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刘跃进-作者:刘震云-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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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刘跃进腰包里，共有四千一。刘跃进在去邮局的路上，步子走得理直气壮。街上满是汽车排出的尾气，刘跃进却走得神清气爽。儿子在电话里说，学费是两千七百六十块五毛三，刘跃进不准备给他寄这么多，只准备给他寄一千五；少寄钱并不是刘跃进还要留钱以备不时，而是担心儿子在电话里说的话有假；这个小王八蛋，也不是省油的灯；与他共事，也得走一步看一步。
　　邮局旁边有一报摊。报摊上，堆挂着几十种报刊。昨天那张有女歌星和严格照片的报纸，仍挂在显眼的位置。许多人不买今天的报纸，仍买昨天那张。刘跃进从报摊路过，看大家认真在看这报，心头不由一笑。因为大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大家都觉得报上说的事是真的，刘跃进昨天却把它演成了假的；或者昨天的戏是假的，刘跃进把它演成了真的。看到大家在认真看报，刘跃进有世人皆醉我独醒的感觉。
　　刘跃进上了邮局台阶，突然又停了下来。因为他听到了乡音。在邮局转角邮筒前，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在拉着二胡卖唱。地上放一瓷碗，瓷碗里扔着几个钢鏰。艺人卖唱没啥，但这卖唱的老头是河南人，正在用河南腔，唱流行歌曲“爱的奉献”；二胡走调，老头的腔也走调，“吱吱哽哽”，像杀猪，刘跃进就听不下去了。如果平日遇到这事，刘跃进也许没心思管；但昨天今天，连演两场大戏，皆旗开得胜，心气正旺，这闲事就非管不可了。管闲事也分说得起话说不起话；遇上比自己强的人，这闲事管不得；遇上比自己差的人，才敢挺身而出。刘跃进虽是一工地的厨子，但自觉比一个街头卖唱的，身份还高出半头。加上卖唱的是河南人，也是怯生不怯熟，刘跃进折回头，下了台阶，走到邮筒前。老头闭着眼还在唱，刘跃进当头断喝：
　　“停，停，说你呢！”
　　老头正唱得入神，被刘跃进吓了一跳。他以为碰到了城管的人，忙停下二胡，睁开眼睛。待睁开眼睛，看到刘跃进没穿城管的制服，不该管他，立马有些不高兴：
　　“咋了？”
　　刘跃进：
　　“你唱的这叫个啥？”
　　老头一愣：
　　“‘爱的奉献’呀。”
　　刘跃进：
　　“河南人吧？”
　　老头梗着脖子：
　　“河南人惹谁了？”
　　刘跃进：
　　“惹了。你自个儿听听，你奉献的哪一句是不跑调的？丢你自个儿的人事小，丢了全河南的人，事儿就大了。”
　　老头还不服气：
　　“你谁呀，用你管？”
　　刘跃进指指远处的建筑工地：
　　“看见没有？那栋楼，就是我盖的。”
　　刘跃进这话说得有些大，但大而笼统；远处有好几幢CBD建筑，都盖到一半；其中一幢，虽不能说是刘跃进盖的，但是刘跃进那建筑队盖的；正因为笼统，你可以理解刘跃进是工地的老板，也可以理解刘跃进是一民工；但刘跃进两者都不是，就是工地一厨子；但一厨子，也可以模棱两可这么说。但刘跃进话的语气，唬住了老头。老头看刘跃进一身西服，打着领带，以为他是工地的老板。也是见了比自己强的人，卖唱的老头有些气馁：
　　“我在家是唱河南坠子的。”
　　刘跃进：
　　“那就老老实实唱坠子。”
　　老头委屈地：
　　“唱过，没人听。”
　　刘跃进从腰包里掏出一个钢鏰，扔到地上瓷碗里：
　　“我听。”
　　老头看看在瓷碗里滚着的钢鏰，又看看刘跃进，调了调弦子，改弦更张，开始唱河南坠子。这回唱的是“王二姐思夫”。唱“爱的奉献”时走调，唱起“王二姐思夫”，倒唱得字正腔圆。他唱“爱的奉献”时没人听，现在唱“王二姐思夫”，倒围拢上来一些人。人围拢上来不是要听河南坠子，而是觉得两个河南人斗嘴有些好玩。老头见围拢的人多，以为是来听他唱曲儿，也起了劲，闭着眼睛，仰着脖子，吼起王二姐的心事，脖子上的青筋都暴出来了。刘跃进见自个儿纠正了世界上一个错误，有些自得，左右环顾，打量着众人。“有贼！”（2）
