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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

我主沉浮 作者:周梅森-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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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情况,赵安邦实际上都清楚,过去他是公社党委书记,如今是管农业的副县长,怎 么可能不知道这种情况呢?也正因为如此,他才在不久前省里召开的一次农业会议上提出, 希望第二轮承包的期限能适当延长。可话还没说完,就挨了主管副省长的好一顿批评。因此 ,他便把这情况如实和钱惠人说了:“……惠人,你想想,省里连延长承包期都不同意,怎 么能允许分地呢?你不想让我干这副县长了?”
  钱惠人当即讥讽说:“赵县长,过去你还说我小农意识,你呢?什么意识?是当官意识 吧?就怕省委、地委撸了你的乌纱帽,你都不如安徽小岗村的农民!”
  赵安邦火了,“钱胖子,你别说我,说你:你狗东西是不是想当地主了?”
  钱惠人的回答不无精彩,“想当地主的不是我,是我老爹他们,是刘集乡的那些农民, 他们个个都想当地主,做自己土地的主人,不信,你们一个个去问吧!”
  这次谈话虽说不欢而散,却给赵安邦很大的触动:钱惠人说得不错,几千年来,哪个中 国农民不想成为土地的主人?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农民革命,哪一次又和土地无关?如 果真能把地分下去,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可谁敢这么做啊?
  赵安邦再也没想到,地委副书记白天明就敢这么做,这个土改工作队队长的后代,竟和 钱惠人想到一起去了,于是,便有了震惊全省的那场古龙县分地风波。
  分地风波肇始于春节前夕的一次县长、县委书记联合办公会。这个记忆应该不会错。那 时他只是农业副县长,还不是县委常委,如果开的是县委常委会,他就没有出席的资格了。 还有两个细节他也记得很清楚:其一,调任地委副书记没多久的白天明专程赶到县里参加了 这次会议,会前,大家还一人出了五块钱,集体请白天明吃了顿饭。其二,主持会议的不是 时任县委书记的刘壮夫,刘壮夫正在省委党校学习。主持会议的是县长于华北。于华北从地 委组织部副部长的位置上下来没多久,同志们私下里都在传,说于华北只是下来镀镀金,以 后还要回地委当组织部长的。
  那天的议题是讨论落实第二轮土地承包,省里的文件规定得很明确,再续订五年承包合 同。然而,身为地委领导的白天明却在会议一开始就定调子说:“文件归文件,各县有各县 的情况,我看也不必拘泥于上面的规定,思想可以解放一点,只要有利于将来农业的发展, 有利于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能突破的东西可以突破嘛!”
  白天明这么一说,赵安邦心里又活动了,只字不提省农业会议上那位副省长的批评,明 确提出了延长承包期,“白书记的意见我赞成,上面规定的承包期看来是短了点!为什么就 不能签个十年、二十年呢?这阵子我一直在下面跑,钱惠人和许多乡村干部向我反映,我们 农民同志普遍担心政策会变,都在搞短期行为!”
  于华北证实说:“是的,是的,安邦说的这种担心是客观存在的,农民还是心有余悸啊 ,被过去的政治运动搞怕了,有人就当着我的面说,党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 看来,我们还是要利用这次二轮承包多做解释工作哩!”
  赵安邦冲着于华北摇头苦笑,“于县长,怎么解释?谁相信咱们的解释啊?农民是注重 实际的,最好的解释就是把一包十年、二十年的合同放在他面前!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大 一点,就搞个第二次土改,干脆把土地一次性地分给他们算了!”
  分地的话头几乎没经过大脑的思索,就这么鬼使神差地脱口而出了。
  于华北怔了一下,敲了敲桌子,郑重提醒说:“哎,哎,安邦,这种场合,你这同志别 胡说八道啊!搞大包干人家就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了,什么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 前,一直吵到今天,你还想分地?这不是授人以柄吗?再说,把地分下去和包下去,性质完 全不同,分下去那可真是一夜回到解放前了!”
