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时空城管-第49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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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你既然要当全国领袖，就得把全体中华儿女当成自己人来照顾！
——总而言之，很多地方军阀可以去做的龌蹉事，身为中央政府却是万万不能做的。
而蒋介石就是既想要中央政府的权威，又不想承担中央政府的职责偏偏在这个年代，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早已成为了中华民族的人心所向，成为了任何政权统治合法性的基础，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只有首先坚决地“攘外”，从洋人身上刷声望值，博取到足够的民心和支持率，之后才能够较好地“安内”。
——建国初期如果不是在朝鲜战争之中打出了威风和气势，之后的公有化改革哪里会有这么顺利？
相反，在日寇逐步入侵的大背景之下，蒋介石的妥协退让政策，简直是一再触动了中华民族的逆鳞，激起了广大爱国民众的愤怒，把自己的名声和国民政府的合法性，都给逐渐丢得干干净净。等到了西安事变爆发的时候，倘若蒋介石再继续采取对外妥协的反…动政策，作为其统治支柱的军队都要造反了！
——在很多时候，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
做得到的人，就会成为英雄；而做不到的人，则会成为英雄的踏脚石。
“但是，不管蒋介石的妥协退让政策再怎么人心尽失，瑞金的中央苏区这回可是在劫难逃了。”
根据报纸和广播里的信息，再结合历史资料，杨教授在一张民国年代的江西地图上，标出了当前国共两军的对峙战线，“不过用装备了飞机大炮坦克车的百万大军，合围进剿缺枪少弹连饭都不吃饱的十万红军，靡费军饷连番鏖战整整一年，才堪堪打下了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距离瑞金还远得很就是俄国人打车臣战争都没有这么丢脸！这蒋委员长的本事，还真是只能指挥一个班啊！”
事实上，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抗战爆发之前的“蒋记”南京国民政府，尽管问题和毛病很多，但是相对于之前风雨飘摇的北洋政府而言，好歹是在一步步走向统一和稳固，并且至少得到了上流社会的认可。
——无论如何，通过蒋桂战争、蒋冯战争、中原大战等等一系列的军事征伐和政治整合，南京政权确实是在较短的时间内，基本确立了全国范围内的政治合法性和权威，在一定程度上结束了袁世凯死后国内中央政权极度虚弱引发的混乱局面：最起码，全国所有的地方势力，都公开承认他是老大了！
不要小看这一点，西欧中世纪那些封建国家的君王，通常也就只有这样程度的权威而已。在民国时代另一个做到这种事情的人，就只有袁世凯而已。其他那些总统和总理，根本只是旋起旋灭的流星罢了。
与政治和军事上的胜利相对应的是，蒋介石政权在财政、金融、法律制度上，也在逐渐走向完善，初步地有了一个现代国家的外壳，而不是那种不伦不类的草台班子——随着南京政权行政体系的逐渐完备，蒋介石本人也具备了相当的政治声望，在上流精英人士和部分市民之中，逐渐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拥护和认可，被认为至少是一个有资格当国家领袖的人。而不是像之前的曹锟大总统那样“望之不似人君”！
——无论再怎么邪恶的暴君，好歹也是“君主”，但某些家伙却连被称为“君主”的资格都没有。
不管怎么说，他至少遏制了军阀混战的大乱局，在那几年里让百姓承受的战祸减轻了一些。人民纵然不可能真心爱戴他，但也没有到要把他视为仇寇的地步，大约就跟现代拉美资本主义国家民众看待本国腐败总统的态度差不多——失望归失望，但换成别人上台多半只会比他更糟糕，还是捏着鼻子忍了吧！