　　报摊前人堆里，一直站着一个人，在翻看报纸，见这边喧闹，也仰脸往这边看；刘跃进的目光，正好与他的目光碰上；那人也觉得这事有些好玩，对刘跃进一笑；刘跃进也会意地对他一笑。那人扔下报纸，也跟人围拢过来听曲儿，站在刘跃进身后。老头唱的是啥，王二姐说的全是河南土话，大家并没听懂；但这“王二姐思夫”，刘跃进过去在村里听过，自个儿倒入了戏，闭上眼睛，随着曲调摇头晃脑。突然，刘跃进觉得腰间一动，并无在意；想想不对，睁开眼睛，用手摸腰，原来系在腰里的腰包，已被身后那人，割断系带抢走了。急忙找这人，这人已钻出人圈，跑出一箭之地。由于事情太过仓促，刘跃进的第一反应是大喊：
　　“有贼！”
　　待醒过来，才想起自己有腿，慌忙去追那人。那人一看就是惯偷，并不顺着大街直跑，而是窜过邮局后身，钻进一卖服装的集贸市场。这集贸市场是一服装批发站，虽在一条小巷子里，卖的全是世界名牌，但没有一件是真的，图的是个便宜；所以生意特别红火。提大包小包的，还有许多俄罗斯人。待刘跃进追进集贸市场，卖服装的摊挨摊，买服装的人挤人，那人早钻到人堆里不见了。
　　由于事情太过仓促，刘跃进竟忘了那人的模样，只记得他左脸上有一块青痣，成杏花状。U盘的秘密（1）
　　严格跟老蔺认识六年了。老蔺今年三十八岁，七年前给贾主任当秘书，后来成了贾主任的办公室主任。
　　严格十五年前遇到了贾主任。严格认识他时，他还不是主任，是国家机关一位处长。当时严格在一家公司当部门经理。本来严格跟贾处长不认识，同时参加另一个朋友的饭局，相遇到一起。那天晚上，吃饭的人多，有十几个人；人多，吃饭就无正事；酒过三巡，大家开始说黄色笑话。说一段，笑一段。众人笑语欢声，惟一位贾处长低头不语。人问他原因，贾处长叹道：羡慕你们这些老总呀；在国家机关工作，就一点死工资，太清贫了。大家觉得这感叹不叫真理，叫常识，无人在意，继续喝酒说笑。
　　严格却觉得这贾处长另有心事。正好两人座位挨着，严格又打问，贾处长才说，他母亲得了肝癌，住院开刀，缺八万块钱，没张罗处，所以犯愁；今天本无心思来吃酒，也是想跟有钱的朋友借钱，才勉强来了；看大家都在说笑，一时不好开口，所以感叹。严格问过这话，便有些后悔，不知接下去该如何回答。人家没说跟严格借钱，但也把他的心思说了；就是想借，严格当时也在公司当差，拿的也是薪水，手里并无这么多钱；加上初次相见，并不熟络；于是不尴不尬，没了下文。酒席散了，严格就把这事忘了。
　　待第二天在公司整理名片，整理到昨日的贾处长，严格吃了一惊。昨日只知他是国家机关一个处长，没留意他的单位，今天细看名片，虽然是个处长，却待在中国经济的心脏部门。严格心中不由一动，似乎预感到什么。忙放下手中的名片，打车去了通县，过通县再往东，就到了河北三河。严格有个大学同学叫戴英俊，河北三河人，上大学的时候，两人同宿舍。大二的时候，戴英俊因为失恋，几次自杀未遂；他爹把他领回三河，大学也不上了。谁知因祸得福，他和他爹办了个纸业厂，但并不生产纸，生产卫生巾，几年就发了。待严格大学毕业，两人也见过几面，戴英俊吃的肥头大耳，眼睛挤得像绿豆；一张口，满嘴脏话；严格知道，这时的戴英俊，已不是大学时为爱殉情的戴英俊了。戴英俊见严格来了，一开始很高兴，接着听说要借钱，脸马上拉下来了：
　　“我靠，咋那么多人找我借钱呢？我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一片片卫生巾卖出去，让人把血流上去，不容易。”
　　严格：
　　“一般的事，我不找你，我爹住院了。”
　　听说是同学的爹住院，戴英俊才没退处，骂骂咧咧，找来会计，给了严格八万块钱。严格拿着钱，折回北京，去了这个国家机关。到了机关门口，给贾处长打电话，说今天路过这里，顺便看看他。贾处长从办公楼出来，让严格进机关，严格说还有别的事，接着把报纸包着的八万块钱，递给了贾处长。贾处长愣在那里：
