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年读书选集-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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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瓜也宣布独立，并与墨西哥合并。但到了1823年，除恰帕斯之外，其他五省又全都宣布脱离墨西哥，自组中美洲联邦。1838年起，联邦逐渐解体，它们也陆续独立建国。恰帕斯虽然仍在墨西哥体制之内，但国族认同感相对较低。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占恰帕斯州人口30％的是印第安人，而且其种族融合程度非常低，几个世纪以来印第安人与非印第安人都是分区而居，并备受后者歧视。1532、1712、1867是历史上印第安人三次比较著名的起义。但是革命、民族独立给印第安人的生存现实带来的改变是短暂的、表面的，因为它们都没能彻底解决原住民赖以生存的土地问题。比如拉萨罗·卡德纳斯（Lázaro　Cárdenas，1934－1940年间执政）是第一位到恰帕斯访问的墨西哥总统。他乘坐汽车、轮船、火车最后是骑马终于到达目的地。他在任期间，政府终于承认在恰帕斯事实上存在着奴隶制，于是一些改革措施付诸实施。比如州政府的部分领导岗位开始向印第安人开放。同时，他积极推动在恰帕斯被置之不理的土地改革，在任六年两度修改颁布新《土地法典》。然而，分给印第安人的，大多是最贫瘠的根本没有办法耕作的土地。卡德纳斯下令分给印第安人的38726公顷土地不仅没有实现社会公正，还导致了大土地主为了不被分走土地而对官员大肆行贿。从1970年代开始，大约有180，000危地马拉非法移民进入恰帕斯，这使得印第安人的生存更加困难，因为人均土地锐减。恰帕斯州的很多市要么被当地的大老板控制，地方的政治经济甚至军事都是他们一手遮天；要么被政治精英控制，这些精英成功地通过政治和立法手段扩大自己的经济利益。该州刑法规定，任何对历史的、国家的、州的价值标准的攻击都是非法；在任何情况下，任何人用任何手段试图起义都是非法的。印第安人以及一些替他们说话的乡村牧师都由于这些法律条文的存在而成为监狱的常住人口。许多大土地主都有自己的武装，他们经常袭击印第安村庄。原住民说，在恰帕斯警察不是维持社会秩序的，而是用来恐吓贫民百姓。上世纪80年代，卡斯蒂亚诺斯·多明戈斯将军成为恰帕斯州长，他任期内327个农民失踪，153个所谓“政治杀人犯”被判处。他的继任者冈萨雷斯·加里多任期内曾经发生过一个地主的保安枪杀12个农民，警察和地主联合武力驱逐100个原住民家庭强占土地等诸多恶性事件。但是加里多反而步步高升，1993年成为内政部长，并负责1994年的总统大选。
　　　　萨里纳斯总统对宪法第27条的修改是引起94年元旦起义的重要原因，因为新的宪法条例允许土地私有化，可以想见，这将使得有军队和警察撑腰的大地主在强买（占）农民土地时更加有恃无恐。原住民们甚至听说，为了木材，日本人已经打算购买恰帕斯的一块山地。祖祖辈辈以土地为生的印第安人彻底丧失了通过合法途径获得土地的希望。
　　　　不仅没有土地，恰帕斯的印第安人还没有房子，没有工作，没有健康，没有食物，没有干净的饮用水，没有学校，没有自由民主的选举权。结核、霍乱、麻疹、肺炎等各种传染病肆虐，因此印第安的婴儿死亡率和出生率同样很高。那里的孩子只有长到9岁左右，才会引起妈妈的注意，因为他脱离了夭折的可能，也许会长大。
　　　　终于，印第安人说“我们再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再也没有”，因此即使是死，也要带着尊严去死，于是他们向世界怒喊——“我们受够了！”

