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地不明-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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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如果她和他团聚他们就能使他更好地工作。她本人只不过是这场赌博中的一个筹码而已。您也必须记住，用一个假的奥列夫·贝特顿来冒名顶替这个主意也肯定是我们一时灵机一动而想出来的，由于飞机的失事和您的头发颜色而想出来的。我们的行动计划是对奥利夫·贝特顿进行监视，弄清她到什么地方去，怎样去的，她会见谁等等。而这些情况也正是另一方正在密切注视的。”
希拉里问：
“这一切您过去没有试验过吗？”
“试验过，在瑞士试验过。做得非常不引人注目。然而，就我们的主要目的而言，那次试验却失败了。我们不知道在那里是否有谁和她联系过。如果他们有联系，那联系也必然很简短。自然他们估计到有人不断地监视着奥利夫·贝特顿，因此就作好应付这种监视的准备。这次我们应当把我们的工作干得比上次彻底一些。我们必须尽量做得比我们的对手更狡猾。”
“因此，您要对我进行监视了？”
“当然。”
“怎样监视呢？”
杰索普摇了摇头，说：
“这个我不能告诉您。您最好不要知道。您不知道的东西您就不可能无意中泄露出去。”
“您以为我会泄漏吗？”
杰索普又摆出猫头鹰似的严肃样子。
“我不知道您演戏的技巧怎样，说谎的本领怎样。您知道，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这不是一个说话谨慎不谨慎的问题。任何事情都可能引起麻烦：突然吸一口气，在做什么事的过程中暂时停止一下——比如点燃一支香烟，表示认得某个人或朋友；您可以迅速地把这掩盖起来，但是一刹那间就会把整个事情搞糟。”
“我明白了。这是说，我们每时每刻都必须警惕着。”
“完全正确。眼下您还是继续学习吧。就好像又重新上学一样，是不是？现在，您对奥利夫·贝特顿的情况，已经一字不错地记熟了。让我们继续学习其他东西吧。”
接着，学习暗号，接头时的应答以及特工人员应有的各种知识：询问、重复、想办法把她弄糊涂，使她犯错误；然后，设置假情况，看她对这些情况如何反应。最后，杰索普点点头，宣称他对希拉里已感到满意。
“您准能行，”他像一个长辈似的拍着希拉里的肩膀说，“您是一个机灵的学生。您必须记住，不管有时您多么觉得您是孤单地进行活动，其实您很可能并不孤单。我只说‘很可能’，我不想说得过分。因为，对方的人也是聪明伶俐的家伙。”
“要是我到达旅途的终点会发生什么事呢？”希拉里问。
“您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当我最后面对面地碰上托马斯·贝特顿的时候，会发生什么？”
杰索普严肃地点点头。
“会的，”他说：“这是危险的时候。我只能说，在那时，要是一切顺利，您可能得到保护。这就是说，要是事情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发展。但是，您可能还记得，这一行动的基础是，生存的机会并不很大。”
“您不是说过，生存的可能性只有百分之一吗？”希拉里冷冰冰地说。
“我想现在我可以把生存的可能性增大一些。当时我不知道您是个什么样的人。”
“对，我想您不会知道。”她沉思起来。“对您来说，我想，我当时不过是……”
杰索普替她说完她想说的话：“一个有着一头显眼的红发的女人，一个没有勇气继续活下去的女人。”
她的脸一下子红起来。
“这是一个严厉的判断。”
“这是一个真实的判断，对吗？我不愿意为别人感到惋惜。因为这是侮辱人格的。只有当别人为自己惋惜的时候，我们才应当为别人惋惜。自怜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绊脚石之一。”
