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世界历史的100事件-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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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直到文艺复兴后，英国人才从阿拉伯人那里得到了火药的配方，比我国要落后数百年之久。但重要的是火药主要是通过战争西传的，因此欧洲人把火药主要用于军事目的。
相传，在欧洲第一个成功地制造出具有爆破力火药的是著名学者罗杰尔·培根，也有的说是晚于培根１００年的德国人贝鲁特尔德·施韦策。不过有人对培根的全部著作作了查对后，发现只有一处提到了用火药：“我们以小孩玩具为例吧。世界上有许多地方制造像拇指大的一种东西；东西虽小，但由于其中有一种属于盐类的叫做‘硝’的东西，因此能够爆炸。当硝爆炸时，这个用羊皮纸制的小东西发出可怕的声音，比疾雷还响；所闪的光比随雷而来的闪电还强。”至于鲁特尔德·施韦策，有人认为他是传说中的贝鲁特尔德·尼克尔？穴即黑人贝鲁特尔德？雪，也有人认为他与培根同是方济各会派修士，但他的存在与否，是很令人怀疑的。尽管如此，火药的使用与改良仍在欧洲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真正使火药的威力得到爆发的是在１９世纪。１８１４年，人们发明了雷管。它能在火药起爆的一瞬间，产生高温的火焰和硝酸银，使得以前所使用的点火器和打火石以及含有硝石的导火绳、缓慢传导火焰的石灰，都成为不必要的装备。１８４６年意大利化学家索布雷罗发现硝化甘油，但是该物质对震动很敏感，危险性大，不宜生产。１８６７年，诺贝尔把硝化甘油与木浆、硝酸钠等混合，首次制成烈性炸药，使用安全而威力不减。１８７５年诺贝尔把棉花浸透硝酸及硫酸，制成硝化棉，再混合硝化甘油，成为胶质炸药，坚韧防水，可塑性高，特别适合放入矿场爆炸孔内进行爆破。
１８８４年，法国化学家维埃利制成最早的无烟发射剂，把爆发速度减慢。他把硝化棉浸于乙醚和酒精里成为胶质，再压成片状切条干燥使之硬化，这样，炸药便只能由外至内燃烧。
火药虽然为中国人所发明，但是最终在西方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同时又推动了西方文明的进步。
影响
火药的发明是我国人民对世界科学所做的巨大贡献之一，为人类的文明史写下了不朽的篇章。１２世纪时，火药还未传入欧洲，士兵们只得像堂·吉诃德那样，骑在马上用盾牌、长矛、刀剑进行冲杀。人民根本无法用这些原始的武器，冲开贵族领主们所盘踞的坚固城堡。火器的改进使战术进入了技术阶段。个人的英勇敌不过机械的技术，谁能使用比较优越的兵器，谁就是可怕的敌人。诚如西方军事学家富勒所说：火药的使用，使所有的人变得一样高，战争平等化了。火药、火器传到欧洲，不仅对作战方法本身，而且对资产阶级战胜封建贵族起了一定作用。恩格斯曾这样评价过：“火药和火器的采用决不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是一种工业的，也就是经济的进步。”
技术的发展也有助于欧洲对外扩张。由于火药传入欧洲，促进了欧洲军事技术的进步。德国人发明了一种铸炮技术，一种较小的铜炮开始装备在船舷上，新火炮能发射重达５０－６０磅的铁丸，因而能击毁３００码射程内的船体。海战为之而变，由占领敌船的肉搏战变成了舷炮齐射的炮战。对军舰也重新予以设计，很快每艘军舰平均能架置４０门炮。正是这些技术上的优势使欧洲人海上探险大获成功。
第二部分 耶稣的诞生第29节 黑死病的爆发
流行性淋巴腺鼠疫，俗称“黑死病”，这是一种以老鼠和跳蚤为传播媒介、传播速度极快的传染病。中世纪时，一场肆虐欧洲的黑死病，加上战争和饥馑，使欧洲约半数人口命丧黄泉。就这次灾难所导致的死亡人数、混乱程度和恐怖心理而言，超过了２０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
灾难频仍的年代
