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英]乔治·奥威尔-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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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十九世纪末，许多观察家都注意到这一反复出现的模式。于是就有各种学派的思想家把历史看成循环的过程，声称不平等是人类生活不可更改的法则。当然这种学说在过去就一直有自己的支持者，但现在它的表述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过去，一直只有上等人才宣称我们需要一个等级制社会，它的鼓吹者包括国王、贵族，以及依附他们的教士、律师等等。一般它还会许诺在死后的想象的世界里一切会得到补偿，以使自己更加动听一些。至于中等人，以往只要他还在为权力斗争，就一直会利用自由、正义、博爱这类字眼；但现在，那些还没有掌权但在觊觎权力的人们开始攻击人类友爱的概念了。在过去，中等人以平等为旗帜发动革命，旧专制一推翻马上就建立新的专制；而现在新的一派中等人实际不等到那时候就宣布了自己的专制。社会主义是十九世纪早期出现的理论，是从古代奴隶起义以来一直延伸到现在的思想之链上的最后一环，它没有摆脱历史上乌托邦思想的深刻影响；但大约从一九○○年以后，各种社会主义的变形都公开放弃了建立自由平等的目标。大洋国的英社运动，欧亚国的新布尔什维主义运动，东亚国中一般所称的死亡崇拜运动，这些都是本世纪中叶新兴的运动，它们都有意地把实现不自由、不平等作为目标。这些新兴的运动当然都是从以前的运动中脱胎出来，往往保留了原来的名字，以原来的意识形态为幌子，但它们的目的都是要在一个选定的时刻把进步阻挡，把历史凝固。我们常常看到的钟摆现象又要发生、然后停止。与以往一样，上等人被将要作上等人的中等人推翻，但这一次，由于有意识地运用了某种策略，上等人能够保持自己的地位永远不变。
这种新学说的出现，部分是由于历史知识的累积和历史意识的增强，这些在十九世纪之前都几乎是没有的：历史的循环运动在这时已经是可以分辨的了，至少表面如此；同时，既然能够分辨，它也就能够改变了。但更主要、更基本的一个原因是，从二十世纪初开始，人类的平等就在技术上有了实现的可能。确实，每个人仍然天赋不等，专长不同，有的比别人更占了便宜，但阶级的划分，财富的悬殊，已经没有任何实际必要了。在早先，阶级划分不仅不可避免，而且也是人心所愿，不平等是文明必须付出的代价；但是，随着机器生产的发展，情况发生了变化。即使现在还需要人们从事不同的工作，但使人们生活在不同的社会和经济水平上，已经完全没有必要了。因此，从意在攫取权力的这一派的观点来看，人类平等不再是需要为之奋斗的理想，而是要加以克服的危险。在更为原始的时代，那时事实上还不可能有一个公正合理的社会，以它为信仰相对就较为容易。一种现世的天堂观念，那里人人都生活在友爱之中，没有法律，没有繁重的工作，它萦绕在人们的脑海长达数千年之久。甚至那些在每一次历史变革中都获得实际利益的群体，都受到它的某些影响。法国革命、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的继承者们，也部分相信他们那套人权、言论自由、法律平等一类的说法，一定程度上还使自己的行为受到这些观念的影响。但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各种主要的政治思潮都倾向了专制。早先的天堂，就在它可以实现的那一刻起，不再为人相信了。每一种新的政治理论，无论它冠以什么名字，都退回到等级制度和严酷控制之中。到了一九三○年左右，各种观点开始普遍地变得冷酷了，一些长期不再使用的做法，包括不加审讯地投入监狱、将战俘用作奴隶、公开处决、严刑逼供、扣押人质、强制人民迁徙这么一些已经有好几百年停止使用的做法，再度变得流行；更有甚者，它得到了那些自视为开明进步的人士的容忍、甚至辩护。
以后全世界都卷入了一场长达十年的国际国内战争、革命和反革命运动，在经历这十年之后，才有了体系完备的英社（及其对手）的政治理论。但它们的出现，早在世纪之初的各种统称为极权主义的体制中就有了预兆。从这种普遍的混乱中将要诞生的世界，它的主要轮廓其实在很早以前就显现了出来；哪一类人将控制世界，这同样已经变得很清楚：新贵族的主要组成包括科学家、行政官僚、技术人员、工会领导、宣传专家、社会学家、教师记者和职业政客。这些人员论出身是在中产阶级中拿工资的那一部分和工人阶级的上层，他们所以能够形成、并聚集在一起，则是得益于垄断工业和集权政府所造成的一个单调机械的世界。论贪婪，论奢侈，他们都比不上以往的贵族；但他们却更加渴求权力，尤其是，更加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更加热衷于消灭反对的势力。最后这个区别非常重要，与今天的暴政相比，历史上的所有暴政都显得心慈手软，效率不高；统治集团一定程度上总会受到开明思想的影响，凡事乐得留下余地，只注重公开的行为，对臣民的思想毫不关心。即使中世纪的天主教会，用现代的标准来看也还是宽容大度的。所以这样，原因部分是在于，过去任何一个政府，它的能力都不足以把它的人民置于频繁的监视之下。但印刷术的发明使得操纵舆论变得容易了，电影广播就走得更远。以后又有了电视，技术的进步使得在同一台机器上就可以接受和发送，这时候，私人生活就到此为止了。每一个公民，或者至少每一个值得监视的公民，会一天二十四小时处在警察的监视之下，官方宣传的包围之中，其它的通讯渠道对他都是关闭的。现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可以做到不仅强迫全体人民完全服从国家意志，而且在观点上也没有任何分歧。
