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中国-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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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以及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未来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将越来越依赖于品牌，技术创新，服务与管理。搜狐是一个立足长远的公司，我们要建立一个基业常青的公司，我们不能急功近利，也不要因一时的挫折而对未来失去信心，我八年前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能回国创业就是基于对技术革命及中国改革开放建立市场经济的信心，搜狐到目前的成功证实了我当初的信心是对的。”
金融投资创业不要期望有奇迹发生（1）
信中利投资集团董事长汪潮涌
汪潮涌简历
1965年出生于湖北；
1984年毕业于华中理工大学，获管理工程学士学位。
1984－1985年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攻读硕士学位，是首批MBA班最年轻的学员。
1985年赴美国留学并获美国罗格斯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和金融博士候选人资格。
1987年进入大通曼哈顿银行纽约总部从事不动产融资与金融资产证券化业务。
1990年进入标准普尔评级公司，担任纽约结构融资债券部副主任。成为来自中国大陆的第一位标准普尔高级职员。
1992年，在美国《债信评论》上发表的《企业破产概率与债信变化》报告，获标准普尔年度总裁奖，并入选《普尔工商名人录》。
1993年，受聘于摩根·士丹利，由纽约部派往香港摩根·士丹利亚洲有限公司任高级经理，负责中国公司股票融资业务。
1995年被提升为亚洲公司副总裁并调任北京代表处，任首席代表。
1998年5月从摩根·士丹利辞职，并担任国家开发银行的局级投资银行业务顾问。
1999年5月创办信中利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和美国融资投资控股公司。
2000年5月，在信中利公司内部信息网的基础上推出中华资本网。
寸土寸金的国贸写字楼。装饰考究的信中利投资集团。送走又一批客户后，汪潮涌微笑着走过来与记者招呼。简练、明朗、职业，一切都与周围环境包括总裁办公室的简明风格协调，透出华尔街的职业做派。
15岁上大学，20岁赴美留学，22岁进入华尔街投资银行，28岁成为摩根·士丹利北京首席代表，年收入百万美金——汪潮涌的人生经历顺利得很让人嫉妒。但他却毅然辞职，创办信中利投资公司，自己当起了老板。“我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都是站在同辈人的前列，当新经济到来时，我想自己应该站在同辈人的最前列。”汪潮涌这样为他的精彩人生经历作出诠释。
从大别山走向华尔街
汪潮涌坦称人生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目标。
1965年，汪潮涌出生在大别山脚下的湖北蕲春。在那个疯狂的文革时代，汪的父母被当作“牛鬼蛇神”关进了牛棚，他们只好把不满两岁的汪潮涌寄养在小山村里的叔父家中。
“1岁到13岁的时候，我最大的理想是当农村的赤脚医生，因为我的养父是一个在当地非常有名的赤脚医生，而且他会武功，会骨科，还会自己种草药、采草药和煎草药。我觉得当医生特别好，尤其是那些村民胳臂断了、腿折了，你能用自己的医术数他们恢复劳动能力，很奇妙的感觉，这就是我当时的志向。到了13岁的时候，中国开始高考了，我的哥哥姐姐们都考上大学了，我就开始考虑将来也当大学生。而且当时考大学是我唯一跳出山村的唯一的机会。父母把我送给当地农民的时候，我的养父母怕我将来走了，把我的户口迁到农村去了，就要跳龙门，要高考，我们那里高考命中率是很高的，经过两年的复习，就以不错的成绩考出来了，15岁进了大学。”
