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店关门之后 作者:劳伦斯·布洛克-第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到那里就是图个这种感觉。我只想喝酒喝得刚刚好，偶尔才想纵情一醉。我通常喝两杯波本，再加一点咖啡，直到长夜将尽，才会再喝两杯。我在那里可以看报纸，可以吃一个汉堡或是来份正餐，如果我不想讲话，在那里也可以静一会儿。我不是一天到晚都在那里，但是，我每天至少会到那里报到一次。有的时候丹尼斯一开门，我就进去，直到比利关门的时候，我才出来。每个人都要有个地方可待，对不对？
　　酒吧朋友。
　　我就是在阿姆斯特朗那里认识汤米·蒂勒里的。他当然也是常客，一个星期他有三四个晚上都会在那里。我不记得我第一次见到这个人是什么时候，但只要跟他在一个房间里，你很难不注意到他。这家伙个头很高，声音也不是特别大，但只要几杯酒下肚，整个屋子里都听得到他的声音。
　　他可以吃得下很多牛排，喝不少芝华士威士忌，而他的能吃善喝，全都写在他的脸上。汤米·蒂勒里差不多四十五岁的样子，下颚很有力，脸上因为毛细血管处处破裂，看起来有点像窗帘布。
　　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叫他硬汉汤米。也许斯基普说得没错，这个绰号可能纯属反讽。大家叫他电话汤米，则是因为他的职业。他用电话做推销工作，在华尔街附近的一家水桶店打电话拉人投资，我知道干这行的人跳槽跳得特别勤。想让陌生人从口袋里拿钱出来投资莫名其妙的事业，的确是要有点本事的。有这种本事的人，想当谁的伙计都行。
　　那年夏天，汤米在坦纳休公司兼差，推销房地产财团的部分股份。我猜想，做这种事可能可以节税而且可以累积一点资金。我之所以这样推断，是因为汤米从来不跟我或其他人谈这一类事情。只有一次，有个罗斯福医院的助产士跟他谈到这方面的事情，我在旁边，这才听出点端倪来。汤米用了一个玩笑打发过去。
　　“不，我是认真的。”那个助产士很认真地说，“我最近赚了一点钱，我真的该想想这方面的事情。”
　　汤米耸了耸肩，“你有名片吗？　”那个助产士摇了摇头。“那你把你的电话留下来，我会找个适当的时间打给你。你想了解我们的状况的话，我会提供所有细节。但是我得警告你，只要我用电话推销，没有人挡得住我的魅力。”
　　过了几个礼拜之后，这两个人又碰面了。那个妇产科的人埋怨汤米没打电话给他。
　　“天啊，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汤米说，“让我先把这件事记下来再说。”
　　他是个还算过得去的朋友。他很会七转八弯地讲一些土笑话，只要我听得懂，就一定捧场。我觉得这些笑话里不无攻击的意味，但是，我知道他没有恶意。如果我想谈谈我在警察局里的往事，他也是挺好的听众；如果我的故事很好笑，他跟大家一样会声嘶力竭地大笑。
　　他也不是没缺点。他的嗓门好像大了点，好像也太开心了点。他的话太多，无时无刻不敲在你的神经上。我说过了吧，他不是每个礼拜都会到阿姆斯特朗酒吧吗？　每次那个来自加罗林群岛的卡罗琳·奇塔姆差不多都在他身边。卡罗琳讲一口软绵绵的英文，就像某种烹调用的药草，但是，加在酒里，可就后劲十足了。有时是汤米搂着她走进酒吧，有时是汤米先到，卡罗琳随后赶到。她就在附近，而且我猜想卡罗琳跟汤米在同一间办公室里上班。我也懒得推敲这种事，就算是汤米的办公室恋情害得他沉迷阿姆斯特朗酒吧好了。
　　他喜欢盯着运动节目看，因为他下注――通常是球赛，有时也赛马――他赢的时候，你很难不知道。他有一点客气，坦白说，有一点不分青红皂白的客气。不过，他的言词再和善，也难掩他眼中射出的两道寒光。他的谈吐暖烘烘的，眼光却冷森森的，这是他的弱点，不过，你闭上眼睛跟他说话，就没有差别了。
　　你现在知道他为什么能吃电话推销这碗饭了吧？
