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铜床-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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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地区。
整个五六十年代，供销社担负起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物资交流的重任。代国家统一收购农民手中的棉花、烤烟、工业用麻、蚕丝、蚕茧、羊毛、茶叶等重要的农副产品。组织东北的高粱、玉米、大豆调往华北、华东，再把华北、华东的棉布、毛巾、袜子、背心以及花椒、红枣、柿饼、茶叶、红糖运往东北等地。
就像当年放下笔杆拿起枪杆，学习如何打仗杀敌一样，赵新民和他的战友们，这回是放下枪杆拿起算盘，从头学习如何管理一个幅员广阔的国家。赵新民投身其中乐此不疲，一年到头奔波于城乡各地，那时候，似乎每个人都觉得天是新的，地是新的，人也是新的，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 的高涨热情，洋溢在每个人的脸上。
李秀珍一直在北京医院做着护士的工作，虽然赵新民三天两头不在家，但家里可爱的孩子和医院繁忙的工作，让她觉得日子过得安宁而充实。一天，她所在的高干病房住进了一个认识的病人，不是别人，正是隔壁院王晓军的父亲王全。既是熟人，又是邻居，李秀珍自然对王全多了些照顾。
王全平常出门进门经常会碰见赵新民这个年轻漂亮的妻子，彼此互相打个招呼问声好。王全挺留意这个年轻漂亮的邻居，每次遇到总要多看上几眼，现在看着她穿着洁白合体的护士制服，在病房里忙碌着的身影，更是别有一番风韵触动了他的心头。
王全在心里暗暗将李秀珍和前来探视的自己的老婆进行了比较，这样的比较让他感到更加的怅然若失。他和妻子是在延安时期认识结婚的，现在在他眼里，自己的老婆已臃肿得像一块发了酵的面疙瘩。而看看周围那些进城后才结婚，或者又结婚的高级干部，他们的女人哪个不都是如花似玉娇艳欲滴的。他很后悔当初结婚太仓促，既然铁定了心跟着共产党造反打天下，为什么就不能等到打下江山后，再好好挑一个像李秀珍这样年轻漂亮的呢？王全只是这样想着，脸上并没有流露出一丝一毫的痕迹，几十年严酷的政治斗争，早已使他练就了一副喜怒不显露于形色的娴熟技巧，这是一个政治家最基本的生存本领。
王全做的只是个小手术，几天就痊愈了，但他在高干病房里又多住了些日子，和秀珍唠了许多家常。出院后，他便成了经常上赵新民家串门的常客。开始的时候是为了感谢李秀珍在住院期间对自己的照顾，后来，理由多变成了找赵新民商谈工作。这也正常，当时赵新民掌管的供销合作社已成为了一个庞大的系统，有人员、有资金、有物资、有设备，党、政、军、民各部门有许多动钱动物的事情，也想通过供销社来办，被各部门形象的称誉为“公共汽车”，这为王全提供了更多登门致谢的机会。
王全在红军时期就开始做政工工作，非常善于与他想笼络的人取得信任和好感，再加上两家的孩子整天在一块儿玩，这样一来二去，两家就异常的熟络了。赵新民在家的话，星期天王全会去找他杀上两盘棋，赵新民不在的时候，王全表达了更多的对秀珍母子的关心。放假的时候，他亲自驾驶自己的部长专车，带着孩子们到郊外的风景名胜游玩，做医护工作的秀珍自然每次都跟着去了，而且她也确实玩得很开心。在孩子们的心目中，王全也成功的塑造了一个慈爱的父亲和叔叔的完美形象。一年四季，王全还给秀珍送去各种难得一见的时令瓜果，烟台的苹果、广西的荔枝、新疆的哈密瓜，应有尽有，说是送给孩子的，但送的数量很多，其实是让秀珍也能品尝得到。
其实，秀珍知道自己丈夫的官当得和王全的一样的大，权利也一点不比王全的小，特别是还掌管着供销系统，弄这些吃吃喝喝的生活用品应该更容易，但赵新民却从来不往家里拿这些只有“特供”的高级干部才有权享用的“奢侈品”。虽然自己也在“特供”之列，但他常对秀珍说，国家还很困难，所有的物资都十分短缺，作为党的高级干部，更要以身作则带头节约。秀珍知道丈夫肩上的责任，从未为了这些向丈夫抱怨过什么，但失去过两个年幼的孩子的她，在小援朝身上倾进了自己全部的母爱，即便是这样，她也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时，才有过开口让丈夫想法子给孩子多弄些吃的，结果为了这件事，夫妻俩还第一次吵了架红了脸。