  应该说,于华北这番提醒是好心。一九八六年,赵安邦和于华北在文山头一次共事,二 人一个县长,一个副县长,住在同一个县委招待所,公私两方面的关系都很好,分地风波发 生前,赵安邦和于华北的关系远远超过和白天明的关系。多年过后,有件事赵安邦仍记忆犹 新:于华北那时烟瘾很大,一天要抽两盒烟,可却出于谨慎,从不收受下面送的烟。赵安邦 不抽烟,却老有人给他敬烟,赵安邦便收集起来,一次次集中送给于华北,什么牌子的都有 。搞到后来,干脆是赵安邦搞不正之风,每月收熟人两三条烟,送给于华北,让于华北既有 烟抽,又保持清廉形象。
  于华北谨慎持重,却并不是思想僵化的人,提醒过赵安邦后,又说:“一包五年的政策 规定,按说不好随便突破,但是,白书记和安邦说得都有道理,我们的思想还是要解放一点 ,我个人的意见,可以考虑一包十年,我们也少一点折腾!”
  白天明和与会的县长、书记、常委们都没再说啥。赵安邦也没再提分地的事,分地只是 发言时的一时冲动,谁都知道不可能实行,于是,就定下了十年的承包期。
  不料,散会之后,白天明却把赵安邦悄悄叫到了县委招待所,绷着脸问:“我说安邦同 志啊,这分地是你的主意呢,还是刘集乡党委书记钱惠人的主意啊?”
  赵安邦那当儿还不摸白天明的底,担心害了钱惠人,打哈哈说:“这事和钱惠人没啥关 系,我也就是在会上随便说说——白书记,你不说要解放思想嘛!”
  白天明这才交了底:“行了,安邦,你别替钱惠人打掩护了,实话告诉你:钱惠人找过 我了,还给我拿来了个材料,我仔细看了,有些说服力啊!耕者有其田嘛,从安定民心和保 护耕地,以及将来农业的持续发展考虑,应该把土地还给农民!”他思索着,又说,“但是 ,有些问题钱惠人没想到,一个乡党委书记,总有自己的局限性嘛,比如说:把地分下去, 农田水利以后怎么办?谁还给你上河工搞水利啊?另外,会不会出现土地兼并的情况,重新 出现两极分化啊?还有,农业迟早有一天要进入现代化,使用大机械,搞产业化,这又怎么 办呢?要全面考虑啊!”
  这是赵安邦再也没想到的,一九八六年的白天明竟然就有这么超前的思索!
  白天明要赵安邦好好搞个调查,拿出个切实可行的方案来,“搞方案时要实事求是,一 定不要有什么顾忌,小岗村的农民同志当年如果有顾忌,就不会有今天的大包干!第一关闯 过了,这第二关,我看也可以试着闯一下!当然,也得学学小岗村的农民同志,只做不说, 钱惠人积极性那么高,可以先在刘集乡搞个试点嘛!”
  那次谈话无疑是历史性的,白天明作为一个押上身家性命闯关的改革者,就此如山一般 耸立在赵安邦面前,而且从那以后,就再没减低过高度。事过多年之后,赵安邦还认为,在 他从政生涯的初始阶段,是白天明让他的思想第一次冲破了牢笼。
  自由的思想开始飞翔,作为主管农业的副县长,赵安邦开始了大胆的闯关。
  事过多年之后,刘焕章提起这件事,还当面和赵安邦说过:“我和省委注意到你,就是 因为那年在文山分地!当时的文山地委瞻前顾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拖到最后才搞,怎么 冒出你这么个主?你胆子不小啊,连土地和生产资料归集体的前提都不坚持了?省委不处理 行吗?怎么向中央交待?当然,改革是探索,探索就允许失误,所以,处理归处理,该怎么 用还要怎么用,否则,以后谁还敢探索!” 
 

 



    
周梅森《我主沉浮》                

  
  七 
  钱惠人又怎能忘记生命历程中的一九八六年呢?一九八六年在中国改革的历史上也许是 个平常年头,而对文山地区的古龙县来说,却很不平常,刘集乡的分地事件石破天惊,把他 推到了一场政治风暴的中心。在风暴中心,赵安邦和白天明真正认识了一个叫钱惠人的乡党 委书记,他呢,也义无返顾地选择了这两位思想开明的好领导。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一九 八六年他在文山的选择,决定了他嗣后的仕途。
  事过多年之后,钱惠人还记得很清楚:一九八六年三月初的一个夜晚,赵安邦顶着早春 的寒风,骑着自行车,独自一人赶到刘集乡他家来了,说是找他喝酒。酒是好酒,泸州老窖 ,两瓶,是赵安邦装在挎包里带来的,挎包里还装着一份卖地试行方案。是卖地,不是他设 想的无偿分地,按方案设计,每亩地根据好坏,以三百至五百元的价,向签过承包合同的农 民出卖。钱惠人不太理解,就着花生米、炒鸡蛋和赵安邦对酌时,不满地向赵安邦抱怨说: “不是分地吗?咋搞成卖地了?”
