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年读书选集-第8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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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正史与野史之间激烈回荡，遂产生难以抗拒的魅力，直接影响了千百年来的三国读者。如果我们再次回到《三国志》的论述结构，便能重新发现许多的叙事隙缝，足以容纳《苍天航路》和《火凤燎原》，以及将来可能出现的，更具颠覆性的后现代三国故事。（《火凤燎原的午后》）
虽然所论是文学著作，但是陈大为对历史的信任犹在，比如他认为写《人物志》的晋人刘邵，作为亲历治乱的当事人，对“英雄”有较深刻的体认，对治世人才有更实际的思考。刘邵避而不谈天命与道德问题，而偏重于英雄个人的才智，其论述庶几可得历史之真实。陈大为对正史残留的敬重，也许表明他的史学观还没有彻底滑落到后现代主义相对甚至于虚无的立场上。
陈大为的诗，常常借文学文本来做历史解析法的操作，这与西方新历史主义的特殊兴趣和惯用手法也非常接近。伊格尔斯（Georg。G。Iggers）就说，自命是新历史主义运动的拥护者们，喜欢直接和历史语境中的文字和文化打交道，比如说，通过其文学作品而与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打交道（《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辽宁教育出版社二○○三年版）。何以如此？因为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文学与历史已不存在无可逾越的鸿沟了。在诗集《再鸿门》的“代跋”中，陈大为说明自己的史诗写作的玄机：“其中隐藏着我对史诗创作的理想与困境、叙事策略的演化；偶尔借用一则大家熟悉的掌故或人物来当道具，贯彻某些对事物的批评、某些文学理论的诠释，以及对历史的文本性和典律的看法等等。”而在他“家族列传”式的散文集《句号后面》（台北麦田出版公司二○○三年版）的“后记”里，关于《曹操》一诗他也认为：“表面上是写曹操，其实是透过曹操这个人物个案，来辩证一些有关历史的文本性，以及文学作品的影响力问题。”他一再提到的“历史的文本性”，正符合门特罗斯（LouisAdrianMontrose）对“新历史主义”的界说：“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the historicity of texts and the textuality of
history）。历史既然脱离不了文本性，则与文本而俱来的意义的不确定性也就是宿命的存在了。
陈大为的诗，致力于探讨文字对活的人生、活的历史的暴力宰制，为我们淋漓尽致地揭示了“史”被“诗”把玩于股掌之上的悲哀与诙谐。这是一种“诗”“史”共谋的奇观。他的诗句可以随时拿来诠释当今流行的文学与史学观点。比如《再鸿门》中说：“史官甲和史官乙的听力与视力难免有异”，这涉及到德里达最喜欢分析的不同的历史叙事与彼此矛盾的文本。其实，陈大为未尝无意于将“再鸿门”与“罗生门”隐隐加以比附。又如《治洪前书》中写道：“历史的芒鞋专心踏着／唯禹独尊的跫音／或者基石本身就该湮埋／仿佛不曾扎实过任何工程？”又对隐瞒真相的宏大叙事提出抗议。那种意识形态对历史叙述的操作、造神运动中对前历史的刻意“阴干”，我们已经司空见惯。这类提醒我们谨慎以对历史书写的诗句，在陈大为那里举不胜举。不拿它们去为新历史主义去做注脚，真是可惜了。
可是，只拿它们去为某种理论去做注脚，更是可惜了。陈大为应该是从罗兰·巴特等人的解构主义文学批评而入思的，而我则主要从他的诗与新历史主义的联系来进行考察，但是，诗学也好，史学也罢，都是落入第二义的，首要的是他的写作具有自足的艺术价值，就像他在《再鸿门》代跋中所说的，“每一首诗都保持着环环相扣的叙述结构，每一首都是一次语言技巧的自我锻炼——小至句法修辞，大至整体性的诗语言”。
只不过，这一切我或许会在异日再做讨论了。
二○○五年九月二十三日于杭州