但另一方面，在抗战爆发之前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在战略战术上的水平却实在是不敢恭维。
从二次北伐、蒋桂战争到中原大战，蒋介石在临阵指挥上一直都没有任何出彩的表现。他花费重金装备起来的中央嫡系部队，屡次被穷得叮当响的西北军大刀队给打到一败涂地。最后几乎完全是依靠银弹战术、贿赂收买、挑拨离间这样上不得台面的阴私手段，才把自己推上了全国领袖的位置。
然而，在对付红军的时候，蒋介石擅长的这些阴谋诡计、收买挑拨之策，就完全不管用了。
——其实，工农红军的将领也不是绝对不能收买，毕竟并非每个党员都是用特殊材料做的。但问题是，不光是共…党讲究“政治正确”，国民党也一样如此。为了彰显自己的“阶级性”，那个时期的国民党连自己内部的左翼成员都能狠下屠刀，有杀错无放过，对待正牌的共…党分子更是一向残酷无情，万万不肯宽恕。
甚至就连向忠发总书记这样的头牌大腕，在被捕之后主动要求投降倒戈，毫无节操地供出了自己脑子里的全部情报。等到招供完毕之后，这位总书记大人都被立刻割喉处决，连个缓刑都不给且不说向忠发头脑里的情报到底有没有价值，光是冲着他这位总书记大人的名头，也应该把他好吃好喝地供起来，然后让他时不时上广播或到广场上现身说法一番，以此来动摇对手的斗志，也就是所谓的“千金市马骨”啊！
可蒋介石却杀伐果断地把他这么一处决，立刻就起到了严重的反效果。那些原本可能还心怀动摇的地下党与红军将士，统统噤若寒蝉——连总书记投降都不能免死，下面的小喽啰哪里还有活路？除非到了万不得已的境地，还有哪个不怕死的红军大佬胆敢“弃暗投明”，赌一赌自己的人品是否够硬？
既然蒋介石为了“政治正确”的立场问题，自己堵上了自己最擅长的撒钱收买分化之路，那么接下来就只能完全依靠正面作战了——而这从来都不是蒋介石的强项——从第一次围剿到第五次围剿，蒋介石投入的兵力一次比一次多，可结果是红军没怎么被消灭，中央苏区的范围倒是越打越大了。
而且，这厮的脾气一向都是属驴的，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犟起来能把脑袋往南墙上撞个七八回也不肯改这些年前后几次围剿中央苏区，他都用了差不多同样的作战方略，吃了不知道多少苦头，愣是痴心不改，一次又一次地在不熟悉山地作战和不顾后方补给的情况下，盲目指挥自己的嫡系军队跟着红军四处乱跑。以至于肥的拖瘦，瘦的拖死，最后败得一次比一次惨
这一回的第五次围剿作战，蒋介石采用了军事顾问汉斯。冯。塞克特上将和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上将的建议，决定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说穿了也就是曾国藩昔年组建湘军剿灭太平天国的“结硬寨、打呆仗”战术的翻版，谈不上有多少新意，完全就是凭借雄厚的本钱来慢慢地磨死人。
无奈蒋介石这次投入的本钱实在厚实，动员了五十万嫡系大军，还有五十万不太听话的军阀部队——正所谓“一力降十会”，这么多的兵马砸下去，势单力薄的红军就算再怎么诡计百出，也难以招架得住。
第659章、又一轮背井离乡的节奏（二）（）
第659章、又一轮背井离乡的节奏（二）
另一方面，江西瑞金中央苏区的战争潜力，却已经被一次次无休止的围剿给几乎耗尽了。
——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取得胜利以后，1933年的中央苏区一度发展到了鼎盛时期，下辖江西、福建、闽赣、粤赣4个省级苏维埃政权，共设有60个行政县，其中江西省22个县，福建省15个县，闽赣省16个县，粤赣省7个县。中央苏区总人口达到了435万，总面积约为8。4万平方公里。
从数字上看，中央苏区的形势似乎一片大好，但实际上，上述的多数地区都属于“拉锯”区，敌退我即占，敌进即失去，所谓的60个县很多是新设的，真正的后方依然不过是赣西南和闽西两地而已。
在这一阶段，红军总兵力也从3万增加到10万，但这基本上已经是这块地方能够支撑的极限，甚至都有些透支民力了——此时，红军的兵源主要是以俘虏和新募的农家子弟补充消耗，数量和质量都很成问题。据党史资料，仅瑞金一县，1934年前已牺牲18000人，被残杀5万人，“但群众仍然踊跃报名参军”。可瑞金县当时的总人口也不过是是二三十万人，如此竭泽而渔，就算群众再怎么踊跃，又能支撑到几时？