从公元１３００年前后一直到１５世纪中后叶，欧洲各地灾难频仍。这些灾难的严重程度骇人听闻，其持续时间之长甚至让许多人绝望。在这些日子里，欧洲地力衰竭，气候变冷，暴雨频频，农业生产严重倒退，饥馑随之蔓延开来。这些被称作“上帝的惩罚之举”的顶点，就是黑死病以灾难性的规模传播。
鼠疫是由鼠疫杆菌引起的烈性传染病，原本系鼠间或鼠、狗、猫、兔间传播的自然疫源性疾病。鼠和猫等动物得鼠疫可以致死，而狗患病后可康复。人间鼠疫多由受染家鼠（来自野鼠）身上的跳蚤叮咬后传给人的。鼠疫的传染性强、病死率高，易造成大流行。
以前鼠疫也曾流行于北非各地，６世纪中叶一度出现于欧洲，此后，传染病很少四处蔓延。１３４７年，由寄生在老鼠身上的跳蚤携带的耶尔森氏鼠疫杆菌经地中海各港口传到西西里岛。１３４８年，传到了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和英格兰。１３４９年传到奥地利、匈牙利、瑞士、德意志各诸侯国和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１３５０年传至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和北欧。此后，又于１３６１～１３６３年、１３６９～１３７１年、１３７４～１３７５年、１３８０～１３９０年多次复发。
当时肆虐欧洲的鼠疫分为腺鼠疫和肺鼠疫两种。因跳蚤叮咬而感染上的是淋巴腺鼠疫，病人的腹股沟或者腋下会出现很大的肿块，继而转为坏疽。随后，病人的四肢也会出现黑色斑点，接着出现的症状便是腹泻不止，3~5天内便会丧生。肺鼠疫是因呼吸感染而致，患病者在大约３天内便会因肿胀甚至咯血而死，死后全身皮肤发黑，故有“黑死病”之称。
有些人前一天晚上上床入睡时还好好的，但经过一夜的痛苦挣扎，天明时便停止了呼吸。在海上，有些船只因水手接二连三地丧生，而致使无人驾驶，长时间地在海面上孤零零地漂荡。
老鼠和尸横遍野的欧洲
在整个１４世纪里，黑死病在欧洲各地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一般说来，城镇中的死亡率要高于农村。在许多人口密度较大的城市，死亡率超过５０％以上。在许多地方，“尸体大多像垃圾一样被扔上手推车”。１３３５年时的图卢兹城共有３万人左右，到１３４０年减少到２．６万，１３８０年只剩下８０００人；东诺曼底的人口在１３４７～１３５７年的１０年间减少了３０％，到１３８０年又递减了３０％；在皮斯托亚城郊的农村中，１３４０～１４０４年间人口竟减少了６０％。据估计，在１４世纪的１００年中，黑死病在欧洲共夺去了２５００多万欧洲人的生命，约占当时全欧洲人口的１/４。
据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伯恩斯等人写的《世界文明史》一书中的估算，这次黑死病对欧洲的袭击，再加上战争、饥馑等原因，西欧的人口在１３００~１４５０年间减少了至少一半，甚至于“很可能减少了２/３”。
欧洲的“土著”鼠类是褐鼠，其本身并不携带鼠疫杆菌。过去，欧洲人认为，１４世纪欧洲鼠疫大规模流行的原因是由于亚洲黑鼠在十字军东征后不久？熏入侵了欧洲，赶跑了欧洲褐鼠，进而侵入了欧洲人的住宅和谷仓，为东方报仇。因此，有些欧洲人竟毫无根据地将黑死病肆虐的原因归咎到印度和中国的头上。甚至在２０００年出版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中，还明确将这场人类社会的空前浩劫标注为“由亚洲黑鼠引起的”。事实果真如此吗？
研究表明：约在公元８世纪，即法兰克王国的加洛林王朝时期，欧洲便发现了黑鼠。公元１１世纪时，在欧洲已有黑死病的记录。况且，褐鼠一般在房屋的地下室里建窝，而黑鼠则通常在谷仓里面居住，两种鼠类在占满各自的地盘前，彼此互不侵犯。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场灾难呢？
现代科学表明：中世纪时，整个欧洲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生活条件极其简陋。那一时期的城市基础设施也相当差，人们生活在肮脏不堪的环境当中。人们在室内卫生、个人卫生方面的知识和意识很少，在城市内仍随处可见人畜共居的场景。许多城市鼠多成灾，各种疾病，特别是传染病肆虐欧洲大陆，最终导致１３４６～１３５１年的全欧洲鼠疫大流行。
