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作者:刘统-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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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兵临城下，北平解放只是时间问题。在新旧交替的历史关头，何去何从，不仅是对傅作义集团官兵的考验，也是对北平众多高级知识分子的考验。从11月开始，南京方面就预感平津不保，蒋介石指示“中央研究院”院长傅斯年将北平的一批名教授接到南京来。并策划北大、清华等学校南迁事宜。并派曾任北大训导长、教授的国民党青年部长陈雪屏飞到北平承办此事。事关重大，各校都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清华校长梅贻琦约了冯友兰等几位教授请陈雪屏吃饭。陈当场宣布，南京派了专机来接诸位先生，如果愿意走，可以同他一起出发。在座的人反应冷淡，不置可否。几天后，梅贻琦在家里召开了最后一次校务会议。散会后他对冯友兰说：“我是属牛的，有一点牛性，就是不能改。以后我们就各奔前程了。”梅贻琦已被孙科内阁任命为教育部长，不走不行。而冯友兰等教授都看清了局势，决心留下来。梅走后，冯以校务会议主持人身份管理清华，等待解放。＇1＇北大接到国民党“抢救”教授的名单后，秘书长郑天挺觉得事情难办，于是公开征询意见。结果名单上的教授大多数不想走。当时大家最关心校长胡适的态度。因为12月17日是北大五十周年校庆，胡适没有说要走。一天，季羡林教授到办公室找胡适说事，忽然有人来告诉胡适：昨天夜里解放区广播电台有专门广播，劝胡适不要走，并说将来仍然让他当北大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而胡适微笑着反问了一句：“他们要我吗？”季羡林感觉胡已经胸有成竹，要跟国民党跑。但又不能说他对共产党有刻骨的仇恨。在政治上，他有时候想下水，但又怕湿了衣裳。胡适的立场与北大教授学生不
同，使他作出了投奔南京的决定。＇1＇北平是文化古都，还有大量珍贵文物。南京行政院下命令给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将故宫的珍贵文物装箱运往南京。这时，在故宫工作的朱家接到中共华北局城工部的密信，要他坚守岗位，保护文物。当马衡指示他“抓紧准备，但不要慌”时，他与同事商定，尽量拖延。其实当时装箱的器材很充裕，几天就可以将文物装妥。然而朱家他们登记目录就用了好几天，马衡也不催问。当行政院再次催促起运文物时，马衡表示飞机场不安全，文物暂时不能运，以后派专人押送。到北平解放，这件事也没办。后来朱家问马院长：“是不是有意拖延？”马笑答：“会心不远。”原来他也接到了地下党的通知，要他保护文物，留在北平。但是抗战胜利后从重庆迁移到南京的2972箱国宝（其中大部分是故宫的珍品），则在南京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政府运到台湾。＇2＇在城里的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徐悲鸿也接到南京要他们迁校的通知，并汇来一笔“应变费”。徐悲鸿召集校务会议，在会上第一个发言，提出不迁校的主张，得到吴作人、叶浅予等多数教授的赞同。虽有少数人反对，在表决时赞成不走的占了压倒多数。于是徐悲鸿将南京汇来的钱给全校教职员发了生活费，并留下一部分钱给学生会，购买一批粮食，预防围城期间可能出现的饥荒。徐悲鸿不仅自己不走，还动员齐白石等艺术家也不要走，大家一起迎接解放。＇3＇当解放军的炮声在北平城外响起的时候，乘飞机离开北平的只有清华校长梅贻琦、北师大校长袁同礼、北平研究院院长李书华等极少数人，国民党“抢救”名单上的教授绝大部分都没走。梅贻琦等搭乘的第二架飞机到了南京，教育部官员到机场去接，以为有许多名教授过来了。不料大失所望，下来许多不相干的人。因为飞机有空位，袁同礼的老妈子也上了飞机。傅斯年一怒之下，通知停派飞机。＇1＇胡适的出走是临时决定的，家中的藏书、信件、日记全都扔下了。12月15日下午飞机到达南京后，教育部长朱家骅、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和蒋经国等都到机场迎接，蒋介石还设宴款待他。