日后在课本和文艺作品中被热情宣传的红军老班长和红小鬼，其实是当时苏区兵源枯竭的悲哀体现。此时的中央苏区已经跟一战末期的德国相似，看上去开疆拓土、兵威赫赫，实际上已经只剩了一口气。
为此，中央局不得不发出口号：“每个劳动妇女英勇地踏上生产战线，如像红军战士上火线一样英勇！”临时苏维埃中央政府还决定，在各乡苏政府之下都要设立妇女劳动教育委员会，组织有经验的老农，帮助妇女学犁耙、学插秧，甚至专门为小脚妇女生产小脚草鞋，以便于动员她们展开生产
这些口号虽然慷慨激昂，但却无法掩盖背后的惨淡现状——整个苏区的人力资源，已经被几乎榨干了。
更糟糕的是，江西瑞金中央苏区位于群山之中，原本就是比较落后的地区，几乎没有工业。红军在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之后，才在瑞金设立了第一座兵工厂，职工最多的时候也只有1300余人。根据红军战士的回忆：“说是工厂，其实最早是仅有几把斧头、铁锤的作坊，稍后增加了锉子、钳子、风箱等等，经过几年的努力，到1931年10月成立红军兵工厂的时候，才有了比较完整的修械和翻造子弹的手工工具。后来又增加了手摇钻床、手摇冲压机，四尺、六尺、八尺皮带车床、皮带钻床等共十几部。但由于缺乏柴油，以至后来根本断绝了柴油的来源，搬迁到岗面的时候就利用水力冲动水轮机，带动皮带车床移动。”
“当时原材料的来源，主要是没收地主和神庙里的金属铸器，收集苏区境内能利用的所有废铜烂铁和土硝、硫磺等等。另外，从战争中缴获的胜利品也初充一部分。由于国民党对苏区的封锁特别严密，那时候，工具和原材料，有钱也难从苏区外边买进来。”
从1932年到1933年的这14个月时间里，这个兵工厂总共修配步枪4万多支，迫击炮100多门、山炮2门，机关枪2000多挺，制造子弹40多万发，翻造手榴弹6万多枚，地雷5000多个。即使没有掺杂什么虚报的水分，这个数字也只够两三次战役的消耗——“战士们还经常从旧战场捡回子弹壳，重新装上火药和铅头，有时还用木制弹头，以弥补武器的不足”，其实际的作战功用可想而知。
与此同时，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实行极为严格的封锁政策，布、药、棉、生活用品、医疗器械，一概不得进入苏区。迫使苏区只得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自力更生——“布的进口很困难，就提倡种棉、种麻，自己生产土布；没有食盐，就用土法熬制硝盐；没有药品，就上山挖药材制成中草药丸或自配少量西药剂；没有医疗器械，就用竹筒装药水、用铜打摄子、用锯条加竹子做外科锯；没有绷带，就将用过的多次回收，土法消毒后再用等等”，此外就是利用军阀矛盾策动中立、收买商人走私，但这都是一时权宜之计，而且红军的财政经济也很窘迫，拿不出太多的钱财，难以支持一个战时政权的巨大消耗。
总的来说，江西中央苏区的回旋余地太小，补给能力太弱，在持久消耗的长期作战之中，作为被迫面对战略决战的一方，苏区在战争资源上远远无法和国统区抗衡，无法保证兵员和粮食弹药供应。如果整体上被围攻的态势不变，必定会被困死——即使赢了第五次反围剿也会有第六次，就算又赢了第六次或许还有第七次，也就是所谓的“百战百胜而亡其国”。如果工农红军想要打破这种被动态势，只有一条途经，那就是抓住一切机遇向外发展，撕碎敌人的包围圈，把战火烧到敌人的腹地里去！
红军曾经有过这样的机会，那就是1933年11月20日，蔡廷锴、李济深率领十九路军在福州通电反蒋的“福建事变”。如果当时红军能够跟福建方面紧密合作，派遣红军主力向东北突击到闽浙赣，或许还能撕碎蒋介石的合围之势，直捣沪宁杭但这个宝贵的机会被轻轻放过了，在王明和李德过于保守的错误领导之下，红军几乎是眼睁睁地看着十九路军被瓦解覆灭，然后包围自己的牢笼又更加坚固了几分。
不过，江西瑞金的中央苏区，在此时固然已经是油枯灯尽、垂死挣扎，但从另一个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