经过五六十年代的革命时期之后，社会又和以前一样，重新分成上等、中等和下等三种人。这些新的上等人不同于从前，他们不再根据本能行动，知道用什么办法保护自己的地位。人们早已认识到，集体主义是寡头统治惟一安全可靠的基础；财富和特权一旦携手，最容易得到保护。本世纪中期进行的所谓〃废除私有制〃运动，实际只是把财产集中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少的人手里，但与以往不同的是，现在拥有财产的是一个团体而不是个人。从个人来看，党的成员除了一些微不足道的个人财物外一无所有；从集体来看，党拥有了大洋国的一切，因为它控制了一切，可以以它自己认为适当的方式支配生产出来的一切。在革命结束以后的那些年里，党几乎没有遇到任何反对就占据了这种居高临下的地位，因为整个过程都是在集体化的名义下进行的。一般人们都设想，在资产阶级被剥夺之后社会主义就会到来。毫无疑问资本家确实被剥夺了；工厂、矿山、土地、楼房、交通，这一切都从资本家那里夺走了。既然这些已不再是私有财产，那就应该是公有财产。从早期社会主义运动中脱胎出来，并沿袭了它的语汇的英社，事实上实行了社会主义方案中的一个主要内容，而结果是人们事先就预见到并盼望的：经济不平等成为永久的现象。
但要永久建立一个等级社会，需要处理的问题还不止于此。只有四种情况才会使一个统治集团丧失权力。一种是外部的征服，一种是统治的效率太低，激起了人民的反抗，一种是它助长了一个强大的、心怀不满的中等人团体的形成，一种是它丧失了统治的自信和积极性。这些原因并不单独发生作用，一定程度上它们同时存在，这是一条规则。一个统治集团只要能克服这些问题，就能够永远维持自己的权力。最后，起决定作用的是统治阶级的心态。
上面的第一种危险，从本世纪中期以后实际就不存在了。三分天下的这三个国家事实上都不可能被征服；它们如果被征服，惟一的可能是发生了人口统计方面的缓慢变化，但一个权力无边的政府很容易避免这一点。第二种危险，它只是在理论上存在。人民群众从来不会自愿起来造反，也不会仅仅因为受到压迫就起来造反。事实上，只要不让他们有参照，他们就永远不会意识到自己受到了压迫。历史上一再发生的经济危机现在完全可以避免，也会尽力加以避免；而可能发生、并且确实发生的其它同样严重的失调，不会带来任何政治上的危害，因为不满的意见不可能有表达的方式。至于从机器工艺发明以来就一直潜伏着的生产过剩问题，现在由于设计出了一种持久战而得到解决（见第三章），持久战还有助于把公众的斗志保持在必要的高度。因而，从现在的统治者的立场来看，惟一真正的威胁是他们自己的等级中是否会分裂出一个新的能干、有权力欲，又没有充分施展的集团；换言之，这是一个教育的问题，就是对于领导集团和紧随其后的范围更大的执行集团，要不断地塑造他们的意识。至于人民群众的意识，只需要从反面来施加影响。
一个人即使不熟悉情况，也能从这种背景中推断出大洋国的总体社会结构。在金字塔的顶端是老大哥，老大哥无所不能，永远正确。所有的成绩、胜利，每一项科学发现，全部的知识、智慧、幸福、美德，都直接来自于老大哥的领导和启发。没有人见过老大哥，他只是出现在标语牌的画像上，电幕的播音中。我们可以很有把握确信他不会死，但他出生的时间却已经很难确定。老大哥是党的化身，党借他来向世界展示自己，他的作用就是成为一个中心，让种种更容易投向个人而不是组织的情感，比如热爱、恐惧、尊敬，都汇聚到这一点上。在老大哥的下面是核心党，它的人数限制在六百万，或者是以大洋国人口的百分之二为限。核心党的下面是外围党；如果把核心党说成是国家的大脑，它就是国家的四肢。再下面是我们习惯称作〃无产者〃的麻木不仁的群众，他们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用我们早先的分类来看，他们就是下等人。至于赤道地区的奴隶人口，他们不停地从一个统治者转移到另一个统治者手里，这部分在整个结构中不是永久的或者必要的部分。
原则上，三部分人的组成资格不是出于世袭，理论上核心党的后代并非生来就是核心党。一个人十六岁的时候，要参加考试，以决定他进入党的哪一部分。无论种族的歧视或者地方的优势都不存在。犹太人，黑人，纯粹印第安血统的南部美洲人，在党的最高层都能找到；一个地方的行政首脑多半从该地居民中选出。无论身在大洋国的什么地方，人们都不会感到自己是被某个遥远的首都统治着的殖民地居民。大洋国没有首都，它名义上的首脑人在何处谁也不知道。除了英语是它主要的混合语，新话是官方使用的语言外，其它方面都没有形成统一。统治者能够团结一心不是由于血统，而是由于共同地坚持某种学说。确实我们这个社会存在分层，而且是很严格的分层，它依照的乍看起来是一种世袭的标准。不同团体之间的流动，较之资本主义、甚或前工业文明的时代，都更为少见。党的两个组成部分彼此之间存在一定的人员流动，但仅限于把核心党内优柔寡断的成员清除，同时允许外围党内野心勃勃的成员有提升的机会从而消除他们的威胁。在实践当中，无产阶级是不能跃升到党内的。对待他们中间最有天赋、有可能成为不满意见的中心的那些人，只要思想警察把他们标识出来，然后再把他们消灭。但这一切未必永远不变，也不是一种原则。党已不是过去意义上的那种派别，它的目的并不是把权力转移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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