　　其实斯基普·德沃的真名叫阿瑟，但也只有博比·鲁斯兰德一个人规规矩矩地这么叫他。博比当然不能跟我们一样随便。他们两人从四年级开始就是最好的朋友。两人老家都在杰克逊海茨。斯基普在接受洗礼的时候，被取了小阿瑟的教名，而他之所以被取了个外号，“是因为他一天到晚逃课。”博比说。但是斯基普另有解释。
　　“我这个外号是我在海军的舅舅取的，从此之后，我就没甩脱过。”他曾经跟我说过一次，“我妈妈的弟弟给我买了一套海军制服和玩具船，因为有了这组舰队，我便被舅舅叫做‘小船长’，过没多久大家都这么叫了。这个绰号还不坏，我们班上有一个人叫小虫。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大家还这样叫他，尤其是他太太跟他在床上的时候，‘哦，小虫，再钻深点。’”
　　他大概三十四五岁，跟我差不多高，瘦瘦壮壮。手臂跟手背上全是青筋。他脸上好像没有多余的肉，一层皮沿着骨头起伏；　让他的脸庞显得很像雕刻品。他有一个鹰钩鼻，一对好像能看穿你的蓝眼睛，在强烈的灯光下还会隐隐发绿。这么性格的长相，外加他满不在乎的个性，充满自信的外表，对女性来说，的确是相当有吸引力。只要他有兴致，我从没见他空手而回过。但是他还是独居，也没打算跟哪个女的定下来，他比较喜欢跟男人混一起。几年前，他不是跟哪个女人同居过就是结过婚，不过，现在他不跟女人玩真的了。
　　汤米？　蒂勒里有个外号叫硬汉汤米，说真的，有时你还真会被他的外表唬住。斯基普以前才真是硬汉，只是你必须要在他的外表下探索，否则，你是看不出来的。
　　他在军队服役过。不过不是他舅舅希望他当的海军，而是陆军特种部队，绿色贝蕾帽。他高中毕业之后就登记入伍，在肯尼迪的年代，曾被送到东南亚作战。退伍之后他跑去上大学，但是不久就被退学，接着，他就在上东城开始了酒吧打零工的日子。几年之后，他跟约翰·卡萨宾用尽了他俩的储蓄，租下一家停业已久的五金店，彻头彻尾整修了一遍，开了他自己的酒吧――小猫小姐。
　　我偶尔会在他自己的店里见到他，但我们更常在阿姆斯特朗酒吧里碰头。他下工之后，也会到酒吧消磨时间。喝酒的时候，他倒是个好同伴。他很容易相处，而且绝不嗦。
　　我觉得他不是个简单的人物，不管是什么事情，他都能冷静应对。你可以感觉到他好像可以单独处理任何事情，而且不费半点功夫。他就是那种拿得起放得下，敢说敢做的男子汉。也许他在越南当过特种兵，所以养成这种特质，也许是因为我知道他在那里待过，所以怎么瞧他怎么顺眼。
　　我常在罪犯身上见到斯基普的那些特质。我抓过几个持械抢劫银行运钞车的歹徒，就是斯基普这副德性。还有一个长期在搬家公司开车的司机也是这个样子。有一次他跑了一趟长途之后，提前几天回家，却发现他妻子跟奸夫躺在床上，他一气之下，用双手活活把他们给掐死了――我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才认识那个司机的。
　　第三章
　　报纸上根本就没有提到莫里西酒吧的抢劫案，但是接下来的几天，我却听到许多传闻。莫里西兄弟的损失越传越夸张。我听到的从一万到十万都有。到底被抢了多少钱，只有莫里西兄弟跟抢匪知道，但这两边都不会说出来，所以，损失的金额怎么说都行。
　　“我想总数在五万左右。”比利·基根四号晚上跟我说，“数目当然会越传越多。每个人和他的兄弟都在现场亲眼目睹。”
　　“这话什么意思？　”
　　“到目前为止，至少有三个人言之凿凿告诉我说，事发当时他们在场。得了吧，在场的人是我，我才敢发誓，他们那几个人根本不在场。不过，他们加油添醋之后，有时连我也弄糊涂了。你知道有个抢匪一巴掌把个女的打得昏头转向吗？　”
　　“真的？　”
　　“他们是这么告诉我的。而且莫里西兄弟里还有人被打了一枪，受了点皮肉伤。我想亲临现场是够刺激了，但是，不在场好像更具戏剧性一点。一九二八年都柏林骚乱十年后，你好像找不到任何一个当时没参加这场革命的人。那是一个光辉的星期一早晨，三十个勇敢的人走进邮局，十万英雄揭竿响应。怎么样？　马修，五万块不算过分吧？　”
