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们-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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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登纳告诉我，他不同意他的朋友戴高乐关于美国必须从越南撤走的观点。他巧妙地问道，如果我们不支持南越，那么，诸如德国人是否能坚信我们会继续支持他们。但他接着又说，如果我们留在越南，则我们所做的恰好是苏联人想要作的。他说：〃俄国人并不想试图帮助你从越南脱身，他们要你们留在那里。他们要拖垮你们，除非有其他的因素改变了这种局势使得这样做对他们有利，否则他们是不会帮助你们的。〃
他嘲笑某些德国和美国的政界和商界领导人提出的建议，即增加西方与苏联的贸易将会带来和平。他的含蓄的评论是〃买卖毕竟是买卖。〃我不能不同意。仅仅依靠贸易是无法确保和平的。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贸易伙伴突然成为死敌。
正如我在十四年前第一次见到他时一样，他现在主要担心的是苏联人的侵略政策。他关注着苏联人又在修建通向柏林的四条道路。他指出，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德国，下一个是法国。另一方面，他说他们认识到了他们的最大的敌人是美国。
他说，〃在这个问题上别犯错误，他们想要这个世界，整个世界。他们尤其想要欧洲，他们知道为了得到欧洲他们必须摧毁德国。我们需要你们帮助我们保持强大和自由。但是你们也需要我们。〃
他对当时正在谈判的禁止核扩散条约表示怀疑。他指出，摩根索计划会导致德国工业的永久性的毁灭。马歇尔计划建成了德国工业。现在，禁止核扩散条约在事实上限制了德国成为一个世界强国的潜在能力。苏联肯定认识到这一点。在一个十分坦率的时刻，阿列克赛·柯西金对丹麦首相承认，〃只有当德国人签了字，这个条约对我们才是重要的。〃
阿登纳批评德国外长维利·勃兰特的东方政策：试图采取一系列〃小步骤〃改善与苏联集团的关系来缓和紧张局势。像他的老朋友福斯特·社勒斯一样，直到他临终前还告诫不要上俄国人提出的〃和平〃倡议的当。在他看来，一场共产党的和平攻势恰好是：旨在分裂西方和不通过战争赢得全胜的战术。
他比较详细他讲述了关于苏中关系。他追述了赫鲁晓夫曾经表现出几乎是一反常态地对将来中国的威胁的担心。赫鲁晓夫告诉过阿登纳，〃每年要出生一千二百万中国人并且每人都靠一碗饭而生存。〃他说到这一点时，他的双手做了端碗的样子。他认为赫鲁晓夫最怕中国人一旦获得原子武器，他们不仅对苏联而且对世界各国都是一个威胁。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上讲，阿登纳几乎看不出中国人和俄国人之间有什么根本的区别。他说：〃他们都想要统治世界。〃他再一次提出了他在1963年已经提出过的观点，只要苏联保持更为强大的军事威胁，美国就应该倾向中国。
在我们这次会见后一个多月，阿登纳就在勒思多夫自己的家中去诅。他的儿子保罗后来告诉特伦斯·鲁里蒂，阿登纳在临终前非常忧虑，但决不是忧虑他自己。他担忧欧洲的不团结和软弱无能，担忧核战争的危险，担忧人民成为他们错误观念的牺牲品。他想要继续战斗。我后来从他女儿利贝特口中知道，我是见到他的最后一名美国人，如同在1953年我也是第一名欢迎他来美国的美国人一样。
有主意是一回事：在恰当的时刻有主意是另外一回事；有能使主意付诸实践则又是一国事。阿登纳的伟大之处就是由这三部份所组成。
他的观点是，面对苏联这个共同的敌人，国家之间要确立伙伴关系，以及在西德社会内部要确立谋求繁荣昌盛、保护自由的伙伴关系。为了避免重复由于国家之间的敌意而引起的二十世纪政治和社会的大变动，他旨在使欧洲恢复九世纪出现的短暂的团结局面。在国内，这种观点就是用欧洲主义代替民族主义，并且通过阻止任何一个社会集团积聚足够的权力扼杀个人的自由来防止无论来自右的或左的专制。
