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中国-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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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中国，青年时代求学哈佛五载，顶着洋学位就职财富500强企业，位居高盛董事，拥有高薪和令人尊崇的地位胡祖六用他的勤奋和智慧创造了自己的辉煌人生；而在中国逐步走向国际化的过程中，胡祖六以跨国企业高层管理者的身份，在国际资本和中国企业间搭起一座桥梁，为双方的合作共赢提供了许多契机。这个拥有强烈中国情节的国际资本飞人，已经成为中国巨大的经济变革洪流中的重要力量。
五年哈佛的烙印
胡祖六出生在湖南。在他看来，湖南近代有很多仁人智士，一直想寻求救国救民之道，“前仆后继吧，不只是从太平天国到洋务运动，再到辛亥革命到共产主义革命，有很多这种仁人智士，都是想为国家为这个民族的富强能够做一份贡献。”
胡祖六的话听起来当然非常理想主义，而实际上他还有非常强的使命感。17岁时，中国恢复高考，胡祖六考入清华大学，随后在清华获得了工科硕士。而他本人则一直对经济管理比较感兴趣，总想通过学习经济管理报富国之志。机会的来到是在80年代中期，当时有几个公派留学生名额，去美国哈佛大学学习宏观经济，胡祖六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哈佛学子。
在哈佛学经济，最难的第一件事是语言。胡祖六在清华上的还是英文快班，但因为他学的是工科英语，而经济学对英语的要求特别高，不仅专业性强，而且要求非常能言善辩。“毕竟因为我是比较早出国的，因为那时候中国是刚刚开放，跟外面接触还是比较少，尤其听这种以英语做为母语的人的交流，还是非常有限，所以到美国第一个困难就是语言的障碍，不是读不是写，我读写都没困难，但是跟人之间争辨讨论问题的时候发现立不从心，即使你有非常好的主意或思想，但是你总觉得语言上有很大的障碍，这是一个很大的困难。”勤奋是克服语言障碍的唯一法宝。胡祖六回忆说几乎每天晚上都是学习到两、三点才睡觉。可以想象，怀揣着梦想的胡祖六在异国他乡付出了多大的努力。
而实际上，胡祖六感到困惑的还有中西方不同的文化氛围，他惊讶地发现自己几乎完全没有市场的概念。“因为我的成长的经历基本上都是计划经济时代，80年代去美国，那时候中国的市场还是非常不成熟，非常陌生的，中国没有股票市场，也没有证券市场，很多这种对人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对我们是一个新兴的事物，所以学西方经济学，很多这种感性的认识和经验并没有。”
在别人看来似乎有点枯燥的经济学，胡祖六却觉得很有意思，仿佛大而无当，却是和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汇率和利率的计算也非常有趣。哈佛五年的岁月给胡祖六打下了非常深的烙印，“我今天还是记忆犹新，我原来学理工，后来学习现代经济学，应该说给我打下了非常扎实的功底和基础，尤其是我学到了很多现代经济学的一些分析方法，包括研究的方法和思维的方式，那么在我今天接触很多各种各样的经济问题，我们就有一种比较严谨的分析方法，这点是让我受益无穷的。”
助中国企业走向国际舞台
作为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的胡祖六，在毕业后的几年内很自然地融入到世界经济管理的核心圈子。1991年至1996年间，胡祖六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官员，先后供职于亚太局、财政事务局和研究局，从事经济研究，参与对许多成员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磋商与技术援助工作。1996年，胡祖六已经是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首席经济学家。但此时的胡祖六却觉得“非常寂寞”。因为他感到欧洲“太安静了”，而他的故土中国、亚洲却热闹非凡，当时“亚洲模式”正风光无限。他的眼光投向了故土。
