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刘跃进-作者:刘震云-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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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刘跃进》前言
《我叫刘跃进》是刘震云最新创作的作品。从内容讲，它既不同于《一地鸡毛》和《温故一九四二》，也不同于《手机。》，这回它跟生活开了一个玩笑。
刘跃进是工地一个厨子，他丢了一个包；在找包的过程中，又捡到一个包；包里的秘密，牵涉到上流社会的几条人命，许多人又开始找刘跃进……犹如一只羊，无意中闯到了狼群里；由于它的到来，几头狼自杀了。刘震云用异常冷静的口气，在讲述这个玩笑。也许他把你讲哭了，但你转念一想，又“噗嗤”笑了。过后想起，又笑了。这种独特的“刘氏幽默”，在《我叫刘跃进》中达到了极致。
根据这部作品改编的同名电影，11月29日在全国上映。
“没被捉住的才叫贼！”（1）
在工地，大家都知道，刘跃进是个贼。贼一般在街上偷东西，或入别人家盗窃，刘跃进不上街，也不去别人家，偷东西就在工地。在工地也不偷盘条、电缆和架子管，就偷工地的食堂。刘跃进是个厨子。偷食堂也不在食堂，在菜市场。刘跃进每天早起，要到菜市场买菜。在菜市场也不偷，韭菜、萝卜、白菜、土豆、洋葱、肉等，明码标价；但一个工地几百号人，一回洋葱土豆买得多，就能讨价还价；一斤便宜五分钱，几十斤下来，就能省出几块钱；固定一个摊买，不朝三暮四，又有讲究；还有肉，瘦肉，五花，或只买脖子肉，价钱又不一样。大家说，整个工地的人脖子都粗，和整天吃刘跃进的脖子肉大有关系。但贼被捉住才叫贼，刘跃进这贼无法捉，就不能叫贼。这时大家生气的不是有贼，而是这贼无法捉。工地包工头任保良说：
“原以为，贼被捉住才叫贼，谁知没被捉住的，才叫贼呢。”
刘跃进和包工头任保良，是十几年的老朋友。任保良是河北沧州人，刘跃进是河南洛水人。十六年前，任保良，在洛水坐过两年多牢。刘跃进有一个舅舅，在洛水监狱当厨子。舅舅叫牛得草，大眼睛，四十岁之前，眼睛像探照灯一样亮；四十岁那年得了白内障，世间万物，在他眼前一片模糊。模糊之前，牛得草说话慢条斯理；模糊之后，开始高门大嗓，见人就说：
“别看眼睛瞧不见，我心里清楚着呢。”
牛得草眼好时，刘跃进随娘走姥娘家，牛得草不大理人，刘跃进有些怵他。牛得草虽是一监狱的厨子，但架子很大。大不大在厨子，而在“监狱”。集市上饭馆的厨子，每天须把饭菜做好；监狱的厨子，每天须把饭菜做差；犯人吃饭，想做好，也没条件，一年三百六十日，三顿皆是：咸菜、粥、窝头。到饭馆吃饭的人，饭菜差了就骂厨子；监狱里的犯人，吃好吃坏，都不做声；见了厨子，反倒低声下气。饭馆的厨子看不起牛得草，牛得草也看不起别的厨子：
“妈拉个×，普天下，都见做饭的伺候吃饭的，哪见吃饭的伺候做饭的？”
高门大嗓后，人欺他眼看不见，同事，熟人，见面爱抹他脖子。“吧叽”一声，从脑袋抹到脖项，转身走开，牛得草不知是谁。这年冬天，刘跃进随娘去监狱看舅舅，牛得草带他去集上，给监狱买咸菜疙瘩，一熟人又上来抹牛得草的脖子。牛得草担着担子习以为常，八岁的刘跃进上去踢了那人一脚：
“操你娘！”
那人被骂急了，反手掴了刘跃进一巴掌。刘跃进哭了，聚上来许多人。牛得草也骂刘跃进：
“玩儿呢。”
待走出集市，抚着刘跃进的头：
“打虎还靠亲兄弟，上阵还靠父子兵。”
落下泪来。从此开始亲近。任保良在洛水坐牢时，刘跃进已娶了老婆。
这天刘跃进到县城买猪娃，他有一个中学女同学叫李爱莲，李爱莲有一个姑家的表哥叫冯爱国，也住在监狱。李爱莲知道刘跃进的舅舅在监狱当厨子，便托刘跃进给冯爱国往监狱捎了一只烧鸡。刘跃进在县城买过猪娃，去了监狱，把烧鸡交给舅舅牛得草。牛得草把冯爱国从号子里叫出来，把他带到监狱厨房，把烧鸡扔给他，让他蹲到墙角去啃。待烧鸡啃了一半，号子里有人喊：