一次，赵新民又在外地组织物资去了，王全听到小援朝和自己的儿子玩耍时说他妈妈生病了，于是王全带着关切的表情，提着一网兜的营养品，第一次迈进了赵家的卧室。一进门，横亘在眼前的那张巨大的铜床，就把他给震住了。
苏维埃时期打土豪，解放战争攻城略地，没收大官僚大资本家的房产，这些官宦人家豪华讲究的布置和陈设，王全没少见识过，但如此之大的铜床，如此精美华丽翻云覆雨般的纹饰，几乎漫无边际的雪白的床榻，还有那暖人肺腑的古铜光泽，这大铜床的每一个细节都让王全的心中大为震动。见到大铜床的第一刻，他就清晰的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在不受控制的被它吸引了过去。
“妈，王叔叔来看你来了。”小援朝跑在前面去叫他的母亲。
“啊，是王部长来了！真过意不去，我这点小病还麻烦您跑一趟。”看到王全进了屋，秀珍挣扎着从床上坐起来。
“别动别动，秀珍同志你病还没好，快躺下吧……”王全很想伸出手去搀扶秀珍，但他忍住了，时机未到，他从不做任何没把握的事情。
接下来王全说了许多极尽安慰体贴的话，具体都说了些什么，他自己一句都没记住，他的脑子全被那张巨大的铜床给占满了。站在大铜床的跟前，王全产生了一种奇异的感觉，觉得自己就像一介卑微的草民，立在了帝王巨大的銮座之前。不过銮座的华美壮丽，却没有给他带来多少威严的震慑，反到引发了心中窥伺觊觎的冲动。而铜床上小鸟依人一样的女人，秀色可餐楚楚动人，则是鼓励他一登宝座之后，可以搂在怀中细细把玩的猎获之物。
王全告辞出来，在跨出房门的那一刻，他已清楚的知道，假如不把这个女人和这张铜床搞到手，他这辈子是很难得以瞑目的了。不过，走在回家的路上，出于多年政治生涯养成的习惯，他把这次探视的过程反省了一遍，觉得应该不会有什么地方能让秀珍觉察到了自己心中的失态。他不着急，在机会不好的时候，他非常善于等待。
对于越想得到的东西，他越有不露痕迹的持久耐心，而且对于政治风云的莫测变幻，他还有着异乎寻常的灵敏嗅觉，这两条是保证他平步青云长久不倒的看家本领。王全像久经沙场的猎豹一样，竖起每一根汗毛，全神贯注的盯着尚未察觉到危险的猎物，耐心的等待着最佳的出击的时机。
他依旧笑容可掬的偶尔到赵新民家串串门，拉住赵新民下两盘棋，或者泡两壶好茶，聊一聊闲天。见着秀珍，脸上也依旧洋溢着亲切的笑容，亲切的叫她秀珍同志。这样的日子过了好几年，直到一九六五年底，集军、政、公安诸多大权于一身的罗瑞卿被突然被打倒，政治气候急转直下，王全敏锐的嗅到了空气中血腥的气息。
王全深知，官场之中，一个人的获得一定意味着另一个人的失去。为官之道，就如搭船出海，风和日丽时，须小心谨慎恪守尊卑，而惊涛骇浪中，到可以看准风向，放手一搏。
王全加强了“走动”，在大多数人还远未明白这场风暴会有多大，又该往哪边刮的时候，他就早早拜访了他的老首长，在老首长面前表了决心。战争时期，老首长以善战闻名，可谓功勋卓著。解放后，老首长虽然身兼数个高级领导职位，但已在半退休状态，五一节和国庆日一律不上天安门。渐渐，大家就都知道他身体不好，神经衰弱，怕光、怕风，从不出门。不过，和王全私交甚好的老首长的秘书私下告诉王全，最近一段时间，老首长活动多起来了，身体比以前好多了，那些病症也全都消失了。
在老首长的家中，王全诚惶诚恐的坐在老首长的对面，身体僵硬，只有一小半屁股落在沙发的边沿上。但他胸脯挺直，态度果决的说，早在战争年代，从一些人反对老首长的言行中，他就看出了罗瑞卿和彭真不是好人，到现在更看清楚了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真面目，但碍于他们手中的权势，象他这样的一般干部，一直没敢站出来和他们做坚决的面对面的斗争。这次来，专程向老首长检讨自己以往与这些坏人斗争不够坚决的错误，决心在今后的工作中，与一切反对老首长，反对毛主席的反党份子做最坚决的斗争。不管他是多大的官，也要像毛主席经常教导的那样，舍得一身刮，敢把皇帝老儿拉下马。