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的各项政策的正确性变得愈加清楚。
1954年，阿登纳的许多批评者们说，西德不需要重新武装和加入北约组织；现在，没有西德的部队要想建立一个自由的欧洲是很难想像的。怀疑论者嘲笑阿登纳相信在不到一个世纪里发生三次战争的法国和德国还可能成为盟友的想法。然而，阿登纳和戴高乐，两位欧洲舞台上的巨人大大胜过他们的批评者，在1963年签订了法德条约，完成了友好邦交的恢复。在整个五十年代，由于阿登纳没能统一两个德国而受到批评；当时认为苏联会允许有一个独立的、统一的、自由的德国的看法，现在看来是荒唐可笑的。由于他没有像维利·勃兰特及其继承者那样通过东方政策谋求与东德和苏联的缓和，他一直为之受到批评，直至他退休为止。现在显而易见的是，一个西德谋求的那个东方政策本来就是无益之蠢事，它不如阿登纳制定的与西方结盟的政策那么强有力，那么能使国家繁荣昌盛，那个东方政策正如实践所证明的那样未能达到它的设计师过分乐观的期望。
六十年代，随着冷战的缓和，〃相信俄国人的话〃在西德和别的地方流行起来了，就是对诸如柏林和德国统一问题上，俄国人的建议比起阿登纳的更容易接受了。许多人坚持认为，在东欧的苏维埃帝国不再是反对西方侵略的缓冲区，并认为，只要我们能向苏联表明我们自己的和平诚意，那末，和平，甚至包括东欧和东德人民的自由，都会得到保证。赫鲁晓夫在1955年谈到纳粹侵略俄国的罪行时曾企图把这一类货色兜售给阿登纳，但是这位总理没有买他的账。然而，这一姿态愈益增加了他的继承人的东一西方政策的色彩。尽管有这个东方政策，苏维埃帝国依然存在，苏联的冒险主义已经升级而毫不减弱。
作为当今自由欧洲的一名领导人，阿登纳是如何看待世界的呢？我敢肯定，他的看法是不同于那些继承他的人们。1997年在阿富汗事件中，他本来可以看到，在第三世界一个遥远的角落里突然燃起的不是一堆小小的战火，而是苏联进入波斯湾宝藏地区的一次无耻的尝试。他不象许多欧洲人当时那样用狭隘的眼光看待它，只认为对于向欧洲输送燃料的石油威胁是超越欧洲盟国的合法利益的范围。而认为它在事实上必定涉及到阿登纳为之奋斗而创立的北约组织的局势。他知道，如果西方的周围防线被突破，它的中心地带很快就会陷落。
同样，对1981年的波兰，阿登纳不会把它看成是国内的政治问题，而会看成是苏联想永久征服一个有独立思想的、欧洲信奉基督教民族的一种肆无忌惮的尝试。他会把波兰人民的被镇压看成是一种国际犯罪行径并会作出相应的反应；对今天的西德领导人来说，如果他们从另一个方向看得远一些，也许会消除令人遗憾的烦扰之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东方政策的其中一个目标是要为西德找到一条补偿波兰人民在纳粹手中遭到的灾难的途径。既然波兰人民现在新主人手中遭受苦难，西德人民也只能绞自己的手，表示失望而已。
当然，这些假设是用未经证明的假定来辩论的。在西欧有了象阿登纳这样的领导人，苏联人也许会对自己进行冒险而又不受到惩罚这一点不那么有信心了。阿登纳一向以〃冷战的斗士〃而著称的。并且他由衷地满意这个称号。如果他能活到今天来审视一下欧洲的话，由于整个欧洲的不团结和精神上的倦怠，他不会同意说冷战已结束。他会说其中有一个战斗员已经停止作出努力去赢得这场冷战。
如果他听到中立主义的谈论，是那样地使人缅怀三十年代的欧洲，那么他会羞愧得低下头。他相信欧洲会因为试图〃坐在两张椅子之间〃而跌断了脊梁骨；欧洲今天还存在的脊梁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阿登纳和他法国的伙伴的努力的结果。每当一场危机发生时，欧洲的团结似乎是令人吃惊的脆弱，诸如阿富汗和波兰事件等就足以证明阿登纳的继承人已经忘记了他向欧洲发出的预言的紧迫感：它面临的危险比它过去曾经遇到过的都要大。