“我叫冯爱国，我叫冯爱国。”
这才晓得蹲在厨房啃烧鸡的不是冯爱国，是河北的任保良。牛得草到号子里喊冯爱国时，冯爱国这两天拉稀，去了茅房，任保良顶着冯爱国，来啃烧鸡。牛得草上去抽了任保良一耳光：
“妈拉个×，河北没有烧鸡？”
又上去用脚踹：
“欺我看不见是不是？外头欺我就算了，你们也敢欺我？”
又抄起擀面杖，没头没脑往任保良身上砸。刘跃进看任保良抱头挨打，不敢动弹，也不敢出声，嘴里还嚼着烧鸡，有些不忍，上去拉牛得草：
“舅舅，算了，不就一只烧鸡？再打，也从他肚里掏不出来了。”
“没被捉住的才叫贼！”（2）
任保良这时哭了：
“不为吃口鸡，两年多了，没一个人来看我。”
两年零八个月到了，任保良出狱了。任保良出狱做的第一件事，是到刘家庄看刘跃进。去时，带了十只白条鸡。五年过去，任保良成了北京一建筑工地的包工头。这期间两人没有见过，但有书信来往。又五年过去，刘跃进离了婚，心中正在烦恼，便离开河南洛水，来北京投靠任保良，在工地当了厨子。不在任保良手下当厨子，两人还是朋友；现在有了上下之分，两人就不是朋友了。或者，任保良能说刘跃进是朋友，刘跃进不能把任保良当成朋友。或者，私下里是朋友，人多的场合，须有上下之分。刘跃进懂这个理儿，私下叫“保良”，一有人，马上改口“任经理”。任保良看他懂事，加上有十几年前一只烧鸡顶着，虽然知道刘跃进在食堂捣鬼，但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一次刘跃进喝多了；一起喝酒的几个民工，在议论任保良；民工议论包工头，难有好话；刘跃进酒前酒后是两个人，酒前说话过脑子，酒后就忘了自己是谁，也随人说起了任保良；说现在没啥，顺嘴突噜，说起任保良十几年前在洛水坐监的事，如何因为一只烧鸡，在厨房挨打。这话传到了任保良耳朵里。任保良不怵自己坐过监，动不动还说：
“妈拉个×，老子监狱都蹲过，还怕你们这些龟孙？”
但自个儿说行，别人说就不行了。或者，别人说行，刘跃进说就不行了。这一下，两人彻底不是朋友了。任保良本想把刘跃进打发走，只是担心弯拐得太陡，显得自己心量小；便不动声色，还让刘跃进当厨子，但不让他买菜；等刘跃进自个儿觉着没了油水，提出走人。恰好任保良有一个外甥女，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也从沧州来北京发展，投奔任保良，任保良便把她安排到工地食堂，专管买菜。刘跃进知道祸起一句话，祸是酒惹的，也想一走了之，再待下去双方都难堪；但中国别的不多，人多，另外的地方一时也不好找；工地挖沟爬架子的活儿好找，到食堂当厨子不好找，也就臊着自己先待下去，等有了机会再说。任保良的外甥女叫叶靓颖，任保良瘦，叶靓颖胖，十九岁，二百一十斤。身胖，胸却是平的。叶靓颖兴冲冲地上了任，每天早起，骑一辆三轮车，屁股一扭一扭，到集贸市场买菜。买一道菜，记一道账。一把葱，一头蒜，都记在算术本上。一个月下来，密密麻麻，积了两大本。但她哪里知道菜市场的门道？一个月下来，叶靓颖买菜花出的钱，比上个月多出两千多块；食堂吃的，却没有上个月好。月底结账的时候，叶靓颖把两本账递给任保良，任保良把算术本“嘶啦”“嘶啦”撕了，扔到地上：
“不能不说，你是个老实人。”
又感叹：
“用老实人，还不如用个贼。”
又撤下叶靓颖，让她在厨房馏馒头、蒸大米，重新把买菜的事，还政刘跃进。刘跃进这时倒端上了架子，嘬着牙花子说：
“任经理，岁数大了，说起这买菜，我也转不过那些菜贩子。”
还替叶靓颖说话：
“真不能怪咱外甥女。”
直到任保良急了：
“刘跃进，你操过我的娘，我也操过你的娘，别再装孙子了。再拉硬弓，我真让你滚蛋！”
刘跃进这才骑上三轮车，笑眯眯地去了菜市场。
智慧苟活于萝卜和白菜之间（1）