  赵安邦那天心情很好,有些兴奋,呷着酒,拍着他的手背,亲昵地说:“你这个笨胖子 ,也不想想,不收点钱行吗?以后你这个乡党委书记还怎么当?农田水利用什么钱搞?每亩 三五百元并不算多,从农民这方面说,应该能够负担得起。而从你们乡政府这边说呢,就是 笔大资金啊,十几万亩地卖了,就是五六千万元啊,可以考虑建立一个农业基金,存在银行 里有利息,搞投资滚动发展有利润,搞农田水利建设就有钱了,将来还可以作为农业产业化 的发展基金嘛!”
  钱惠人一下子被说服了,“好,好,赵县长,你想得可真周到、真全面啊!”
  赵安邦说:“这也不是我想到的,是天明书记想到的,天明书记出题目,我做作业嘛! 听着,还有呢!为防止出现土地兼并,造成新的两极分化,卖出的承包地五十年内不许转让 ,至于五十年后是不是能自由转让,我们五十年以后再说!”
  钱惠人直笑,“行,五十年后还不知道怎么着呢,咱就这么先试起来吧!”
  赵安邦笑道:“要我看,五十年后这些卖出去的地也许还得集中起来!小农经济肯定不 行嘛,大农业才是发展方向,但土地怎么个集中法可就不好说了。所以,你钱胖子心里要有 数,目光要放远点,别以为把地这么一分,就把农业问题解决了!这个方案你先好好看看, 和乡党委其他同志小范围地研究一下,有问题就提出来!”
  钱惠人酒杯一放,当场就把问题提了出来,“赵县长,每亩地卖三至五百元不算多,可 很多农民还是买不起啊!就拿我家来说吧,八亩六分地,得三千多块!我一月的工资三十六 块,想结个婚都没钱,一下子哪拿得出三千多?更何况农民了!”
  赵安邦说:“这个问题我和天明书记已经想到了,胖子,你看这样行不行?地款分三年 或者五年交清,另外,信用社也可以搞抵押贷款,把土地证押给信用社贷款!一次性交款给 些优惠,再加上分期付款和贷款,我看完全能启动!”
  钱惠人乐了,“赵县长,这么说,试点方案天明书记、地委县委批准了?”
  赵安邦怔了一下,数落道:“胖子,你猪脑子啊?问这话!也不想想这是什么事?这是 违反政策的,只能悄悄试!你怕丢乌纱帽可以不试,要不怕就闯一下,你狗东西主持搞,我 负领导责任,天明书记和地委县委都不知道,听明白了吗?!”
  钱惠人这才知道,地委副书记的白天明虽然暗中支持分地试点,却不能公开出面,也就 是说,真搞出问题,责任在他,最多赔上个管农业的副县长赵安邦。
  要命的选择就这样摆在了面前,那晚,在昏暗的灯光下,面对赵安邦严峻的面容,他不 是没有退路,他完全可以不冒这个风险。然而,作为一个对土地有着深厚感情的中国农民的 儿子,一个深知农村现状的基层党委书记,这个险他还是决定冒了。天理良心,做出这个决 定时,他真没想到日后会成为白天明、赵安邦的什么亲信骨干,会在仕途上得到这两位领导 的什么重用,后来那些风言风语均属无稽。
  然而,事实证明,在中国有些高压线是不能碰的,有些关是不能胡乱闯的。
  刘集乡的卖地方案试行了不到两个月,全乡十几万亩地只卖了一小半,风声便传到了县 长兼县委副书记于华北的耳朵里。于华北极为震惊,一边亲自出面,跑到刘集乡紧急叫停, 一边向文山地委书记陈同和汇报,把赵安邦和白天明都给卖了。
  陈同和书记开始还不相信,以为于华北谎报军情,要管农业的赵安邦来汇报。
  赵安邦去了,汇报说:“陈书记,刘集乡这只是个试点,不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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