希拉里沉思地说：
“我认为您可能是对的。在完成这项使命时，如果我被消灭（对不起，我不知道您通常用什么词），您会不会让您为我感到难过呢？”
“为您难过？我才不难过呢，我要拼命地大骂，因为我们损失了一个值得花点心血栽培的人。”
“您最终恭维我了。”希拉里不禁感到高兴。
她继续用一种实事求是的口吻说：
“我还想起另外一件事。您说不大可能有人知道奥利夫·贝特顿长得像什么样子。但是万一我被认出来，那怎么办呢？在卡萨布兰卡我不认识任何人。但是有和我坐同一架飞机来的人。也许在这些旅游者中我会偶然碰上一个自己认识的人？”
“您不必为那架飞机上的乘客操心。同您一起坐飞机到这里来的人都是些商人，他们又继续飞往达卡了；至于在这里下飞机的那个男乘客，他随后又坐飞机回巴黎了。您离开医院之后，要住到另外一个旅馆去，住到贝特顿夫人预订了房间的那个旅馆去。您要穿她常穿的衣服，梳她常梳的发式，然后再在脸上贴上一两块膏药，那您的面貌就会很不一样了。顺便说一下，我们已经请来一位医生，准备对您的面貌进行加工。只进行局部麻醉，因此那是不痛的。但是您的确要有几个飞机失事后留下的真正的疤痕了。”
“您是一个非常彻底的人。”希拉里说。
“不得不如此啊！”
“您从来没有问我，”希拉里说，“奥利夫·贝特顿在临死前是否给我讲过什么。”
“我以为您要遵守诺言呢。”
“我很抱歉。”
“别客气。其实，我倒因此而尊敬您呢……我自己也愿意有遵守诺言的机会。但这不在我的议事日程上。”
“她的确说了一些我也许应当告诉您的事。她说，‘告诉他’——那是指贝特顿——‘告诉他要当心……鲍里斯……危险……’”
“鲍里斯？”杰索普津津有味地重复着这个名字。“啊，那是我们的端庄的外国少校鲍里斯·格莱德尔。”
“您认识他？他是谁？”
“一个波兰人。在伦敦他来见过我。他被认为是托马斯·贝特顿的姻表兄弟。”
“被认为是？”
“让我们说得更确切些吧。如果他是他自己所说的那个人，他就是已故的贝特顿夫人的表弟。但是，对这一点，我们只有他说的话作为证明。”
“她很害怕，”希拉里皱起眉头说，“您能够描绘一下他的样子吗。我希望能够认出他。”
“好。那就不妨描绘一下吧。他身高英尺，体重约一百六十磅，金色头发，一张一本正经的面孔，淡色眼睛，外国人的做作的神情——英文说得很正确，但带有明显的口音。军人的僵硬的举止。”
他继续说下去：
“他离开我的办公室时，我曾经叫人跟踪他，但没有什么结果，他直接去美国大使馆了。这也很正常，因为他是从那里带着一封介绍信来见我的。那是一封很有礼貌但不承担任何义务的通常的介绍信。我认为，他要么是坐在别人的汽车里，要么是化装成一个男仆或别的什么人从后门溜出了大使馆。总之，他逃脱了我们的跟踪。是的，我应当说，奥利夫·贝特顿说鲍里斯·格莱德尔危险可能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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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1
在圣路易旅馆的小客厅里坐着三位女士，每一位都在做着自己的事。矮小、丰满、头发染成蓝色的卡尔文·贝克夫人正在用她从事任何活动所用的那种旺盛的精力写信。卡尔文·贝克夫人是一位正在旅行的美国人，这是谁都不可能搞错的。她生活优裕，如饥似渴地想准确地知道天地间的一切事物。
赫瑟林顿小姐坐在一把很不舒服的帝国式椅子里。她是一位正在旅行的英国人，这也是谁都不可能搞错的。她正在编织一件许多英国妇女似乎总在编织的那种式样难看的毛衣。她长得很高且瘦，脖子瘦骨嶙峋，头发乱蓬蓬，而表情呢，似乎在精神上对整个人类都感到失望。