但这些礼遇都没让胡适感到高兴。17日是北大校庆，在南京的北大校友举行纪念会。胡适致辞时痛责自己是“北大的逃兵”，“而且是一极不名誉的逃兵”。他在台上声泪俱下，在座的也神色黯然。＇2＇与此同时，北大也在举行校庆。原本准备大操大办的盛事，因胡校长的飞去而告吹。城外炮声隆隆，城内惶惶不安。大家都在猜测，学校会不会受损失，还有谁会飞走。主持学校行政事务的秘书长郑天挺教授对学生发表谈话，表示他绝不走，一定和大家一起保护好学校。他说他平生注重“敦品”，即信守诺言，不会说不走而又走了。郑天挺的表态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学校照常开课，行政工作井然有序。为了表达对郑先生的敬意，校庆那天，学生自治会向郑先生赠送一面锦旗，上面写着“北大舵手”四个大字。＇3＇在南下的少数教授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史学家陈寅恪。12月12日，浦江清教授去拜访他，陈已表示南下之意。陈说：他不反对共产主义，但不赞成俄国式的共产主义。一旦形势变化，“那时左右分明，中间人难于立足。”＇4＇当天夜里，清华园北面炮声隆隆，陈寅恪一家迁入城内中央研究院宿舍躲避。两天后傅斯年来电话，说有专机接他们去南京。15日晨，陈寅恪、胡适两家在中南海勤政殿前上车，去南苑机场上飞机飞往南京。＇5＇他在南京只住了一夜，便乘火车到上海，再乘轮船南下广州。如果说陈先生是响应了国民党“抢救教授”的号召，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陈先生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早已看透。1940年春，他到重庆出席中央研究院会议，蒋介石宴请各位学者。这是陈第一次与蒋接触，“深觉其人不足为，有负厥职”。在《庚辰暮春重庆夜宴归作》诗中写了“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之句。1948年金圆券风潮后，一向言行谨慎、很少评论时政的陈寅恪在1949年夏写了长诗《哀金圆》，辛辣地讽刺“睦亲坊中大腹贾，字画四角能安排”的王云五（王曾发明“四角号码字典”，大发其财）和“指挥缇骑贵公子，闯户掘地搜私埋”的蒋经国。他以历史学家的春秋笔调写道：“金圆数月便废罢，可恨可叹还可。党家专政二十载，大厦一旦梁栋摧。乱源虽多主因一，民怨所至非兵灾。”＇2＇陈寅恪一生久经战乱的颠沛流离，渴望过上安定生活。1948年夏，他接受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的聘请，已经决定离开清华，到广州执教。所以他事先就将书籍等物托运南下，可谓是有备而去，不像胡适仓皇出走。但是离开北平之前，他还是充满了伤感。在《戊子阳历十二月十五日于北平中南海公园勤政殿前登车至南苑乘飞机途中作并寄亲友》诗中写道：
临老三回值乱离，北平卢沟桥事变、香港太平洋战争、及此次
蔡威泪尽血犹垂。
众生颠倒成何说，残命维持转自疑。
去眼池台成永诀，销魂巷陌记当时。
北归一梦原知短，如此匆匆更可悲。＇1＇既然如此，非走不可么？陈寅恪矛盾心情是很复杂的，他写的一份自述中说：“当广州尚未解放时，伪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多次来电催往台湾。我坚决不去。至于香港，是英帝国主义殖民地。殖民地的生活是我平生所鄙视的。所以我也不去香港，愿留在国内。”＇2＇但是对新中国，他又感到陌生，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1950年3月广州解放后，他写了《庚寅元夕用东坡韵》：
过岭南来便隔天，一冬无雪有花妍。
山河已入宜春槛，身世真同失水船。
明月满床思旧节，惊雷破柱报新年。是夕有空袭。