　　　　上述事实表明，恰帕斯起义的重要原因是印第安人贫穷到无法生存下去。但是恰帕斯州并不是一个贫瘠的州。它的水电站供电占墨西哥发电量的55…60％，它出产占墨西哥石油产量21％的石油，占47％的天然气。墨西哥超过一半的咖啡产量来自恰帕斯，其中68％出口。其他产品还有玉米、木材以及牛肉。多诺·加西亚·德·莱昂（Tono　Garcia　de　León）曾在《存在与乌托邦》（Resistencia　yUtopia）一书中用令人震撼的诗句描述了恰帕斯的丰富的自然资源与可怕的社会现实——“过去的要素还在那里，就像幻影和游荡的灵魂一样活着……恰帕斯的土中满是被谋杀的印第安人、化石森林、弃置的城市和石油的海洋。”很显然，恰帕斯的苦难不是自然条件造成的，而是资源的不平等分配。墨西哥政府从来没有代表过印第安人、农民和中下生产者的利益，他们推行的政策使得这种不公平日益加剧。尤其是萨里纳斯施行的赤裸裸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国内阶级/地区的两极分化更加严重。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奥斯丁分校墨西哥资源中心主任菲利普·拉塞尔（Philip　L。　Russell）在《恰帕斯起义》一书（1995）中引用的一组数据很说明问题：联邦区和新雷昂区占墨西哥总人口的13。95％，而政府投资却将近34。63％；包括恰帕斯在内的最穷的三个州，占总人口的10。89％，而政府投资却只有8。32％。墨西哥的现代化和工业化水平基本上只局限于墨西哥城。而除此之外的所有州，基本上还是农业为主。政府反贫困项目的公开出版物中也描述到，财富、公共设施、权力都集中在城市，为墨西哥白人和混血人享受着，而与其他人无关，他们被迫住在分散的小片土地上。近几十年来，政府越来越忽视农业，他们以为他们可以总是用石油换取食物，而不是投资建立一个自足的食物体系。咖啡、玉米种植者遭受非常重的损失，而当墨西哥大量进口美国牛肉时，养牛者的损失也开始难以估量。另外根据福布斯杂志，1990年墨西哥只有1个亿万富翁，而到了1994年，上升到24个。而且在加入全球经济一体化后，墨西哥所受到的经济损失将主要由穷人来承担。墨西哥大主教鲁伊兹说，我反对新自由主义式的经济现代化，不是一个政治姿态，而是因为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经济是非人性的，尤其是对印第安人来说。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后，恰帕斯的印第安人更没有办法和加利弗尼亚和加拿大的现代化农场相竞争，他们只能以更低的价格出售自己的产品，承受更大的剥削和榨取。一句话，付出更多，得到更少。1994年1月1日，正是“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生效的日子，这是恰帕斯人的生死临界点。要么反抗，要么被灭绝。面对恰帕斯起义，西班牙著名知识分子（既是大学教授、历史学家也是电影导演、记者）帕科·伊戈纳西奥·达沃二世（Paco　Ignacio　Taibo　II）带着希望又不无忧虑地问道：“我们是正在接近世界上最古老的独裁的寿终正寝吗？从1920年到1940年期间他们以现代性和被背叛的革命的名义统治着这个国家。他们的时候过去了吗？”近日发生的事实表明，他的担心相当有预见性。7月初，墨西哥大选初步结果揭晓，出身显赫、哈佛毕业、坚持新自由主义路线的总统候选人卡尔德隆以极其微弱的优势赢了出生于鞋匠家庭，大学毕业后开始从事扶贫工作，并曾因此搬到印第安人社区生活的候选人奥布拉多。虽然后者声称握有铁证可以证明对手在大选中舞弊，并有百万平民、印第安人上街游行抗议大选结果，要求重新记票，但左翼候选人奥布拉多欲实现大逆转前景并不乐观。而这是恰帕斯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斗争持续了十二年之后的墨西哥的社会现状。

　　　　社会学家鲁道尔夫·斯塔芬哈根预言，恰帕斯运动可能存在四种结局：与政府最终达成协议，和谈成功；漫长的对话，镇压，运动慢慢被瓦解；武装战斗扩展都墨西哥其他地区，全面的革命；长时间的武装斗争，就像美洲其他国家的反政府武装一样。但是他所总结的都是目前历史中已有的结局，也许恰帕斯可以如副司令马科斯所说能走出另外一条不同的路。恰帕斯运动的意义虽然现在还无法给予明确的历史定位，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使得墨西哥社会的真实图景开始变得完整，另一部分的墨西哥——底层的、边缘族裔的墨西哥开始可见。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克塔维奥·帕斯也说，他虽然并不是十分赞同武装起义，但是确实是恰帕斯的起义才使他这样的文人突然意识到印第安人的生存状况，才使他们看到了那片土地上的人们。另一位诺奖得主若泽·萨拉马戈则旗帜鲜明地指出，恰帕斯不仅是痛苦之名，从1994年起，它也是希望之名。