严格是“大东亚房地产开发总公司”的总经理。严格是湖南醴陵人，三十岁之前瘦，三十岁之后，身边的朋友都胖了，出门个个腆个肚子，严格仍瘦。三十二岁之前，严格穷，爹娘都是醴陵农村的农民，严格上大学来到北京；人一天该吃三顿饭，严格在大学都是两顿；也不是两顿，而是中午买一个菜吃一半，晚上买份米饭接着吃。大学毕业，十年还没混出个模样，十年跳槽十七个公司。三十二岁那年，遇到一个贵人；人背运的时候，黑夜好像没个尽头；待到运转，发迹也就是转眼间的事。严格回想自己的发迹，往往想起宋朝的高俅。当然，也不同于高俅。自遇到那个贵人到现在，也就十多年光景，严格从一文不名，到身价十几个亿。严格在大学学的不是房地产，不是建筑，不是经济，也不是金融，学的是伦理学；讲伦理严格没得到什么，什么都不讲，就在地球上盖房子，从小在村里都见过，倒让他成了上层社会的人。他的头像，悬在四环路边上的广告牌上；把眼睛拉出来，看着他的房产和地产。世界，哪有一个定论啊。没发迹的时候，严格见人不提往事；如今，无意间说起在大学吃剩菜的事，大家都笑。大家说，严格是个幽默的人。
严格富了之后，也有许多烦恼。这烦恼跟穷富没关系，跟身边的人有关系。四十岁之后，严格发现中国有两大变化，一，人越吃越胖；二，心眼越来越小。按说体胖应该心宽，不，胖了之后，心眼倒更小了。心眼小没啥，还认死理，人越来越轴了。他伺候的是一帮轴人。别人轴没啥，身边的朋友轴没啥，老婆也越吃越胖，心眼越来越小，人越来越轴，就让严格头疼。严格的老婆叫瞿莉，三十岁之前，瘦，文静；过了三十岁，成了个大胖子，事事计较，句句计较；一个CEO的老婆，家产十几个亿，为做头发，和周边的美容店吵了个遍。由老婆说开去，严格感叹：中国人，怎么那么不懂幽默呢？过去认为幽默是说话的事，后来才知道是人种的事。幽默和不幽默的人，是两种动物。拧巴还在于，人不幽默，做出的事幽默。出门往街上看，他们把世界全变了形，洗澡堂子叫“洗浴广场”，饭馆叫“美食城”，剃头铺子叫“美容中心”；连夜总会的“鸡”，一开始叫“小姐”，后来又改叫“公主”。严格走在街上，觉得自个儿是少数派。本不幽默，也学得幽默了。人介绍他：
“‘大东亚房地产开发总公司’的严总。”
严格忙阻住：
“千万别，一盖房子的。”
人说他瘦，讲健身，他说：
“想吃胖啊，得有得吃呀。”
人说他生意大，北京半个城的房子都是他盖的，他摇头：
“搬砖和泥，粗活，不要见笑。”
人说他幽默。他渐渐也不幽默了。不幽默并不是幽默不好，而是因为幽默，严格吃过不少亏。周围皆是小心眼的大胖子，不管是生活，或是生意，皆是刺刀见红。水该一百度沸腾，他们五十度就沸腾了；水该零度结冰，他们五十度就结冰了；他们的沸点和冰点是一样的。本来是一句玩笑话，待朋友翻脸后，或没有翻脸，仅为一己之私，会把上次的玩笑，下回当正经话来说；时间一变，地点一变，人的态度一变，把同样的话放到不同的环境和气氛中，这话立即就变了味，一下就将严格置于死地，无法顺着原路回到原来。话的变味，比朋友翻脸还让人可怕。由此带来的拧巴，比人穷不走运还大。严格摇头：
“不让幽默，我不幽默还不成吗？”
四十岁之后，严格发现自己最大的变化是，四十岁之前，自己爱说笑话；过了四十岁，开始不苟言笑。久而久之，对玩笑有一种后天的反感。人跟他开玩笑，如是部下，他会皱眉：
“不能正经说话吗？”
如是朋友，他不接这个玩笑；对刚才说过的事，不苟言笑重说一遍。或者，四十岁之后，严格除了瘦，其他方面也变得跟众人差不多了。不喜欢跟这些人说话，但话每天又得说；话不是不能这么说，只是觉得话越说越干涩，就像日子越过越拧巴，就像老婆整天说自个儿身上疼、眼干舌燥一样，就像发动机缺机油在干转一样，这日子早晚得着火。机油，你哪里去了？
智慧苟活于萝卜和白菜之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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