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年鉴学派的开山鼻祖费尔南多·布罗代尔在其所著《１５至１８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中认为：鼠疫在１８世纪的衰退，根本原因是在１６、１７和１８世纪历次城市大火后，原有的木屋被石头房子所代替，室内卫生和个人卫生有所改善，小家畜远离住宅，从而使跳蚤失去了繁殖的条件。
鼠疫在欧洲的泛滥，在很大程度上还因为鼠类的天敌——猫在中世纪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当时，教会无中生有地对猫横加指责，说猫和猫头鹰有极其相似的外表，认为猫在夜间令人毛骨悚然的鸣叫和闪烁凶光的眼睛，正是魔鬼撒旦的化身、造祸女妖的帮凶，是与魔鬼结盟的异教畜生。人们在教会蛊惑下，也把猫看成是魔鬼的化身，认为它会随时给人带来灾难，从此猫从征服了鼠疫而奉为神猫的崇高地位急转直下，巨变为邪恶的代表、不祥的动物，受到人们的鄙视，甚至杀戮。在教会的淫威和鼓动下，人们像对待势不两立的仇敌一般对待猫，这使中世纪的猫的数量大为减少，几乎处于濒临灭绝的边缘。猫的遭灾，导致鼠害泛滥，终于在１４世纪又爆发了一场可怕的鼠疫。
绝望中的生活
这次灾祸所造成的影响，远远超过因死亡人数过多而带来的萧条景象。残存的家人，大都分散各地。有许多人因受不了这种痛苦而发疯，也有不少人因此而自杀。政府为了掩埋堆积如山的尸体，不得不释放牢里的犯人。
当人们对天父的信心逐渐丧失时，少数人开始做黑弥撒，崇拜一些恶魔和恶魔的爪牙，他们在神职人员所弃置的教堂祭坛上祭祀动物的头盖骨、骨架、内脏和可怕的偶像。
在黑死病开始蔓延时，人们拼命地祈祷，希望天父能解救他们的痛苦，但是情况愈来愈糟，人们开始对教会感到失望。一些主教、祭司也不顾濒死者的需要，从教堂中逃开，放弃神职。但大多数主教却坚守岗位，决心殉教。
有些信徒们将此事归咎于主教和祭司们，认为他们未能很好地侍奉天主，惹得天主震怒，不愿照顾他的子民，将众人的祈祷也置之不理。人们对旧教的信仰逐渐动摇，迫切需要另一种新的宗教来满足精神上的渴望。
整个欧洲的经济生活，也因此而受到严重打击，由于劳动力减少，而促使工资急剧上升，高达以往的二三倍。农奴们此时能以劳力交换钱币和日用品，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已逐渐转变为自由贸易的经济体制，许多农奴都被释放了。
由于劳工人数大量减少，一半以上的土地荒芜了，封建地主们处于艰难的境况中，他们不能再要求农奴们从事义务劳动，如果他们订的工资过低，农民们就会群起反抗，不再听命于地主。这些农民们已了解到自己劳力的价值，不愿再廉价出售。封建地主们只好将以前的农田，改为放牧地。
由于穷人的生活条件和卫生条件更差，类似鼠疫的传染病在穷人中的传播更为广泛。１５６１年，图卢兹的一名市民心安理得地写道：“传染病只在穷人中流行……全靠上帝保佑，让疫病适可而止……富人也要小心提防。”在当时的萨瓦地区，每当疫病过去后，富人重返他们经过认真消毒的房舍之前，总会让一个穷女人先在那里住上几星期，让后者用生命做试验，证明一切危险均已排除。这一切，恰如让—保尔·萨特所言：“鼠疫猖獗无非使阶级关系更加激化——穷人受难，富人幸免。”
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著名人文主义作家薄伽丘于１３４８～１３５８年创作的短篇故事集《十日谈》，即以１３４８年鼠疫的流行为背景，讲述了１０名青年男女逃到乡间别墅躲避灾祸，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以消磨时间，一共讲了１０天，故事集因此得名。
１６６４年伦敦发生鼠疫，英国王室逃出伦敦暂住牛津，市内的富人也纷纷携家带口匆匆出逃。一时间，在伦敦竟不再有官司打，因为“法律界人士已全都移居乡下”。伦敦城有１万余所房屋被遗弃，有的用松木板把门窗钉死，有病人的住房都用红粉笔打上十字标记。
影响
国际上把对鼠疫等传染病的防治称为“第一次卫生革命”。在１８世纪前后，欧洲各国积极加强基础卫生设施的建设，如上下水道的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