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下)-第3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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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宗宣宗实录告成，叙劳，擢内阁学士，迭署户、工二部侍郎。八年，授工部侍郎。文宗频岁抱病，未能亲行祀典，十年，晋疏言：“近年郊坛大祀，圣躬以步履失常，偶缓亲行，而於遣恭代外，仍先期躬诣皇乾殿拈香，仰见寅畏深衷。惟每届大祀，皇上於前一日辰巳间躬诣拈香，即在斋宫祇宿。今则先期即如临事，请於前一日寅卯间先行诣殿拈香，然后还宫办事。臣尤原慎摄圣躬，养元气，节峻伐之味，复健行之常，於下届郊祀大典照常亲行。”上嘉纳之。知
十一十一年，疏言：“江宁失陷已将十载，总督曾国籓经营防剿，与官文、胡林翼会合攻复安庆，惟所部不足二万人。若合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五省岁入，养兵勇十三万人，以七万分驻防剿，六万大举东征，饷足兵增，庶可一举集事。”又言：“江西首当贼冲，巡抚毓科、布政使庆善皆失人望，请以太常寺卿左宗棠简署巡抚，而於督粮道李桓、前广饶道沈葆桢、浙江道员史致谔三人中简择擢授籓司。”又请以曾国籓总统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五省督办东征军务。上以所筹不为无见，下官文、国籓等议奏。又疏言：“慕陵规制，俭约朴实，万世可法。定陵工程请仿行勿改。”格於部议，不行。知
同治同治元年，调仓场侍郎。南漕初改海运，岁额三百万石，自天津运京仓，偷漏飞洒，岁损米綦钜。迨军兴，江、浙郡邑沦陷，南漕起运才二十馀万石，而偷漏飞洒如故。十年以来，侍郎及监督官凡数易。晋受事，深悉其弊，因循未奏举。六年，事发，左迁内阁学士，偿米二万石。十二年，迁户部侍郎。十三年，卒。知
袁希袁希祖，字荀陔，湖北汉阳人，原籍浙江上虞。道光二十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咸丰二年，大考二等，擢侍讲。三迁侍讲学士。八年，超擢内阁学士。迭署礼、工、刑诸部侍郎。九年，疏言：“咸丰初以道梗铜少，改铸大钱，未几，当百、当五皆不行，惟当十行之。始直制钱三五，近则以十当一。银直增贵，百物腾踊，民间重困。旗饷月三两，改折钱十五千，致无以自活。向日制钱重一钱二分，大钱重四钱八分，以之当十，赢五钱四分。今以十当一，是反以四钱八分铜作一钱二分用也。民间私镕改铸，百弊丛生。今天下皆用制钱，独京师一隅用大钱，事不画一。请悉复旧规，俾小民易於得食，盗源亦以稍弭。”知
十年十年，疏言军事，略谓：“数年以来，地方军事所谓失守，无所为守也，但听其失。即坐以罪，仅革职留营而已。所谓收复，不见其收，自然而复。俟贼自去，即虚报克捷，上状列保，以树植私人。似此用兵，安有成功之一日？臣愚以为今虽败裂，机尚可转。贼窥苏、常久，一旦得之，子女玉帛，其意已餍，不特金陵老贼全股争趋，即天长、六合之贼，亦涎其利。宜乘彼势方散缓，请特选重臣驻清、淮要地，统筹全局。顷谕旨令曾国籓赴两江署任，规复苏、常，自宁国进兵，前后受敌，非万全之计。莫如令胡林翼自江北进攻，牵制安庆；令杨载福以水师直下大江，互相策应；令李若珠力攻天长、六合，以出江浦，遥立声援。密饬国籓潜引锐兵，倍道以取金陵，方为上策。今日劳师糜饷，势无穷已，兼各路统帅散而无纪，其贤者往往深入援绝，血战殒身；其不肖者坐拥厚兵，遇敌辄避；必得重臣领兵统驭，积弊既除，精神乃奋，此转移之机也。”寻署户部侍郎。主