没有其它任何事情比联盟内部的现状更使阿登纳感到震惊。1955年，阿登纳和他的大多数同胞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如此快地被接纳进欧洲联盟是一大荣誉。今天，北约组织许多成员国，包括西德在内，吹毛求疵地说，他们将要花费多少钱去资助这个联盟或唠叨他们是否为遏制苏联不让它超越波兰和东德以外，而允许北约导弹设置在他们境内。同时，东方政策继续存在；甚至当苏联逼近波斯湾时，俄国的天然气会很快流向西德人的家中。
阿登纳对所有这一切的反应会很简单的。他会为包含在东方政策中的这个建议感到悲哀，那就是美国对欧洲的威胁之大与苏联相同。他常告诫欧洲人当他们接近东方时，他们是面临着切断与西方的生命线的危险。他还会说，如果使你失去原有的朋友，或向原来并不是你的那些朋友们献殷勤，特别是，如果你的新朋友到头来成为你不共戴天的敌人，那未，这样的政策是不值得推行的。
与战后欧洲的其他两名巨人，即邱吉尔和戴高乐相比，呵登纳有时被描写成相对地无特色和无趣味的。除了这种看法是肤浅的和不公正之外，这种描述遗漏了两个重要之点。第一，法国和英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而德国是战败国。戴高乐的傲慢和冲劲十足的夸张的言行与这位第五共和国的奠基人和领导人的品行相称，但是这些品行对于这位战败的德国领导人是极其不相称的。同样地，虽然阿登纳也具有他自己的锐利的洞察力，但是不能象邱吉尔那样侥幸成功地在许多方面得以施展，特别是当同盟国仍在被占领的德国内发号施令的时候。
那些觉得阿登纳不是那么令人鼓舞的人物，他们也忽略了另外一点，他们具有不同的领导风格。邱吉尔，这位具有讽刺性幽默的、有时爱争吵的知识分子，善于运用一句恰到好处的、极为巧妙的刺人的话，抵挡来自一名反对派议员或一名记者的批评。戴高乐的举止庄严简直深不可测。但是，阿登纳，有着耐心的、准确的律师头脑，是一位成功的领导人，因为他愿意加倍努力地工作，更周密地思考，并且比他周围的人们更能坐得住。他通过掌握问题来达到支配问题，通过猜透批评者心意和考虑得比他们更周密的办法去战胜批评者。他的天主教哲学的一条基本原则是，好事只能来自于艰苦的劳动。他并不希望西德慌乱地进入体面，主权，安全和繁荣的境地。他希望通过集中努力来赢得它们。
阿登纳花费最大的力气实现他的一个联合的欧洲巨人反对俄国巨人的理想，这却也是他最虚弱的根源。他对法国的钟爱和他致力于欧洲的理想如同他始终怀疑东德认为它无所归属、格格不入的观念一样，出自于同一种思想根源。在他看来，柏林是处在亚洲的门槛上，受到一种现代的野蛮状态的腐蚀。普鲁士领导人经常扮演东方专制君主的角色，十分难得促进和平或关心他们人民的自由。查里曼帝国在易北河覆灭了，但因此启蒙了欧洲文明。在某种程度上讲，它是和阿登纳的欧洲是相同的。
作为一个德国人，作为一个男子，他关心每一个东德人并渴望他们得到自由。他欢迎并保护那些设法逃出来的人们。但是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和莱茵人，他相信苏维埃东德丧失了基督文明。在他灵魂深处，这种丧失也许被视为无可避免的，甚至可能是永久性的。
最后，由于战后苏联的政策使这个根深蒂固的哲学偏见无足轻重。在阿登纳时代，没有任何外交倡议能改变苏联把东德变成他们的西方前哨的意图。然而，这样的倡议在西方为保卫它的自由和理想的战斗中让位了。阿登纳个人致力于与西方恢复和睦关系是直接来源于他的经历和对上帝的信仰。同样，如果他要维护他的战败国的人民的自由的话，这也是他作为一名政治家的唯一合理的选择。
阿登纳的不朽业绩是建立了自由民主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正如戴高乐的丰功伟绩是建立了第五共和国一样。给希特勒毁坏了名声和一度堕落了的德国再次列入了受人尊敬的民族之林。
然而，我对阿登纳的最生动的记忆总不是战后主要的政治家之一，而是他这个人：一个顽强地坚持原则但在战术上却又是精明巧妙的人，一个外表生硬和严峻，但是对那些有幸成为他的朋友的人来说又把他视为热情而有强烈感染力和幽默感的人；一个用不同方式然而同样深刻地爱他的家庭，他的教派，和他的人民的人；是一个无论冒多么大的风险或遇到多么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