胡祖六选择了在世界十大投行中名列前茅的高盛。此时高盛准备在香港设立亚太地区总部，正在到处物色掌门人。一般说来，在投行模式中，高级经理人的经济学功力和话语权至关重要。而在高盛的眼中，胡祖六显然已经拥有了这个优势。“双方几乎是一见钟情。”高盛在香港设立其亚太地区总部后，胡祖六便走马上任。许多年后，当胡祖六回顾海归的历程时，他说，“能够把学到的知识报效国家，能够帮助中国比如说制定更好的宏观经济政策，会帮我们企业更加有竞争力，能够走向国际的舞台，这是我很大的一个动力。”
1997年，胡祖六刚刚赴任，立刻遭遇亚洲金融危机。东南亚各国汇率极度动荡，金融危机导致经济危机，有的国家经济甚至在一夜之间被称为倒退十年。
正值世人震惊困惑之时，各种经济学纷纷抛出假说，展开了异常激烈的辩论。亚洲金融多米诺骨牌一个个到下之后，加之中国出现了广信事件，世界经济界自然产生下一个猜想，即人民币会不会贬值，中国会不会发生金融危机。
西方的经济学家大多预言中国难逃此劫，但胡祖六却根据自己的研究分析断言，“人民币不会贬值！”在对中国的很多不利分析的背景下，胡祖六的良好预期多少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
事后，市场证明了胡祖六是正确的，人民币平稳的度过了亚洲金融风暴。这次漂亮的亮像为胡祖六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赢得了良好的开端，让他在国际资本市场也开始具有了话语权。
高盛公司是一个全方位的投资银行，包括像IPO（外资直接投资）帮助中国公司上市。在胡祖六的运作下，中国许多“最大的最重要的产业的最大的国营企业”，都基本顺利地进入国际资本市场。
除此以外，胡祖六领导的高盛（亚洲）也做过很多并购的财务顾问，“比如说中国企业到海外去收购像中国石油到印尼去收购一个油汽田，给他提供财务的顾问；有很多跨国公司想到中国来投资或者并购，那我们也提供财务顾问，比如说像日产汽车跟东风的合作，就是我们做的顾问，还有像戴姆勒奔驰跟北京的福田汽车进行合资也是我们做的顾问。”
高盛在中国还有自己投资，先后投资过平安保险还有网通等公司，他们很早很年轻的时候我们就进行投资，还有一些像中国不良资产，像华融资产的拍卖，我们都积极投标，把资本和技术带进来进行处置，所以总的来说我们在中国的业务发展是多方面的，尤其我们对中国的市场是非常非常看好，也是非常置力于在这个市场里面能够进一步做好做大。”胡祖六说。
胡祖六认为中国的企业到国际资本市场进行一席洗礼，对提高他们自身的素质、改善公司管理水平非常有好处，竞争力也会得到大大提高。
金融投资国际资本飞人的中国情节（2）
国际资本飞人的中国情节
为自己是湖南人感到骄傲的胡祖六坦称自己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有一股强烈的中国情节。“过去这么多年来，包括亚洲金融危机最黑暗的时候（中国经济在1998年1999年也是不够景气，内需不足），很多国际投资者对中国非常悲观，在那个时候我对中国市场的乐观信念丝毫没有改变，所以在很多国际场合人家就怀疑，就是说这个胡博士是太偏向中国，太偏向中国，所以他们叫我RedFred，叫红色的夫雷德。”
红色的胡祖六博士迄今为止仍然只持有红色的中国护照。“现在让我寻思去效忠另外一个国家，我想永远是不可能接受的，因为我从来没想到在国外滞留很久，我因为工作（出国）当然是没关系，但是我绝对不想改变我的国籍。”
因为工作关系，胡祖六的出国出差机会很多，但这对他来水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比如说去巴黎或者去东京，因为拿着我的中国护照，所以办签证非常非常麻烦，而且很多国家我秘书都不能帮我办，一定我自己亲自去填写这个表去办，所以时间精力上是非常非常麻烦，很多人都说你为什么不拿加拿大护照或美国护照，这样旅行就很方便，但即使这样，我还是一直把中国护照带在身上面。”