时各时各直省行团练，分遣大臣督办，希祖疏言：“团者一时可集，练非经久不能。即云团练，非五六千人不可。计口授食，费已不赀。即使练成，而此五六千人制敌不足，骚动有馀，坐食赀诎，终虞譁溃。且遴往大臣，万一与有司龃，必至互为水火，转贻大局之忧。请颁明谕，使知团练乃以自卫乡闾，并不以此科敛，亦不必日给口粮，坐守困耗。否则用多费溢，正供无可挹注，不得不取诸民。轻则聚众，重则返戈，大可虑也。”古
英、英、法、俄、美四国合军内犯，天津不守，希祖请暂就和议，迁延旬日，俾部署得以周详。僧格林沁获英官巴夏里，希祖疏请杀之。未几，敌军深入，上巡幸热河。希祖屡疏谏，不报，屡北望痛哭，遂得疾。已而和议成，兼署兵部侍郎。寻卒。古
文瑞文瑞，字叔安，乌苏氏，满洲镶红旗人。道光二十一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擢侍讲，五迁至左副都御史。文宗即位求言，文瑞疏陈四事，请选贤才，明赏罚，广听纳，谨调摄，并录乾隆元年左都御史孙家淦三习一弊疏以进，上嘉之。咸丰三年，粤匪陷武昌东下，疏请於上海、镇江雇用广东红单船，择员统带，以防江面；并密察京师流言，以消逆萌、靖畿辅。上命诸大臣集议增兵筹饷，文瑞疏言：“兵饷为国家大政，遵旨会议，乃大学士等绝无一语及公，言笑晏晏，不知内阁何地，不询会议何事。臣胪举搘持之策，尚书孙瑞珍竟閒辞支吾，自述家私，形同市井。大臣如此，深堪悼叹。”又言：“二月朔为领俸定期，户部款绌，早应筹画。乃於是日清晨请旨，冀以停俸上诿朝廷。又议行钞法，并徵铺税，商民惊惧。请发帑三十万支放春俸，暂可流通，俾商民安业，钞法铺税，暂从缓议。”从之。又疏言：“钞法之弊，放多收少，半为废纸。放少收多，民间钞无从得。若收放必均，是与之甲而取之乙，徒扰无益，非易银钞为钱票不可。拟就道光年间所设官号钱铺五处，分储户、工两局卯钱。京师俸饷，照公费发票之案，按数支给，以钱代银。”并具条目六事。疏入，议行。主
寻兼寻兼署大理寺卿，以天变奏请修省，上嘉纳之。刑部罪人刘秋贵死於狱，文瑞奏：“秋贵无病，一夕而死。刑部后四日入奏，改易日期，涂饰操纵，请严饬根究。”山西崞县民妇王刘氏拒奸死，罪人从轻比，刑部题駮，文瑞复奏：“原拟知州失出，请饬山西巡抚严劾。”上并从之。主
粤匪粤匪入山西境，陷平阳等处，文瑞奏请饬督兵大臣严防入直隶要路。寻自临洺关窜逼天津，命文瑞率兵驻通州。奏言：“通州城垣楼橹损坏，请集款建复。”谕：“此守土之责，统兵大臣不必兼辖。”擢刑部右侍郎。四年，以病乞罢。斋
先是先是文瑞偕克勤郡王庆惠请捐铜铸四项大钱济兵饷，上从其请。及还京，病痊，命仍与庆惠董其事，设局开炉。上命尚书阿灵阿、御史范承典往铜厂查验，文瑞奏劾阿灵阿等擅开炉房，恐有偷漏，上斥其负气任性，降二级调用。同治元年，卒。斋
毓禄毓禄，字晓山，舒穆鲁氏，满洲正白旗人。道光二十一年进士，授刑部主事。累升郎中，迁御史。军兴，安徽、江苏、山东诸省皆暂停秋审。毓禄奏言：“寇踪所至，每先释狱囚，脱其死而置之生，自必原为贼用。虽有投首减罪之例，而愚顽类多不知大义。闻直隶近因贼扰，将秋审诸囚，酌覈情罪，其谋、故、凶、盗、拒捕、杀人重囚，立即正法。其情有可矜及例应缓决诸囚，即予减等发配，诚为权宜变通之道。现有军务省分，应令一体遵办。”知
京师京师行用大钱，当百、当五十二种壅滞不行，毓禄疏请商民应纳旗租、地丁、关税，於例定收钞五成数内专收当百、当五十大钱二成，部收捐项应交钱票，亦一律纳大钱。七年，擢工科给事中，历内阁侍读学士、太仆寺少卿、通政司副使、内阁学士。同治三年，擢工部侍郎，兼管钱法堂。五年，奏言：“宝源局铸当十钱，向系滇省解铜，以铜七铅三配铸。近因滇铜久未解局，市铜低杂，致钱文轻小，例定每钱应重三钱二分。请每届收钱，以三钱为率，不及者即饬改铸。”上斥宝泉、宝源二局不职之两侍郎监督，并下吏议。主
徐继徐继畬，字松龛，山西五台人。道光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御史。迭疏劾忻州知州史梦蛟、保德知州林树云营求升迁，登州知府英文讳灾催徵，荣河知县武履中藉事科敛。又疏请除大臣回护调停积习。斋