1980年，汪潮涌凭着他的勤奋努力和聪颖的天资，考上了华中理工大学管理工程系，成为小山村远近闻名的“娃娃大学生”。“1980年的时候，中国刚刚改革开放，很多的书，像江梓荣《乔厂长上任记》，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对我们年轻人都有很大的影响。对我最大影响的是一篇报告文学，宝钢决策不慎，使得宝钢多花了几十亿国家的资金。比如说选址很不好，泥土冲积平原，为了建一个基地，给地底下打了几十万的钢管，那个地方没有深水港，宝钢的铁矿石要从澳大利亚进口，从宁波一个小船运到宝钢那个小的码头，又增加了很多的成本。当时我就在思索，那时候，80年、81年的大学生，都想当科学家，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作为科学家，发明创造价值是有限的嘛，可是作为一个厂长、经理，有很大的决策权，而且稍微不慎，就把国家几十亿的资金浪费掉了，是多少科学家和工程师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创造的价值。所以这样就学习了管理专业。”
在宁静优美的华工校园读书学习成了汪潮涌四年中最幸福的事。“学完了本科，觉得不够，就考了清华上研究生，成为清华经管学院建院之后的第一届研究生。这时候给自己确立了不同的目标了，开始对金融感兴趣了，科学技术、法律、外语对未来发展的重要性。”走进清华园，汪潮涌仿佛踏上一片新大陆。在这座著名的学术殿堂里，名家荟萃，大师云集。时任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的是以擅长解决各种经济难题而闻名的朱镕基，他强调培养和引进复合型人才，认为国内的引进工作经常是懂技术的不懂外语，懂外语的不懂法律，懂法律的不懂金融，缺少复合型人才。去美国考察的朱镕基巧遇新泽西州州立大学的校长，带回来一个奖学金的名额，而这个机会幸运地落在了汪潮涌的头上。
20岁的汪潮涌怀揣30元美金，拎着一只寒酸的箱子在美国落了脚。留学之后，他知道他的目标又要进行调整了。他把目光投向了全球金融中心——华尔街。漫步华尔街，看着趾高气扬精神抖擞的美国银行家擦肩而过，汪潮涌发出了又一个誓言：有一天，一定要跻身于他们当中。
要进入华尔街决非易事。在美国，不同行业之间收入相差十分悬殊，同一个商学院毕业的MBA，一个进入制造业，一个进入投资银行业，5年后，二者收入可能相差5到10倍。因此，各商学院的毕业生打破脑袋都想挤进华尔街。
1987年，年仅22岁的王潮涌经过十几轮严格面试，终于进入大通曼哈顿银行，从此迈进了华尔街，在大通银行纽约总部从事不动产融资证券化工作。
金融投资创业不要期望有奇迹发生（2）
在华尔街取得成功的中国人
1989年，汪潮涌在大通银行成功地进行了房地贷款抵押证券化工作，所进行的资产抵押债券获得债信评级机构的最高级别，大大降低了债券的利息即隔资成本。后来这一创新概念延伸进美国许多金融资产领域，如企业的应收账款、信用卡余额等。1990年，国际两大权威评级机构之一的标准普尔评级公司通过猎头公司把汪猎归门下，担任纽约结构融资债券部副主任。他成为来自中国大陆的第一位标准普尔高级职员。当时，他才25岁。
90年代初，随着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铁板一块的金融证券市场开始对外开放。世界各大投资银行纷纷抢滩中国市场，其中便有著名的摩根·士丹利公司。摩根·士丹利公司拥有资产3200亿美元，是华尔街著名的投资银行。1993年，摩根·士丹利开始进入中国市场，急需具有广博的金融知识又兼具东方文化背景的人才开拓亚洲市场。汪潮涌进入摩根·士丹利的视线。他由纽约总部派往香港摩根·士丹利亚洲有限公司任高级经理，负责中国公司股票融资业务。
“在华尔街取得成功的中国人只有两类。一类是学语言出身而能说会道的，另一类是学理工出身而思维缜密的。”汪潮涌显然属于后一类。理工科的背景使得他不冲动行事，数理推理和模型范式是他思考的基础。
1995年，因业绩突出，汪潮涌被提升为摩根·士丹利亚洲公司副总裁兼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这一年他刚刚30岁，成为华尔街上最年轻的驻外首席代表。
