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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部分

领袖们-第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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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的口吻说:〃坐在凳子上,比坐在枝条上舒服。但是现在我们不得不坐在枝条上。别忘了,我们只有这样的东西。
  但是新加坡人民拥有的这种枝条却是钢制的。
  看来,李光耀也常常希望他的人民是钢铁制成的。他规定了年轻男人的头发的长度,公开反对吸毒和不正当的性关系。
  他告诫人们不要炫耀财富,如炫耀比赛用的汽车和大理石地板。由于他是一位带有维多利亚伦理主义色彩的、严格维护纪律的人,因此一直受到抨击。但他认为,纪律和坚定不移的引导,对减少新加坡三大种族之间的敌对情绪及鼓励他们合作共事,都是必要的。他要求他的人民把自己看作新加坡人,而不是中国人、马来人和印度人。这方面,他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使新加坡成为其他多民族社会羡慕的对象。
  象尼赫鲁一样,李光耀也是在英国受教育的,而且怀着强烈向往社会主义的心情回国。与尼赫鲁不一样的是,他对社会主义并不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他认识到,一个社会要提供房租补贴、学校、住房和诊所,就必须有欣欣向荣的经济。李光耀关心他的人民的需要,但他首先关心能够支付帐单的国民经济的需要。他言简意赅地概括了他对经济问题的态度说:〃我们不能两手空空地期望得到一切。〃
  李光耀的许多社会改革是有实际目的的。他在五十年代后期说:〃这是唯一的希望。如果我们不在这方面进行尝试的话,新加坡将会变成共产党的天下,如果我们尝试而又失败了,那它也会变成共产党的天下。不过,最重要的还是要尝试。〃他经常要求政府机关负担自己的费用。这种做法产生了不寻常的结果:国家的邮局赢利了;政府的印刷所也承揽商业方面的活:政府部门中的懒散和浪费现象在其他发展中国家里是如此地盛行,但在新加坡却成为主要的罪孽。
  尽管李光耀对人民的福利至为关切,但在我们会见之时,他却很少向我谈论国内问题。有些领导人也不愿意讨论他们本国的问题,这要么说明他们已被这些问题压服,要么就是象苏加诺一样,根本不愿意面对这些问题。但李光耀并非如此。他毋需谈论新加坡的问题,因为他已经把新加坡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我在担任总统初期,曾派我的财政部长约病た纳利作一次周游世界的实地考察。他回到白宫进行汇报时,对新加坡之行的评论的开场白非常简明扼要。他对我说:〃新加坡是世界上管理得最好的国家。〃
  托马斯·杜威州长在1948年总统选举失利之后,曾去远东访问。1953年,在我动身去亚洲之前,他告诉我,他那次访问见到的人中,印象最深刻的是罗伯特·孟席斯。我见到孟席斯时,立即明白杜威为什么对他有这么高的评价了。孟席斯不仅对影响太平洋地区的问题、而且对影响全世界的问题都了如指掌。
  这位仕途顺利的澳大利亚总理需要管理好一个幅员辽阔、人口稀少的国家。从阿得雷德人那种英国式的温文尔雅,到大维多利亚沙漠边沿地区的原始荒凉,这个国家各个地区都有自己的特点。盂席斯的连续任期,比他的任何一位前任都长。他具备处理好任期内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的一切条件。尽管他有着英国上流社会成员特有的那种含蓄和尊严,但他也能勉强地与反对派和新闻界打交道。他具有一种用尖锐、刻薄的言辞来进行反驳的技巧。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告诉我:〃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英国人,但我喜欢美国。〃依我看来,他似乎把英国和美国政治家最优秀的品质结合在一起了。