（陈大为著：《再鸿门》，台北文史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尽是魅影的城国》，台北时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二○○一年版；《句号后面》，台北麦田出版公司二○○三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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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悦然 欧阳江河《读书》2006年第7期
欧阳江河（以下简称欧阳）：马悦然教授，听说您对朦胧诗，对《今天》评价很高。朦胧诗出现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但早在一九七二年就有诗人陆续开始写现代诗，刊印杂志出版，逐渐成为一个公共事件，《今天》就是故事的开始。对中国年轻一代的诗人和作家而言，《今天》不仅仅意味着政治上的崛起和对抗，更重要的是在语言上打破了当时极度僵化的体制话语的一统天下，这种体制话语把文学语言和意识形态话语、新闻宣传用语、政治口号混在一起，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非常负面的。当年我初读《今天》时内心震动非常大，心想：原来我们自己的文学还可以用这样的语言写作。现在看来，《今天》在语言上的颠覆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贡献是更持久、更深刻、更具决定性的。不知马悦然教授对此有何看法？
马悦然（以下简称马）：你讲的不错，《今天》的诗人们在这一点上和五四运动的诗人有共同之处。“五四”诗人开创了白话文，不同的是他们受了很多外来语的影响，比如英语、法语，这个暂且不谈。我第一次接触《今天》诗人是一九八二年，在北京，在后来成为爱丁堡大学教授的杜博妮家里，我见到了北岛和顾城，那个晚上我们一起朗诵诗歌。他们给了我很多他们的诗作，有的已经发表，有的还没有发表。我很快翻译和编辑出版了他们两个人的合集，中瑞双语版，非常受欢迎。后来再去北京又多认识了一些朦胧诗人，又出了一本诗选，包括北岛、顾城、舒婷、芒克、江河、杨炼和严力。当时没有收多多的，因为开始时觉得他的诗歌语言粗糙，但到后来就非常欣赏了。朦胧诗之后的当代中国诗人我看得不多，有人建议我上网看，虽然使用计算机已经二十几年了，但我上网还是不太容易的事。
欧阳：朦胧诗对八十年代后的文学创作影响持续到现在，刘禾曾在《持灯的使者》一书的序言中将《今天》看作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故事，一个传奇，她据此提出了“文学的游历”这个概念。听说在昨天的学术讨论会上，孟连素发言时提到除了北岛、顾城、芒克等人的诗歌写作之外，《今天》的另一个重要主角是“地点”，比如东四十四条七十六号、白洋淀，很多活动都是在某个地点聚集，来来去去。这些真实而具体的地点成为《今天》故事的“乡愁”，成了心灵的地址。那个年代，不光北京的《今天》同仁是如此，在中国的好多地方都是这样，一个诗人写了一首诗，为了给另一个人看，骑上自行车、登上公交车，甚至买张火车票说去就去了。那时确实有这样的劲头和氛围。现在《今天》已经离开其母语国家，落脚在西方。所以这个故事是否已经变成另一个故事了呢？《今天》进入全球化的大语境里，受到不同语言、不同环境、不同生活方式的影响，面对的是更广阔的文化空间，更多的文学想象和创造的可能性，更多也更复杂的种种挑战。这些挑战既来自文学外部的意识形态和资本、生产、消费所构成的秩序，也来自遮蔽和误解所构成的文化差异，也有文学自身的挑战和诘问。《今天》所经历的这种文学的和生存方式上的双重游历，构成了跨语际的“另一种乡愁”。您翻译诗歌，也经历了语言的游历。文化交流就是不同种族在同一种语境之间相遇，那您作为文学语言的游历者，和中国诗人的文学游历有什么相似的地方或者差异？
马：我很愿意寻找以前不被注意到的作家和诗人。比如四川万县的杨吉甫，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年他在《万县日报》周日版上发表短诗，非常好的短诗，两行、三行，最长的是四行。他原来是一名小学教师。杨吉甫的诗很特别，他患有肺病，有时住在医院里，有时住在家里。他看世界是通过一扇窗户，听不见声音。他有这样的诗句：“今天的草堆是我点燃的。”“护士来按我的脉搏/我不知道往哪儿看。”亲切的护士来给他把脉，不知道该不该看她，只能看远远的地方。就是这样的诗意感觉。