胡祖六说他从来不把高盛看成美国的公司，“我把高盛看成是全球性的公司，如果高盛进入中国来，设立高盛中国，那么我把高盛看成一个中国公司，因为它是受中国政府的监管，向中国政府交税，很可能大量雇用中国的优秀的就业人员，所以他就是本土性的企业，所以这是我这么看，我吸引外资或者是跨国公司到中国来，我也是希望他们能够为中国所用，变成中国的公司。”
国际金融界沟通的桥梁
陈海：您对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化有什么见解？
胡祖六：中国经济必须也必然融入全球化，PC行业是最好的例子。这个行业外资进入很早，竞争也非常激烈，但是中国出现了在亚洲市场占有率超过IBM的联想。再比如IT移动通信行业，中国自己本身没有多少知识产权，就是因为吸引了诺基亚、摩托罗拉等跨国公司到中国来投资，在中国生产手机等各种通讯设备，所以后来中国的移动通讯技术突飞猛进，后来居上。一个行业有很多外资进入的情况下，一般会发展得比较快，国内的企业会进入这个竞争状态，或者背水一战，或者迎头追上。家电行业也是很好的例子，1980年代的时候中国的家电完全是被日本的电器垄断，SonyPanasonic，全是日本牌子。但是到了1990年代，长虹、康佳、TCL，我们的东西做得和他们一样好，价格还便宜。当然我们可以不对外资开放，自己埋头做研究。但会有一个问题：追赶先进技术的过程将非常漫长。
陈海：中国公司在走向国际化过程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胡祖六：我发现中国公司走向国际市场的最大困难还是在观念和企业文化上面，比如说中石油，走向规范化和海外上市是非常复杂的过程，包括人员的分流，很多管理企业的职权划分等等，其实都是牵扯很多利益的重新分配，自然不可避免有很多阻力。上市整个的准备工作时间表非常紧，压力很大，包括春节放假都不能休息，就是一门心思地工作。后来上市成功，中石油一位老总说，这次海外上市等于是脱胎换骨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当时是很痛苦很艰难，但是经过这个过程以后，自己的观念确实有很大的改变。在市场经济下，尤其在国际资本市场公开上市这么一个企业，对他的要求有更好的了解，对投资的期望有更好的了解，所以他们对自身的责任感、他们经营的目标，这种以股东价值为核心的企业文化，等于说是一次重建。
陈海：您撮合了很多外资企业与中国企业的合作，您认为这些合作对中国企业的发展有哪些影响？
胡祖六：在把中国企业推向国际资本的同时，也带回来国际资本，带回来很多技术和信息管理的模式，比如中国移动中国电信行业的龙头企业，中国石油中国最大的能源企业，都是非常好的非常有潜力的企业，但是他们多年在国有的独资的体制下，不是一个股份制企业，不是一个现代的上市公司，但是他自身素质很不错，发展潜力也非常大，但毕竟受计划经济下这种体制的约束，显然一开始是不具备到香港或者到纽约上市的条件或者要求的，这就是我们所能提供的，我们是帮助这些企业帮他进行重组，改制，比如说业务的重组，资产的整合，管理架构财务报表信息批露等各个方面，为他们的各个环节提供咨询建议，帮助他们，使他们能够满足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市的要求和条件。这是我们很大的一个中心。
我非常乐意担当中外金融界沟通的桥梁，我在国外投资者面前，更多讲中国的前景，而在国内，更多讲问题，讲差距。
陈海：资本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追求高额利润。这些国际资本有没有可能会给巨变中的中国市场带来什么不良影响？
胡祖六：我觉得利远远大于弊，“这个资本的管制就像修长城一样，我们的祖先为了怕北方游牧民族的袭击，所以修建一个雄伟的万里长城，但是还是不免最后清兵大举入侵中原，包括还有以前南宋的时候金兵入侵中原这种悲剧，就是因为国家国力不强，国力不强，你就一定会遭到入侵；反过来如果资本账户逐步逐步开放，但是如果我们花大力气去整顿我们的金融体系，提高我们的风险管理能力，和我们自身的素质和抵抗力，那么即使有很多资本流进流出，我们也可以安然无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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