  实际上,可以说有两位罗伯特·孟席斯。我认识的是〃第二位〃孟席斯。这位充满自信的、老练的政治家善于利用他的时间。在他的领导下,澳大利亚出现了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发展高潮。但我从未见到过〃第一位〃孟席斯。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他是一位聪明过人、自负傲慢的年轻的澳大利亚领导人。
  他有一副好心肠,但后来被各种事件所压倒了。
  孟席斯于1939年至1941年及1949年至1966年两次担任澳大利亚总理。但他直到第二次任期时,才认清了自己应该捍卫的对象:被遗忘的中产阶级。1941年从他手中接管政权的工党所推行的社会主义政策,把中产阶级束缚得寸步难行。孟席斯再度担任总理以后,在不妨碍私人企业的情况下,维护着人民的福利,而且象李光耀一样,鼓励外国新的投资。结果,生产力大大提高了,经济进一步繁荣起来。1949年到1961年期间,澳大利亚国民生产总值几乎增长了三倍。同时,孟席斯在外交事务方面,也形成了一套明智的、全面的看法。这种看法集中到一点,就是澳大利亚应该作为远东的大国,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在孟席斯不当政的年月里,如果他想重新获得权力,显然将会面临巨大的障碍。他在1941年辞职和工党获胜之后,一度信誉扫地,甚至没有被选为议会反对党的领导人。1944年,他组织了自由党。巩固该党、保持对它的控制和向澳大利亚选民宣传这个党的过程,使他的政治技能受到很大的锻炼。
  象许多其他伟大的领导人一样,在野的岁月使他变得更为坚韧了。因此,他再次掌权时,对自己的能力有了更充分的信心,他的目标也更为坚定了。他被公认为一位杰出的议员,一位强有力的竟选者和能使听众为之倾倒的演说家。人们指责他藐视他的内阁,实际情况却是:他让他的部长们畅所欲言,因为他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信心。
  然而,这一次并不存在到底由谁来掌权的问题了。因此,也不会象二次大战中所发生的那样,存在从内部搞垮孟席斯的政治王朝的可能性。1941年,面对着内阁中的意见分歧,他客气地征询部长们的意见:他应该分别做些什么?1949年以后,他对他的内阁成员予以区别对待。孟席斯最得意的政绩之一,是把堪培拉这座首都城市打扮得整洁漂亮。有一年,他在预算中拨出一百万英镑,用于在首都建造一个人工湖,接着他就动身去英国访问了。他不在国内时,财政部长又把这个项目从预算中删除了。
  他回国以后,风趣地对内阁说:〃我得到的消息说,我不在国内的时候,财政部勾销了对这个湖的初期工程拨款一百万英镑的项目。是这样吗?〃他的部长们告诉他说,一点不错。他答道:〃噢,那我是否可以说,现在由于部长们的一致同意,这个项目又列入了?〃第二天早晨,这个工程果真动工了。
  在《伟大的同龄人》这本书中。邱吉尔写道:〃伟人的标志之一,是他有能力使和他见过面的人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有的人通过他们的外表、有的人则通过他们的智慧的力量,给人留下这种印象。实际上,我所认识的主要领导人都尤其擅长这种越来越少见的、面对面的谈话艺术。我认为这并非巧合。领导工作就是说服工作。一位领导人如果不能成为一位感人的、能引起人们兴趣的谈话者,那他就难以成为一位有说服力的人,因此也难以成为领导人。
  麦克阿瑟专横的独白、戴高乐雄辩的见解、吉田茂自我解嘲式的幽默、周恩来光彩夺目的诗句,这一切与今天广播电视节目中的闲聊相比,就象勃朗与指画法的关系一样,相去万里。
  他们的谈话,既有风格,又有实质内容;既生动,又意味深长,能在听众中唤起一种对才智的无限尊敬。只有具备这种才智的人,才会有这种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谈话。这是成功的领导人确立自己的权力并进行说服工作的途径之一。
  我在会见这些人中的任何一位之前,总是期待着会见的时刻早点到来,正象我过去常常期待着一位伟大艺术家的演出一样——事实也是如此。然而,如果要我把战后的某一位领导人列于这类人物的首位的话,那么他将不是一位传奇式的欧洲人或美国人,而是罗伯特·盂席斯。
  他的幽默感是犀利的,但不尖酸。他是一位雄辩的警句的创造者,喜欢进行生动活泼的对话,而且是一位耐心的听众。