鱼龙寂寞江城暗，知否娥换纪元。＇3＇在“换纪元”的历史时刻，陈寅恪却表现出一种失落，如同船离开了水。当中国进入一个新纪元的时候，就是同一社会阶层的人士也会产生分化和动荡。有的兴高采烈，有的黯然伤神，还有的虽然感到了变化，还想置身在外，静静地观察一下，陈寅恪显然属于最后一类。梅贻琦、陈寅恪走了，清华留下来的众多教授学生却在兴奋的心情中等待解放。12月16日早晨，国民党军队全部撤到城里，解放军还没有到，清华、燕京大学所在的海淀镇这一带成为“真空”地带。可是社会秩序很好，人民安居乐业。清华校内，也很平静，师生们生活照常。过了几天，解放军才开到海淀。他们没有进清华，只在校门口设置了一个岗哨，有一个解放军在那里站岗。清华的师生都出去欢迎解放军，同他们谈话，很是亲热。冯友兰的夫人也出去了一趟，回来对冯说：她看见在校门口站岗的那位解放军同志，是赤着脚穿鞋，她打算送他一双袜子。冯说：“你去送试试，恐怕他们不要。”她拿了一双袜子，去了不久，回来说：“他果然不要。”冯友兰想：“常看见书上说，某某军所到之处‘秋毫无犯’，以为这是溢美之词，未必真有那样的军队。可能过去是没有的，解放军可真是‘秋毫无犯’。我还想到，不记得什么书上说的一句话：‘王者之师，有征无战。’这次解放清华，不就是‘有征无战’吗？后来才知道，称解放军为‘王者之师’还是不恰当的，他们是人民的子弟兵。”＇1＇12月19日，国民党的飞机打破了西郊的平静。那天下午，清华和燕京大学都遭到空袭。国民党飞机一共扔了十几个炸弹。虽然没有人员伤亡，但大家都表示了对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愤恨。中外教授联名写了抗议信，送到城里去。与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8日晚上，张奚若教授带了两位解放军干部来到梁思成、林徽因教授家里，他们向梁思成、林徽因行着标准的军礼，自我介绍说；“梁教授，我们受解放军攻城部队的委托，来向先生请教，城里哪些文物建筑需要保护。请你在这张地图上标示出来，以便我军攻城的炮火能够避开。”梁思成和林徽因激动了，他们顾不上多说什么，在两位军人带来的那张军事地图上一一标出北京市重要的文物古迹和建筑群落，那是他们视为生命一般宝贵的文化遗存。临走时，一位军人对他们说：“请你们放心，只要能保护文化古迹，我们就是流血牺牲也在所不惜！”那天，梁思成、林徽因久久不能入睡，他们感到：这样的政党、这样的军队，是值得信赖和拥护的。
将革命进行到底
当国民党政权在军事上全面溃败，在经济上全面崩溃的时候，蒋介石把挽救败局的最后希望寄托在美国的援助上。1948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援华法案》。决定向国民党政府提供总数为4。83亿美元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其中3。63亿美元是商品援助，包括农村和工业的重建项目。1。2亿美元是赠款，用于总统认为可行的“中国政府所决定的任何用途”，就是军事援助。这些援助将在15个月内陆续给予国民党政府。＇1＇蒋介石急切盼望这些援助能及时到位，但是美国政府却像一个吝啬的施舍者，迟迟不肯兑现自己的承诺。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顾维钧感到：“1948年初，中美之间的关系已经恶化到美国政府似乎对中国政府本身所处的困境已毫无同情的地步。他们勒紧钱袋。不肯对中国扩大军事援助与经济援助。对中国政府处理中共问题的态度和政策存在着明显的不满，对军事情况更加不满。在压力之下，美国政府最后决定对中国扩大经济援助，但绝不扩大军事援助。就是在经济援助方面，也好像仅着眼于纾解人民所受的苦难，而不愿为减轻政府及共国库的财力重负而提供经济援助。”＇2＇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博士亲眼目睹了国民党政府的失败，他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给几个钱就能解决的，关键是国民党必须革除腐败，实行民主改革。美援就是他迫蒋改革的一张牌，中美关系史专家邹谠先生写道：
在华的美国官员们与国民党政府之间在政治目的上有矛盾，可能这是在援华法令下装运军火到中国发生迟滞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一个时期内，司徒雷登大使企图用美援为工具对蒋委员长施加压力，促使他任用适当的人担任关键职务，并执行改革的方案。最高统帅的手腕比司徒雷登大使更高明，他呼吁美国国会内支持他的力量对政府施加足以迫使它重新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