说这些话的时候，罗瑞卿刚被打倒，但彭真还是中央书记处的书记，同时还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市长，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他会马上失势。如果此时别人听到他把彭真和罗瑞卿相提并论，一定会大吃一惊，但在王全看来，这其中的逻辑其实再简单不过。彭真与罗瑞卿一样，以往与老首长有过重大过节，既然老首长重新出来“主持工作”，那这些主要的政敌，没有不被彻底清算的道理。
虽然王全自信自己的判断决不会有错，不过他还是希望在自己表过决心后，能得到老首长某种明确的授意。但他失望了，自始至终，老首长半躺在沙发里，双眼微合，连眉毛都没翘一下，当他把所有的话说完，静默了好一会儿，老首长才睁开眼，对他说了一句：“王全啊，谢谢你来看我，时候不早了，你先回去休息吧。”
“那好，那好，那我就先回去了，老首长您也早点休息，多多保重身体！”王全象温顺的羊羔迎奉自己的饲主一样，迎奉着老首长的目光，希望能从中读到点什么，但他再次失望了，老首长的目光淡如无物。
回去的路上，王全疲惫的靠在小车的后座上，回想着刚才的每一个细节。这是招险棋，老首长的不置一词，使他对这次谈话所会带来的福祸失去了判断。他叹了口气，睁开眼看着窗外北京深冬的夜景，忐忑不安的想着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结局。快到家时，他才突然想到，当他把彭真也说成是象罗瑞卿一样的反党份子时，老首长却没有制止他，而让他接着说了下去，这难道不是给了他最好的暗示吗？想到这，王全重又兴奋了起来，看来自己的造化比起老首长来还真是浅多了；这次下注是百分之一百的下对了。王全摇下车窗，深深吸了口夹杂着雪花的北京深冬的新鲜空气。
果然，没过几个月，毛泽东就点了彭真的名，决定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直属政治局领导，审查“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问题。同时全党下发《五•；一六通知》，《通知》认为当前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领导权都不在无产阶级手里。这个著名的《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暴风骤雨的文化大革命的正式来临。
所有与“反党集团”有瓜葛的官员都将遭到清算；王全接到调令，调进专案审查委员会，荣任负责人之一，官阶升至正部级。赵新民在公安部与罗瑞卿共过事；属于审查的范围，王全上任的第一天，他就调来了赵新民的档案，仔细阅读了几遍。
几天后的一个清晨；赵新民来到办公室；发现比他还早；两个干部模样的年青军官；已早早在办公室里等候着他。他们向他出示了证件；请他到专案组去“谈一谈”。
“那好，我去叫司机准备一下车。”
“不必了，请坐我们的车。”其中一个军官冷冷的说。
一辆没有任何标示的伏尔加轿车里，两个军官一左一右把赵新民夹在后座的中间，拉上车窗的窗帘，静静的向北京的郊外驶去了。
伏尔加把赵新民带到了西郊一个有着数道门岗的部队大院，赵新民被安排进了一个独立的小院，军官告诉他，他可以在小院里走动，但不许出院门。赵新民看到，荷枪实弹的警卫把守着小院的门口。
当天夜里，赵新民接受了一次问话，于是他知道自己是被半软禁半关押了起来了。
“叫什么名字？”
“赵新民。”
“多大年纪？”
“六十五。”
“哪一年参加革命？”
“一九一九年参加北京五四爱国学生运动。”
“哪一年入的党？”
“一九二一年。”
“现任职务？”
“合作社联合总社副主任，党委副书记。”
“立过什么功？受过什么处分？”
“获过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解放勋章。受过一次处分。”
“说清楚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