在摩根·士丹利期间，汪潮涌所在的中国业务部共为中国政府和企业境外融资６０多亿美元，包括参与我国财政部１０亿美元全球债券的发行工作。同时，他为中国企业在海外上市作了大量工作，其中成功运作的范例包括在纽约、香港两地上市的中国首家民航企业东方航空，中国首家在伦敦挂牌的电力企业大唐电力以及在海外上市的超额认购倍数达1260倍的“北京控股”。
1995年，汪潮涌直接参与了由摩根·士丹利与中国建行共同组建的中国国际金融投资公司的组建工作。中金公司被人们称作是中国第一家较为完全意义上的投资银行，对推动中国资本市场参与国际竞争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掌握自己的命运
正当汪潮涌在事业渐入佳境，被摩根·士丹利总裁约翰·麦克暗示“前途无量”时，他却向公司递交了辞呈。原来，在华尔街12年的后几年，汪潮涌时常涌起回国创业的念头。“前六年就想好好地做一个金融的专业人员，把金融的知识和产品学到手。后六年，就觉得要把自己的经验、知识、技能和中国的发展结合起来，而且要为进入中国的企业、中国的市场做一个桥梁，而且还要做一个称职的管理者。”
“美国是一个讲求实际的国家，人们爱以收入论成败，目前国内一些人也是如此，比如一提到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首先想到的就是他们有多少亿的财产，对其卓越的才能和学识却不甚了解。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应该从多个角度去看，如把自身价值只与金钱划上等号，那这个人的发展就很有限。”促使汪潮涌放弃高薪回国创业的原因是他不想要一个看得见的未来。“一个华尔街上大投资银行的海外公司总裁会享受很高的年薪之外，还包括诸如住五星级酒店、出入坐最豪华的汽车、一年两次欧美度假、外加十多万元的驻外补贴等等。而华尔街上的高级职员也许在４０岁时就退休，积累下几千万美元的个人财产是现实的。但是，华尔街是那些ＷＡＳＰ（即白种盎格鲁－－萨克逊清教徒移民的后裔）们的天下，像摩根·士丹利，７０年代以前甚至连犹太人都没有。就是现在，这些大公司里的黑人、少数民族族裔都还是很少的，而且地位不会太高。一个中国人在摩根·士丹利这样的跨国投资银行中，充其量也就是做到大中国区的负责人，以后的发展就很有限了。”
汪潮涌的创业热情还有很大部分是来自同辈人的压力。“每个人的参照对象是不一样的，而我把杨致远、李泽楷、张朝阳、王志东这些人视作同辈人。在很长的一个时期，我都是站在同辈人的前列。当新经济到来时，我想，自己同样应站在排头兵的前列。”
1997年10月，中国电信由中国国际金融公司和美国的高盛公司为主承销商，在香港和美国上市，募集了42亿美元的股本。“这说明当前中国对投资银行业务具有极大需求。当时我就有一种强烈的念头：我应该回来创业。”
同时亚洲金融危机也使汪潮涌进一步坚定了回国的信念。“从前人们以为只有制造业才有技术，其实金融业的技术更复杂，威力更大。被马哈蒂尔骂作‘强盗’的索罗斯，何以一个人就能摧枯拉朽，攻城略地，使一大片国家的经济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因为这个‘强盗’掌握了一件‘核武器’金融技术。金融危机展现出来的一切都在证明：金融技术的威力不亚于原子弹。原子弹是战争时期的核武器，金融技术是和平时期的核武器。我想：中国怎么能缺少这一种核武器呢？中国不能没有金融核武器。我国金融领域开放程度不高，隐患很多，随着金融领域的进一步开放，亟需加强抵御外来金融机构、国际游资攻击的能力。我们这些海外学子应该承担起为国家开发尖端的金融核武器的重任。”
1998年，国家准备组建一家投资银行，汪潮涌和一批志同道合的海外英才，欣然领命参与组建工作，后来这项计划因种种原因而改变，那些归国的人大部分又回去了，而他留了下来。
“从摩根·士丹利辞职以后，我的目标是掌握自己的命运，自己能够创造很大财富的投资人。这就是我人生的一个不断的在调整和确定新目标的一个过程。”为此，汪潮涌在1999年5月在北京成立信中利投资咨询公司，出任公司总裁兼董事长，迈出了回国创业的坚实一步。
“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我不认识，而且永远也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