　　汤米·蒂勒里好像那天也在，我记得他坐在一边大吃大喝。也许我记错了。从那之后，我有好几天没见到他，也没听他提起过这桩抢劫案。如果他有赌棒球稳赢的窍门，他一定会说得全酒吧没有人不知道。你只要赌大都会跟扬基队输，这两队就一定会赢。
　　大概是第二个礼拜，有天中午，斯基普到阿姆斯特朗酒吧，见到我躲在后面喝闷酒。他在吧台买了一杯黑啤，拿到我的桌上来，在我对面坐下。他说，前一晚他到过莫里西酒吧。
　　“自从上次跟你去过一回，我就再也没上那里了。”我告诉他说。
　　“昨天也是我第一次去。他们把屋顶修好了。蒂姆·帕特还问起你。”
　　“我？　”
　　“是啊。”他点起一根香烟，“他希望你有空到他那里走走。”
　　“干嘛？　”
　　“他没说。你是侦探不是吗？　也许他要你去查点东西。你觉得他们到底损失了多少钱？　”
　　“我可不想卷到这种事里。”
　　“你别跟我说。”
　　“爱尔兰人的家务事，我可不想沾上边。”
　　他耸了耸肩，“你也可以不去。蒂姆·帕特说，今晚八点过后，随时候驾。”
　　“我以为他们要睡到八点。”
　　“如果他们睡得着的话。”他喝了一大口啤酒，用手背抹了抹上嘴唇。我说：“你昨天晚上去过了？　那地方现在是什么样子？　”
　　“还不就那老样子。我跟你说，他们把天花板上的洞给补好了，至少我是瞧不出破绽。蒂姆·帕特跟他的兄弟们也还那德行。我告诉他们，下次我碰见你，会把话带到。至于去不去，就是你的事了。”
　　“我想我不会去。”我说。
　　但是第二天晚上十点、十点半左右，我还是糊里糊涂去了。一楼的剧团正在排演布伦丹·贝汉的剧作，他们预定星期四晚上首演。我按了按楼上电铃，等了一会儿，蒂姆·帕特的一个兄弟把门打开一个缝，告诉我他们要两点钟才开门。我告诉他，我的名字叫马修·斯卡德，蒂姆·帕特叫我来的。
　　“哦，是你，这种灯光下我没认出来。”他说，“请进，我去告诉他你来了。”
　　我在空荡荡的二楼房间里等着。抬头瞧瞧天花板，想知道洞到底在哪里。这时，蒂姆·帕特走了进来，又开了几个灯，亮多了。他还是平常那副装束，只是没围围裙。
　　“谢谢你专程跑一趟，”他说，“要不要跟我喝一杯？　你通常喝波本，今天照旧吗？　”
　　他倒了杯酒，我俩在桌边坐下。他的一个兄弟好像出门了，我听到有人下楼的声音。蒂姆·帕特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他说：“出事那天你在场吧？　”
　　“在。”
　　“有个好朋友不小心把他的帽子留在这里了，但是，他妈妈没把他的名字绣上去，所以，我们没办法还给他。”
　　“明白。”
　　“如果我知道他是谁，在哪里可以找到他，我不就可以把他的东西还给他了吗？　”
　　我确定你还想要他们身上的某些东西。
　　“你以前是警察。”
　　“现在不是了。”
　　“你可能听到了点风声。人们总是会议论，是不是？　如果有人能把眼睛放亮点，耳朵竖尖点，他会得到点好处的。”
　　我没搭腔。
　　他捋了捋胡子。“我兄弟跟我，”他的眼睛盯着我肩膀后面的东西，“愿意出一万元，打听出那天拜访我们的两位朋友到底叫什么名字，住什么地方。”
　　“就为了还那顶帽子？　”
　　“怎么啦？　我们没这义务吗？　”他说，“你们的乔治？　华盛顿不是冒着漫天风雪，就为了还给顾客他多收的一分钱吗？　”
　　“你说的是亚伯拉罕？　林肯吧？　”
　　“对，对，乔治·华盛顿是另一回事，樱桃树。‘爸爸，我不能说谎。’你们国家的英雄都是些最诚实的人。”
　　“好像是这么回事。”
　　“他跟大家说他绝不是个骗子，天啊。”他摇了摇他的大头，“你可不可以帮我们查出真相？　”
　　“我想不出来从哪里着手。”
　　“你在场啊，而且你也见过他们。”
　　“他们脸上蒙着手帕，头上还戴了帽子。坦白说，我敢发誓，他们在离开时，帽子还好好地戴在头上。你找到的那顶帽子不是其他客人的吧？　”
　　“也许他们掉在楼梯间了。如果你听到什么风声，马修，让我们知道好吗？　”
　　“有何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