欧阳：抱歉我不知道这个诗人。我想我们这一代中国诗人和评论家大概也很少有谁知道他。您是偶然发现他的吗？
马：当然是偶然的。
欧阳：我想您对自己的这个偶然发现一定非常欣慰。不过依靠偶然发现来理解和看待中国现当代文学，也可能会挂一漏万的。谁知道被漏掉的会不会是更好的。听说近年您翻译了曹乃谦的小说，好像您也是偶然发现他的。
马：一九九一年在《山西文学》和一些地方报纸上看过他的短篇，非常短。才几百字，可以把一个人的命运，一家人的命运写出来。通过李锐，我们建立联系。我让曹乃谦把作品寄给我。前年我去太原看李锐，曹乃谦在大同，碰巧要开刀，但他还是来了，带给我很多资料，有三十篇短篇小说。他写的《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是要饭调名。山西乞丐唱的要饭调，有的是情歌，甚至色情意味很浓。
欧阳：好像是汪曾祺给取的名字。一九八八年，在一个小说学习班上，李陀最早看到他的小说，就是温家窑系列，觉得非常好，当天晚上就交给了汪曾祺，请汪曾祺写了一篇三千字的推荐文章，同小说一起发表在当月的《北京文学》上。
马：后来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佛的孤独》，但比不上温家窑系列。
欧阳：这次为期三天的国际性学术会议的主要讨论都是围绕《今天》面世二十五周年进行的。《今天》当年在国内的境遇，和现今所处的全球化环境相比较，无论《今天》本身，还是它的生存条件都有了很大变化。我们现在关注的重点是《今天》继续存在下去的根本理由是什么。曹乃谦的小说在国内的文学杂志上应该是可以发表的，至于李锐，我读过他寄给我的小说《无风之树》，印象深刻，他是《今天》的一个重要作者。李锐和曹乃谦写的更多的是偏僻、落后、贫穷的农村……
马：李锐离不开农村。这是他的使命。
欧阳：这实际上是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基本上是前现代历史环境里发生的事情。我认为《今天》的写作有所不同，它所代表的中国当代新文学运动，起源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当时，西方最前沿的文学、哲学、社会学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理论已经开始进入中国，对朦胧诗人及更年轻的一代献身文学的人有很大影响。我们的思想和写作已经朝向开放的当代性。我想曹乃谦的小说很打动您，也可能很打动西方读者，不过，小说中表达这一部分中国的生活和文化，是前现代的；偏僻的山村没有受到世界现代发展的影响，那里的落后、赤贫、原始，这对你们而言，是陌生的，是一份久远的诗意和乡愁，一种异国情调；还有讲述这个故事的语言方式：那些方言，土话，俚语，粗话。用萨义德的话来说，就是“西方眼里的被想象的东方”。这容易打动西方人，其根源除了文学趣味，恐怕还有文化上的差异在起作用。问题是，表达前现代状况的乡村文学，只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部分而非全部。朦胧诗以后的中国诗人的写作，假如——我是说假如——并没有刻意体现前现代乡土中国的种种特质，而是呈现出与西方现代诗潮中的叶芝、马拉美、策兰、艾略特等代表性诗人写作中那种尖端的、具有现代诗学综合特征的相似向度、相似抱负，会不会反而容易受到遮蔽？
马：往前看的和往后看的，都是需要的。有的中国学者批评外国翻译家翻译的东西就是中国政治、社会的黑暗面，我不赞成。我喜欢李锐，我喜欢曹乃谦，就是因为他们的东西文学价值非常高。我翻译他们的作品，不是因为他们反映中国落后的农村社会，而是作品价值高。
欧阳：文学价值好坏的评价判定，除了涉及个人涵养和趣味，还涉及阅读的文化差异问题。通过译介在国外产生影响、比较成功的中国作家，在其母语的国内语境里有些是成功的，比如李锐；但也有一部分作家，西方人认为非常好的，中国人认为不那么好。
马：举个例子。
欧阳：比如哈金，他用英文写作，但写的全是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