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强做久做自己-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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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只要按下按钮，其余的都交给我们。”120多年以来，柯达公司在照相业各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
柯达全球副总裁、北亚区主席兼总裁叶莺，生于北京，长在台湾，住在香港，拥有台湾大学国际关系和英语文学学士学位。她先后从事过三种职业：记者、外交官和企业家。她做记者，是美国新闻界的名记；她做外交官，是美国政府中第一位被任命为公使衔商务参赞的女性；现在做企业家，她是柯达第一位华人全球副总裁。2003年，叶莺获选为中国科技界十大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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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节：做强做久做自己（46）
叶莺的商道真经
荣耀属于团队的每一个人，可失败的责任只有一个人能承担，这个人就是我，是这个叫叶莺的女人。
柯达加急转型，只因“数码”
落后市场一步
——访柯达公司全球副总裁、北亚区主席兼总裁叶莺
过去的100多年中，柯达一直是“影像业的领导者”，没有任何一家传统影像企业可以与之匹敌，这使柯达在滚滚而来的数码浪潮中反应迟缓。
抢占了中国传统影像市场近70％的份额后，柯达在2002年之后，业务竟然停顿不前了。在中国数码相机市场的最新排名中，柯达已经排在佳能、尼康和索尼之后，柯达总部为此忧心忡忡。柯达要全面向数码影像转型。然而，由谁来完成这转型风暴呢？柯达选择了叶莺。
“为了心目中最美的一刻，我曾背着相机，只身来到美国印第安人居住的山洞中，一等就是一夜。可惜我的道行不够，没能抓住红日喷薄而出、与圆形洞口重合的一刻。那时候，我没有想到自己会选择柯达。柯达本身就是一个美丽的故事，需要把这个故事说出来让大家知道。柯达不仅是一个品牌、一个产品，而且是一种文化，这个文化跟随着每一天生活里的每一个精彩的时刻。我选择了柯达，讲述着柯达美丽的故事。”
叶莺把驱动完美的转型风暴当成了自己的使命，而她的这段真诚感人的自白，让我有兴趣与她进行了一次对话。
赵晏彪：据资料介绍，柯达在数字影像方面的技术一直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但是由于市场化的速度较慢，没有创造出理想的效益，从2003年开始，柯达从传统影像向数码影像转型，现在进展情况如何？
叶莺：从2003年9月开始，柯达公司开始了发展历程中一次伟大的变革——从传统影像向数码影像的战略转型。在转型战略的指引下，柯达展开了一系列收购，在此基础上组建了图文影像集团，并把它作为柯达转型的战略支柱之一。柯达图文影像集团旗下汇集了一系列图文影像领域的知名品牌，比如柯达保丽光印艺的印刷版材，克里奥的数字工作流程和ctp系统以及encad的大幅面彩色喷墨印刷机，还有柯达文档影像管理产品和服务。这些品牌及其背后强大的技术研发能力、优秀的人才队伍和稳定的客户群体都在柯达这个世界级品牌之下进行了有机整合，使柯达图文影像很快成为世界数码图文影像领域毋庸置疑的领导者。这为转型的成功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赵晏彪：传统影像和数码影像在市场上虽然有重合，但是更多的情况可能是非此即彼，在这一新一旧两种产业上，是否存在着“自相矛盾”的情况？因为如果是喜欢用数码相机的人，可能就不喜欢用传统光学相机了，也就是“胶片”不再有用武之地，你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叶莺：其实柯达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投入了大量资金到数码相机产品的研发上。之所以迟迟没有投入生产，就是怕影响传统胶片的销售，降低利润。企业内部变与不变的支持者各持己见。但是到了2002年，传统影像的收入大幅下滑，把一个不争的事实摆在了台面上：要想永续发展，必须走数码之路，只有跟上潮流才不会被淘汰。而且在这个领域，柯达不仅仅只有富士这个老对手，还面临着Sony、Nikon、Olympus等知名品牌的挑战。从传统影像转向数码影像的变革可以说是不得不走的路。但是，人们的需求是多方面的，柯达在转型期间，要尽可能做到两全其美。