  更不寻常的是:他不仅是一位出色的演说家,也是一位杰出的作家。善于写作的人,往往不擅言辞:善于演讲的人,又往往不善于写作。很少有人象邱吉尔、伍德罗、威尔逊和戴高乐那样,两者兼美。不过,对一位要在政界崭露头角的人来说,在公共场合和私下谈话中都擅于辞令,这比善于写作更为重要,实际上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由于盂席斯工于辞令,很少有人愿意在公开场合与他辩论。
  从早年起,他就象邱吉尔一样认识到,对于不友好的问题或评论,用随手拈来的遁词去对付,比冗长的辩护或解释要有效得多。在他担任总理后所举行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位左翼记者嘲弄道:〃我想,在您挑选您的内阁人员之前,一定会与控制您的有权势的人士磋商过吧!〃孟席斯回答:〃那自然罗。不过,年轻人,情把我老婆的名字排斥在这些人之外吧!〃
  这种做法在议会中也能奏效。澳大利亚议会中还保留着少许边远地区的粗俗话,这使孟席斯有时感到很厌恶。有一次,一位国会议员抱怨孟席斯说话时夹杂着一种优越感。他答道:〃要是考虑到我在这里有您这样的伙伴,我的这种做法也就不足为怪了。〃他又针对另一位国会议员说:〃这位尊敬的议员真是神思驰骋,可惜是在日薄西山的时候进行的。不然的话,他的这次神游也将是大有教益的。〃工党人士由于经常受到这样的讥讽,因此该党曾经告诫它的成员不要与孟席斯再作这种不必要的交锋。
  1941年,孟席斯遭到他的党的抵制。这在他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伤痕。他后来曾说:〃这是毁灭性的一击。一切都完了。〃四十年代期间,盂席斯在从政治上默默无闻的境地卷土重来时,对他的抨击者——尤其是报界——逐渐形成了一种健康的、愤世嫉俗的姿态。他并不伯与他们进行勇敢的交锋。在一次重要的新闻界的集会上——与华盛顿的橄榄球俱乐部午餐会相类似的集会——盂席斯在忍受了两小时的无情嘲弄之后,起而向报界祝酒,说他们是〃我们联邦中赚钱最多、又最为无能的劳动者〃。有一次,他向我吹嘘说,他以一种〃明显的蔑视态度〃来对待新闻界,而且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盂席斯也蔑视商界的抨击者,尤其是在他不当权的漫长岁月中抛弃过他的那些人。他对我说:〃这些商界的典型代表们总是这样,坐在扶手椅上,对失意的政治家落井下石。〃他还说,他懂得在输给工党之后杀回马枪时的滋味。他微笑着说:〃他们说我赢不了啦。〃
  然而,在1949年,他以行动证明他们错了。
  孟席斯经常对我说,政治家必须脸皮厚。他还针对我们脸皮最厚的总统之一——林登·约翰逊——说过一些颇有见地的话。尽管他对约翰逊的能力很敬重,说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政治家〃,但在六十年代中期,孟席斯就觉察到这位得克萨斯人过分热衷于公众舆论和新闻界——在他后来担任总统期间及以后,这些舆论却使他吃尽苦头。孟席斯对我说:〃现在,您和我都知道报界无关紧要。过去我经常对约翰逊说,'对这些家伙写有关您的东西,都不必神经过敏。您是被选出来做事的;他们却不是。他们只代表自己说话,你却代表人民说话'。〃
  喜欢谈话艺术和努力进行实践的盂席斯,还尖锐地指出了约翰逊的另一个大弱点:他闲耽不住,那怕是一会儿。孟席斯说:〃您可以感到,他的注意力总是不集中。在谈话过程中,他总是抓起电话筒。〃
  约翰逊在椭圆形办公室中有三台电视机,他可以同时收看三套节目。相反,孟席斯的管家告诉我,这位总理在论战期间从来不读谈到他自己的报纸。她说:〃有一次他告诉我说,'一旦他们停止辱骂我,我知道我就完了'。〃
  孟席斯是美国政治的一位敏锐的观察家。我的第一本书《六次危机》中,有谈及我1960年与约翰·肯尼迪进行电视辩论的内容。当我向孟席斯赠送这本书时,他给我复了一信,说,他至今仍然认为我同意进行辩论是一个错误。信中还写道,〃我并不是因为我认为您输了才这样说的……我在电视中看过你们的两场辩论。就这些辩论本身而言,我觉得您是赢了的。但由于在选举运动开始时,您已是大名鼎鼎的人物,许多人对您的了解比对肯尼迪的了解要多三倍,而他只不过是在东海岸闻名而已。因此,我当时就想,现在仍然这样想:您与他一起在观众众多的电视屏幕上辩论,最大的后果之一,只能是使他与您一样出名。请恕我冒昧直言,我认为,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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