　　“昨天，我也就是随便说说，你倒当真了。”
　　严格：
　　“这钱搁我那儿也没用。”
　　又说：
　　“如是别的事，能拖；老母亲的事，大意不得。”
　　贾处长大为感动，眼里竟噙着泪花：
　　“这钱，我借。”
　　又使劲捏严格的肩膀：
　　“兄弟，来日方长。”
　　虽然贾处长的母亲动了手术，也没保住性命；半年之后，癌细胞又扩散了，死了；但贾处长从此记牢了严格。严格认识贾处长时，贾处长已经四十六岁，眼看仕途无望了；没想到他接着踏上了步伐点，一年之后，成了副局长；两年之后，成了局长；再又，成了副主任，已是部级干部；接着又成了主任。严格认识他时，他身处于低位，算是患难之交；当他由低位升至高位时，严格和他的朋友关系，也跟着升到了高位。交朋友，还是要从低位交起；等人家到了高位，已经不缺朋友，或已经不讲朋友，想再交就晚喽。贾主任成为主任后，一次两人吃饭，贾主任还用筷子点严格：
　　“你这人，看事挺长的。”U盘的秘密（2）
　　也是喝多了，又说：
　　“别的人都扯淡，为了那八万块钱，我交你一辈子。”
　　严格连忙摆手：
　　“贾主任，那点小事，我早忘了，千万别再提。”
　　老贾这个单位，主管房地产商业和住宅用地的批复。老贾成为主任后，自然而然，严格便由原来的电脑公司出来，自个儿成立了房地产开发公司。十二年后，严格的身价已十几个亿。贾主任，就是严格的贵人。但贵人不是笑眯眯自动走到你跟前的，世上不存在守株待兔，贵人是留给对人有提前准备的人的。
　　但严格发现，十几年中，两人的关系也有变化。变化不是由严格引起的，而是由贾主任引起的。一次周末，严格拉着贾主任一家去北戴河看海。晚上两人在海边散步，风吹着贾主任的头发，贾主任忽然自言自语：
　　“不当官，不知道自己的官小呀。”
　　严格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不敢接话。贾主任又感叹：
　　“看似在豺狼之间，其实在蛆虫之中。”
　　这话严格听明白了，是说当官不容易。贾主任突然说：
　　“死几个人，就好了。”
　　严格听后不寒而栗，不知这话指的是谁，为何让这几个人死，这几个死了，为何又“好”了，同样不敢接话。严格像当初预感到贾处长对他重要一样，现在也预感到，总有一天，贾主任也会抛弃他；两人交不了一辈子；他和贾主任的关系，不是单靠钱和“性”能维持长久的。总有一天，贾主任说翻脸就翻脸。等他翻脸的时候，严格只能让他翻，毫无还手之力。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从去年起，两人共同遇到一个坎。去年四月底，贾主任到中南海开了一个会，当天晚上，约严格吃饭，问严格手里可调动的资金有多少。严格想了想，保守地说：
　　“十来个亿吧。”
　　贾主任说，中国的金融政策，过了“五一”，可能会做一些调整，建议严格把钱投入金融市场，譬如讲，某种期货，某种股票等。贾主任晃着杯中的红酒：
　　“整天盖房子，钱挣得多累呀。要想赚大钱，就不能绕弯子，还得让钱直接生钱。”
　　严格当然想赚大钱。但他也不想赚大钱；多少钱才叫大钱？现在盖一栋房子赚一回钱，他觉得安稳。何况他不懂金融，不知这弯子绕得过来绕不过来。严格将这顾虑说了。贾主任：
　　“不懂可以学嘛，过去你不也没盖过房子？”
　　严格觉得贾主任说得有道理；就是没道理，严格也得听；因两人站的位置不同，看到事物的深浅就不一样；他刚在中南海开完会。于是，严格把盖房子赚的钱，全部投入了期货和股票市场。一开始果然赚了；但半年之后，开始往里赔。赔钱不是严格不懂金融，绕不过这弯子，而是“十一”之后，国家的金融政策再一次调整了，严格让国家给闪了。绕弯子，谁能绕过国家呢？一开始还想挺着，一年之后，不但投进去的十四个亿打了水漂，还欠下银行四个多亿。不但金融做砸了，整个房地产也受到牵涉。本来盖房子还有钱，如今十几个工地，材料费和工人的工资，都拖了半年没付。短短一年多，严格就不是过去的严格，严格从一个富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