赵晏彪：柯达转型后将在全球形成怎样的战略格局？
叶莺：柯达的战略理念是非常清楚的：一座房子有三根支柱。中间的这根是民用产品，比如传统的胶卷、相纸和数码相机等；第二根柱子是医用部分。很清楚的一点是，在医用领域，从传统影像向数码影像转型的速度比民用的还要快，特别是在中国，很多边远地区的医院已经开始应用数码技术，传统技术被完全抛弃。第三根柱子就是商用部分。在商业印刷领域，我们在过去两年花了很多的时间和资金收购相关业务，囊括了业内一系列最著名的品牌，再加上柯达原有的文档扫描、缩微技术和产品。在这三根柱子里面，数码和传统的技术都有。柯达图文影像将呈现全新的世界领先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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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节：做强做久做自己（47）
在一座房子下面，一定要有基础，这个基础就是柯达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和队伍。房顶就是柯达的品牌。
这个房子有的时候还需要修理，需要添砖加瓦。所以，在我们这个房子的边上还有“一块砖”和“一片瓦”。这个砖就是喷墨打印技术。将来，喷墨打印这条路柯达是一定要走的。一片瓦就是平板显示技术。在涂布技术上，10多年前柯达走错了一步。当时，在业内其他公司开发显示屏里的隐藏膜业务的时候，柯达也可以走这条路。但当时柯达做胶卷都来不及，就没理会那回事。今天，在液晶显示屏领域，将近80％是富士的，20％是柯尼卡的。而柯达要进入这个领域，的的确确要去追赶这相差10年的路。现在我们整个战略目标压缩得越紧、越清楚，转型成功的概率就越高。
赵晏彪：柯达在中国市场的转型情况如何，将来是否更重视数码产品的销售？
叶莺：目前美国还是我们的最大市场，中国是柯达胶卷的全球第二大市场，我相信，在很短的几年时间内，中国将成为我们的第一大市场。所以从这个概念上讲，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由于流动性所引起的整个行业的变迁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柯达最终的目的并不是在数码转型的过程中变成一个第一名的数码相机销售公司，这个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真正的目的是希望能够提供全方位的影像服务，也就是说，从捕捉影像到输出打印影像，到分享这其中的快乐——柯达要以21世纪最新、最有效、最快速、最真实的方式让人们与亲友分享影像的快乐。
赵晏彪：柯达转型的进程总的来说走到了哪一步？
叶莺：柯达的转型是永无止境的，不可能说哪一天就结束转型了。而柯达错就错在曾经觉得是如此。所以从现在开始，柯达要不停地走，不停地变，不断地挑战自己。
可是，如果有人问我，假如这条路是从1走到10，那么现在柯达走到何处了？我觉得，在中国，目前柯达可能只走到了4。8，一半都没有。所以我们必须要加快步伐，人们很快就会再次看到柯达的大动作。
赵晏彪：柯达是有着100多年历史的大企业，你的上级、同事、下属，可以说都是男性精英，你在平时工作中，如果需要对一个问题做出决策时，作为一个女性你经常采取哪种方法？
叶莺：我最通常的做法是召集一个会议，让大家从不同的角度提方案，看大家提得差不多了，我也提一个方案，大家在会上畅所欲言。我提的方案也常常被打得千疮百孔，这时我的心里并不感到难过，而是有一种无法形容的欣慰，因为我觉得，这表示我们的团队是成熟的，目标是明确的。
赵晏彪：你的那些男性下属肯定不是在所有的事情上都做得那么好，都那么如你的心愿，当他们做得不是那么理想的时候，你怎么去让他们实现你的目标？