　　　　1919年，埃米利亚诺·萨帕塔被害，年仅39岁——切·格瓦拉也遇害于他生命的这一年。萨帕塔死后留下这样的传说，一匹枣红马在独自飞奔，奔向南方，奔驰在崇山峻岭之中。1996年，枣红马出现在马科斯的故事中，他写道——“从前有匹毛色斑斓的枣红马，住在一个穷极了的农夫家。这个穷农夫有个穷极了的妻子，他们有一只瘦极了的鸡和一只瘸腿的小猪。如此这般。有一天，穷农夫的妻子说：‘因为我们太穷，我们再没有东西吃了，我们只能吃那只极瘦的鸡了。’如此，他们杀了那只极瘦的鸡，做了个极瘦的汤吃。于是，有那么一会儿，他们十分惬意，可饥饿又回来了，极穷的农夫告诉他极穷的妻子说：‘因为我们太穷了，我们再没有东西吃了，我们只能吃那头瘸腿的小猪了。’如此，轮到那头瘸腿的小猪了，他们杀了它，做了个瘸腿的汤吃。接着，轮到枣红马了。枣红马可不想等到故事结尾，它逃走了，跑进了另一个故事。
　　　　没有后来，没有结局。马科斯说你只能到另一个故事里去寻找枣红马了。即使有一天，萨帕塔运动走到了终点，枣红马依然会独自飞奔，因为总会有新的故事开始……

（戴锦华、刘健芝主编：《马科斯文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
　　　　　　　　　　　　　　　　　　　　　　　　　　　　　　　　　　　　　　　　　　　　　　　　　　　　　　　　　　　　　　　　　　　　　　　　　　　　　　　　　返回目录萨义德论恐怖主义
　　　　　　　　　　　　　　　　　　　　　　　　　　　　　　　　　　　　　　　　　　　　　　　　　　　　□胡新亮《读书》2006年第6期
　
　　　二○○三年谢世的被誉为“巴勒斯坦之音”的杰出批评家爱德华·W·萨义德在数十年的介入巴勒斯坦问题和中东政治的实践中，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对恐怖主义、极端主义问题发表了相关见解。对于萨义德来说，恐怖主义问题总是和东方主义批判、对美国政治的评论以及对阿拉伯世界政治的批评联系在一起的。然而，萨义德在很多情况下并不认同恐怖主义一词，认为它已经成为一个不需要顾及历史、语境、社会和其他东西的词汇。萨义德以其一贯的人道主义立场主张代之以“暴力”（violence）一词，来消除“恐怖主义”这个名词的派别意义和意识形态内涵。萨义德说：“我更倾向于使用暴力一词，它容纳了不同类型的暴力观念……我想最好不要去谈论恐怖主义来表明我们不是恐怖主义者而他们是真正的恐怖主义者；最好表明恐怖主义有着一种历史语义学，它与其他一些社会过程相联系，并与我们起着相对立的效应，以此遏制针对手无寸铁的平民的暴行，消除绝望和非理性恐怖的因素。”（E。　W。　Said；　American　Intellectuals　and　Middle　East　Politics　（interview），Power；　Politics　and　Culture；　Vintage　Books；　2001；　pp。331…332）　
　　萨义德不愿看到巴勒斯坦人民争取合法权利的斗争在世俗政治和媒体的再现中被误解和歪曲。萨义德认为在外界看来“巴勒斯坦人总是被当作难民、极端主义者和恐怖分子”（E。　
W。　Said；　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0），这无论是与巴勒斯坦人反抗以色列种族主义政策的合法斗争，还是与建立巴勒斯坦人的民族国家的最终政治目标都背道而驰。政治期许与现实形象的差距之大是可怕的，巴勒斯坦人也为此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套用萨义德在《东方学》中的话，巴勒斯坦人无法再现（代表）他们自己，只能被以色列和美国再现（代表）。萨义德对恐怖主义的批评，就在于恐怖主义的所指往往无视现实的政治困难和民众苦难，混淆了正义的为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与极端主义行动之间的区别。　

　　然而，极端主义行动所造成的现实政治的困境毕竟是不能回避的。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地区，普通民众成为日常暴力冲突的无辜受害者，这种灾难同时施加在以色列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身上。萨义德指出，西方总是将巴勒斯坦人与恐怖主义直接联系起来，巴勒斯坦人抗以斗争的全部内涵由此被遮蔽掉了。萨义德对媒体的片面报道进行了抨击，他认为在把巴勒斯坦人以及巴解组织妖魔化的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