、乐毅相一致。管子为文人，自然是诸葛亮向往的对象；而乐毅为名将，为杰出武人，智力非凡，并非一般的粗莽之士。
诸葛亮打击廖立充分体现了这一种深刻的逻辑思维。
《梁父吟》全诗为：
里中有三坟，累累正相似。问是谁家墓，田疆古冶子。
步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力能排南山，又能绝地圯。
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
其中“三桃杀三士”，指得是晏子计除武人的故事。
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是齐景公手下的三个勇士。有一次他们三个人坐着说话，齐相晏婴走过他们面前，他们没有站起来行礼。晏婴进去对齐景公说：“我听说明君下的勇士，上有君臣之义，下有长幼之礼，内能除暴，外能抗敌。现在主公手下的三个勇士，上无君臣之义，下无长幼之礼，内不能除暴，外不能抗敌。这是国家祸乱的根源啊！我看该把他们除掉。”齐景公说：“这三个人，既没有人抓得住，也没人杀得了。”晏说：“主公可以派人送两个桃子给他们，就说：给最勇敢的两个人。”
公孙接一见使者送来两颗桃子，立刻仰天长叹道：“晏婴是个智者，一定是他出的主意，让主公叫我们三人争功火并。我虽然能看破他的阴谋，但如果不敢接受桃子，也算不上勇士了。”于是他对田开疆和古冶子说：“三个人两颗桃，只好各摆功劳了。我陪主公出去打猎，第一次杀死一头野猪，第二次杀死一头老虎。我大概有资格吃一颗桃子吧？”于是他拿了一颗桃子。田开疆说：“我率领军队两次打败进攻齐国的敌人。我大概更有资格吃一颗桃子吧？”于是他也拿了一颗桃子。古冶子不紧不慢地说：“我曾经为主公驾着马车渡河，一头巨鼋咬住了左边那匹马，把马车拖向河心。我不会游泳，只好猛吸一口气跳下马车，在河底走了一百步，终于把巨鼋杀死，救主公脱了险。难道我不比二位更有资格吃一颗桃子吗？”说着站起来拔出剑。公孙接说：“我的勇敢不如你，功劳也不如你。我居功恃勇，毫不谦让地拿了一颗桃子，是贪功的小人。但我不是懦夫，敢作敢当。”说完交出桃子，拔出剑自杀了。田开疆也一声不响地交出桃子，拔剑自杀。古冶子看着两具尸体和两颗桃子说：“我们三人本来亲如兄弟，现在为了争这两颗桃子，你们两人都被我逼得自杀了。我如果独活，是不仁；我自吹自擂而羞辱勇士，是不义；悔恨自己做错了事还不肯死，就是不勇。”他把两颗桃子放在两具尸身上，也举剑自杀。使者回宫向齐景公报告：“三个人都死了！”齐景公下令为他们厚葬。
历史名人重复诸葛亮大话政治的人，在诸葛亮之后当以北宋名相范仲淹为最。他的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使他成为永久的历史“正面形像”之一。
殊不知，范氏为自己的集团利益多有回护，引发了超越政治分歧进而成为人格攻讦的无聊争斗。从此以后，无论是王安石变法之败还是南宋的秦岳之争都带上了明显的个人报复性质。从此以后，中国知识分子之间的争斗再无东汉的风节而成为一场场个人恩怨的报复与反报复。
北宋庆历五年（公元1405年，春正月），进奏院举行祭神活动，苏舜钦等人把祭神活动剩下的废纸变卖了，收入的钱用于吃喝。这种吃喝，包括在酒席上招乐妓（相当与现在的泡小姐）。卖废纸凑酒钱已经是一种不成文的规定，卖得钱多时可以吃喝好几天。苏舜钦这次就如此。
范仲淹的政治对手王拱宸（御史中丞）抓住这个细节开始对他进行反攻，向皇帝报告苏舜钦等人用公款大吃大喝。案子的结果自然不利于范仲淹一派，但问题是：为什么这么一个小小的事件竟导致了内阁被废－－杜衍、范仲淹、富弼被罢免职务？其中的人脉关系是：杜范二人为政治同盟，而苏是杜的女婿且是范仲淹推荐的。
在苏舜钦等人狂吃滥喝的宴会上，前宰相王曙的儿子王益柔，年少才高，趁酒劲作了一首名为《傲歌》的诗。诗中寓意狂放，被诬指为有诽谤之意。王拱宸想以此要王益柔的命，多亏韩琦向皇帝进言，王益柔才免于一死。韩琦说：“年轻人一时狂语，有情可原。现在西北战事紧张，攻击王益柔的人置此于不顾，说明心术不正。”
王益柔的父亲王曙曾经推荐过欧阳修等人升官，而欧阳修与范仲淹无论政治观点还是私人关系都至密（－－后来欧阳修为范仲淹的被罢鸣不平，结果被降级外放），王益柔仍同苏舜钦一样是经范仲淹举荐才得到重要职务的。
一场无关紧要的官风问题演化成了一场政治风波。王拱宸在处理完此案后，竟然高兴地说：“这回算一网打尽了！”
一句话，不但暴露出王的个人品质，同时也是对手的一面镜子！
具有讽刺是，范仲淹所主持的庆历新政的改革措施之一就是裁态冗员，而冗员形成的重要原因就是恩荫（任子）政策。所谓恩荫就是官僚的子孙可以因父、祖的地位不经科举途径就能入仕，乃至亲属、门客、学生都可受恩荫。这是宋朝政治败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宋真宗时代，有一名叫王旦的宰相，素有清德之名，一次被荫补即授官的子、弟、侄、外孙、门客、常从达十数人。真宗时代的户部侍朗（相当于民政部副部长）就曾指出冗官的弊端：“州县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到范仲淹时代问题积累到非解决不可的地步。然而，给他惹了大祸的苏舜钦就是荫补的受益人之一，史称他“少以父荫补官”。范仲淹的第三子范纯礼（1031－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