叶莺：这种情况在工作中经常发生。每次我都要首先问我自己，他是不是真的明白我要的目标？他需要的设施、人员状况是否具备？如果这些条件都有了，还是做不好，那么就要关起门吵架了，我要问他错在哪里，他做错的这个部分里面有没有因为我的失职才没有做好。这样争吵以后，事情就清楚了，错误会马上得到纠正，我和这个下属也就变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赵晏彪：你做决策的时候，面对上上下下的男性精英，有没有一种压迫感和紧张感？
叶莺：在工作中，男性习惯表现自己的强势，在一些没有大的原则性的问题上——至少在我看来不是原则上的问题，我就女性一些，顺着他们的意思做。这一点我觉得女人的胸怀比男人要大。男人希望让人觉得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会改变这个世界，“世界因我而不同”，多么豪，多么爽，多么酷，多么霸。其实，没有一个人能够改变这个世界，可是，我们可以改变自己来迎合这个大环境。加入柯达公司后，有许多在商海里沉浮了多年的老将让我非常佩服、敬重，虽然在级别上他们是我的手下，可是我从来没有把他们当成我的手下，我觉得我们只不过是一起共事，共同来努力。可是有一点我心里十分清楚，那就是不管做任何事情，只要是跟中国有关的，如果出了问题，一定是由我来负责。荣耀属于团队的每一个人，可是失败的责任只有一个人能承担，这个人就是我，是这个叫叶莺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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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节：做强做久做自己（48）
“承担责任”是我任何时候、无论是做记者还是做外交官时的一个底线。我始终坚信，守住这个底线，才是一个成功的人、一个完美主义者。
我可能是个非常浪漫的水手，我在寻找那么一个完美的风暴。此时，我正在风暴当中，我绝对不会弃船而逃。如果这艘船能够抵抗这个风暴，回想曾经共同打拼的日子，我会感到非常欣慰。
——叶莺
财富攻略
坚守信念，叶莺为柯达
赢得世界第二大市场
夜幕降临，香港维多利亚港湾的景色格外迷人。叶莺站在游轮上望着水中摇曳的万家灯火，感叹这个国际大都市的繁荣昌盛。但是，叶莺身边那位美国男子——时任柯达公司首席运营官的邓凯达却眉头紧锁，忧心忡忡：“Ying，我很担心，如果我们跟中方签了这个协议，说不定第二天，他们就会邀请更多的投资者进入中国市场，那样的话，我们12亿美元的投资不就等于扔到这海水里了吗？”
叶莺用十分坚定的口气说：“不会的，我对中国有信心，我对中国政府有信心，我对中国的市场更有信心！”叶莺的回答斩钉截铁，但是，还是不能打消邓凯达心中的顾虑，他说：“这样吧，Ying，我们打个赌如何？”既然无法说服彼此，邓凯达提出了一个建议，“我们赌5000美元！”叶莺爽朗地笑了：“5000美元太多了，我们不如就赌500美元，钱多钱少并不重要，只是一个象征意义。”
“OK，一言为定！”
两个人下的赌注虽然只有区区500美元，但是叶莺和邓凯达都知道，这是一场关于12亿美元的豪赌。
当时，世界感光业流传着“两个半”的说法：美国柯达算一个，日本富士算一个，德国爱克发算半个，其他如柯尼卡、乐凯等企业，根本无法与“两个半”匹敌。不过在中国，柯达却无法成为那“一个”，因为与竞争对手日本富士相比，它不仅是后来者，而且也是弱者，其市场占有率还不足富士的一半。
与此同时，中国仅有的7家国有胶卷生产厂——辽源胶片厂、保定乐凯、汕头公元等7家企业陷入崩溃的边缘，负债和亏损累计近百亿元。企业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生存成为其第一要务，国家开始考虑，国内感光材料行业是否需要对外开放。
柯达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
1994年的一天，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基与柯达总裁裴学德在杭州西湖国宾馆会面，双方同意柯达与中国感光业进行合作。裴学德承诺，柯达将会带来三样东西：一是技术；二是世界级的管理和生产能力，包括世界级的质量；三是12亿美元的投资，帮助国有企业进行重组。这次达成的朱裴共识，被称为著名的“94共识”。
然而，双方进行了长达三年的谈判，最终没有结果。裴学德希望柯达能够抓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