珍妮·马里科小姐派头十足地坐在一把竖椅上，望着窗外打呵欠。她是一个把黑头发染成金黄色的女人，脸蛋并不好看，但却打扮得十分引人注目。她的衣着入时，对这个客厅里的人毫无兴趣。她从心眼里鄙视她们，认为她们只不过是一些寻求刺激的旅游者。此刻她正在思考着她的性生活的一个重要变化，没有工夫理睬这些像畜生一样的旅游者。
赫瑟林顿小姐和卡尔文·贝克夫人已经在圣路易旅馆住了两夜，彼此已经熟了。具有美国人的爱交际性格的卡尔文·贝克夫人，她和每一个人都谈得来。赫瑟林顿小姐虽然也同样地急于寻求友谊，却只和她认为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英国人和美国人交谈。至于法国人，除了那些作风正派、在餐厅里和自己的儿女同桌吃饭的过着家庭生活的人以外，她是不与任何其他人交往的。
一个样子像富裕商人的法国人往客厅里瞥了一眼，被那几个妇女的团结一致的神气吓住了，于是带着对珍妮·马里科小姐留恋和悔恨的脸色走开了。
赫瑟林顿小姐开始低声地数起针数来：
“二十八针、二十九钉——我怎么搞的——哦，我明白了。”
一个长着一头红发、个子高高的女人往客厅里窥视，并且踌躇了一下才又继续沿着走廊往餐厅走去。
卡尔文·贝克夫人和赫瑟林顿小姐立即活跃起来。贝克夫人从写字台转过身来，用激动的声音说：
“赫瑟林顿小姐，您注意到那个往客厅里窥视的红头发女人吗？他们说，她是上周那可怕的飞机失事的惟一幸存者。”
“我看见她是今天下午到达这里的，”赫瑟林顿小姐说，由于激动她又漏织了一针。“坐救护车来的。”
“旅馆经理说，她直接从医院来。我不知道，她这样快就离开医院是否明智。据了解，她有脑震荡。”
“她脸上还扎着绷带——也许，那是被玻璃割破的。幸好，她没有被烧伤。据说，飞机失事所引起的烧伤很可怕。”
“简直不堪设想。这可怜的年轻女人，不知道她丈夫是否和她在一起，他是否也死了？”
“据说她丈夫没有和她在一起，”赫瑟林顿小姐摇摇她那灰黄色的头，“报上只提到一个妇女乘客。”
“不错，报上登了她的姓名。一个叫做贝弗利的夫人——不对，是贝特顿夫人。”
“贝特顿，”赫瑟林顿小姐沉思地说：“这个姓名好像使我想起了什么？贝特顿。对了，我在报上看到过这个姓名。哦，哎呀，我敢肯定就是那个名字。”
“皮埃尔见鬼去吧，”马里科用法语自言自语地说，“他真叫人受不了。但小朱尔斯，他真可爱。而且他的父亲在社会上有地位。我最后决定了。”
接着，马里科小姐就迈着优美的大步子走出了客厅，从我们的故事中消失了。
2
托马斯·贝特顿夫人在飞机失事后第五天的下午离开医院。一辆救护车把她送到了圣路易旅馆。
她显得苍白而有病容，脸上贴着膏药和扎着绷带。她立刻就被领到专门为她保留的那个房间里，那位富有同情心的经理紧紧地跟在她周围侍候她。
“夫人，您经受了多大痛苦啊！”那位经理在亲切地询问了这间为她保留的房间是否中她的意，并且毫无必要地把所有的电灯都打开之后，说：“死里逃生多险啊！真是人间奇迹啊！多幸运啊！据说，只有三个幸存者，而其中一个现在还处于危险状态呢！”
希拉里困乏地一屁股坐到一把椅子上。
“是的，的确如此，”她咕哝道，“我自己几乎不能相信这件事。甚至现在我也记不起什么东西。飞机失事前二十四小时的情况现在对我来说，也十分模糊。”
“哦，是的。那是脑震荡的结果。我的一个妹妹也得过一次脑震荡。战争时期她在伦敦。一颗炸弹落下来，把她震得不省人事。但是，她马上就爬了起来。她在伦敦乱转，在尤斯顿车站搭上一列火车。您想想看，她在利物浦醒来以后，有关炸弹的任何事情她都记不得了，怎样在伦敦乱转也记不得了，搭火车的事或怎样到达利物浦的事也不记得了。她还能记得的惟一的一件事是她把她的裙子挂在伦敦的衣柜里，这些事情都非常奇怪，是不是？”
希拉里同意经理的意见，认为这些的确很奇怪。那位经理鞠了个躬，就走了。希拉里从椅子站起来，到镜子跟前去照一照自己。她现在是如此浸透着她所扮演的新人的精神，以致于她感到四肢一点劲都没有，这对一个遭受了一番严厉的折磨之后刚从医院出来的人来说，是十分自然的。
她已经在旅馆服务台查问过，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