又疏又疏陈政体宜崇简要，略谓：“皇上广开言路，诸臣条奏苟有可取，无不通行训谕，惟是积习疲玩已久，煌煌圣谕，漠不经意，轻亵甚矣。臣以为诸臣条奏，或非大体所关，或非时务所急，原不必悉见明文。若事关切要，圣虑折中，期於必行者，即降谕旨，宜重考成。度其事之难易，限年兴革。如仍前玩视，於本案外重治以违旨之罪。此教令之宜简也。六部则例日增，律不足，求之例；例不足，求之案：陈陈相因，棼乱如丝。论者谓六部之权，全归书吏。非书吏之有权，条例之烦多使然也。臣以为当就现行事例，精审详定，取切於事理者，事省十之五，文省十之七，名曰简明事例，使当事各官得以知其梗概，庶不至听命於书吏。此则例之宜简也。考功、职方，议功议过，使百僚知劝惩也。现行之条，苦於太繁太密，不得大体。尝见各直省州县有莅任不及一年，而罚俸至数年十数年者，左牵右掣，动辄得咎。且议处愈增愈密，规避亦愈出愈奇，彼此相遁，上下相诡，非所以清治道也。臣以为各官处分，凡关於国计民生，官箴品行，不妨从重从严；其事涉细微，无关治体，与夫苛责太深，情势所难者，当准情酌理，大加删削。此处分之宜简也。”疏入，上嘉纳。旋召入对，论时事至为流涕。知
十六十六年，出为广西浔州知府，擢福建延邵道，调署汀漳龙道。海疆事起，敌舰聚厦门，与漳州隔一水，居民日数惊。继畬处以镇定，民赖以安。二十二年，迁两广盐运使，旬日擢广东按察使。二十三年，迁福建布政使。二十六年，授广西巡抚，未赴官，调福建。闽浙总督刘韵珂以病乞假，继畬暂兼署总督。福州初通商，英吉利人僦居会城乌石山神光寺，士民大譁，言路以入告，上命韵珂、继畬令其迁徙，久之乃移居道山观。士民以继畬初不力拒，终不慊，言者屡论劾。继畬初入觐，宣宗询各国风土形势，奏对甚悉，退遂编次为书曰瀛寰志略，未进呈而宣宗崩，言者抨击及之。知
咸丰咸丰元年，文宗召继畬还京，召对，称其朴实，寻授太仆寺少卿。诏求言，继畬上疏，略谓：“国家崇尚俭朴，大内宫殿，一仍明旧。惟圆明园为三时听政之地，避暑山庄为秋狝驻跸之地，两处规模，至乾隆间而备。宣宗皇帝暂停秋狝，热河工程一切报罢，惟自正月至十月恆驻圆明园。然三十年中，未尝增一堵一椽，游观不及诸坐落，或报应修，辄令撤去，以故内帑发出外库前后凡千数百万。数年以来，园亭久旷，或谓先朝堂构，不应坐听彫残。方今军务未完，河工未毕，亦料无暇及此。将来两事告蕆，内库稍充，保无以营缮之说尝试者，伏望皇上坚持，苟非万不得已之工程，一切停罢。至於装修陈设，珍奇玩好，可省则省，无取铺张，此土木之渐宜防也。孔子删诗，以关雎为首，义取挚而有别。匡衡之说有曰：‘情欲之感，无介於容仪；宴安之私，不形於动静。’其言有别，可谓深切著明。第以事涉宫闱，绝於听睹，非臣子之所敢言。虽有折槛之忠，牵裾之直，止能言得失於殿廷，岂能争是非於宫壸？故圣帝明王，即以是为修省最切之地。皇上至刚无欲，迩者释服礼成，将备周官九御之制，衍大雅百男之祥。窃以为圣德日新，肇基於此，此宴安之渐宜防也。自古壅蔽之患，由於言路不通，然亦有言路既通，而壅蔽转生於不觉者。皇上御极之初，即以开言路为务。自倭仁一疏，手诏褒嘉，言事者纷纷而起。迩因天旱求言，又复谆谆奖诱，举空言塞责、受人指挥、激直沽名三弊为戒。臣庶大半中材，臣以为空言塞责，事出庸愚，一览掷之，无关轻重。激直沽名，由於器小，皇上予以优容，適足以见圣度。至受人指挥，事涉营私，果其确有可凭，必当明正其罪。总之群言淆乱，衷诸圣人，亦在皇上权衡酌量而已。臣窃计在京言事者，约分三等：以章奏陈者，曰九卿、科道；以章奏陈兼得面陈者，曰部院大臣；不以章奏陈而时得面陈者，曰内廷王公。此三者各有所优，亦各有所蔽。九卿、科道，爵秩未崇，少回翔之意，闻见较广，多采访之途，以风节相磨，以弹劾为职，此其所优也；其所蔽则前之三弊是也。部院大臣，久在朝列，受恩效忠，明习时事，此其所优也；然阶级既崇，天颜日接，顾忌矜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