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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8部分

吴法宪回忆录:岁月艰难(全本)-第8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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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但是我绝对不敢问,只能带着这样的疑问离开周恩来的房间。

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两点,接罗瑞卿的飞机回到上海。按照周恩来的规定,我和陈丕显、谢富治一起到虹桥机场去接罗瑞卿。飞机降落以后,我看到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和罗瑞卿一起走下机舱。罗瑞卿的脸色很难看,显得很紧张,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他同我们握手以后,就同陈丕显坐一辆车向市区驶去。陈丕显把罗瑞卿带到锦江饭店里的一个小院。周恩来、邓小平等在那里准备同罗瑞卿谈话。我没有资格参加这次谈话,我就离开了。罗瑞卿来到上海以后,一直没有见到他参加会议,我也没有向任何人透露罗瑞卿已经到了上海。

会议进行到第四天,也就是罗瑞卿到达上海的那一天,大家继续揭发、批判罗瑞卿的折衷主义。这时候,发言的人比较多了起来。第五天,大家就讲得差不多了,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可以讲的了,于是小组会宣布休息。同时,也宣布了纪律:不准上街,不准会见朋友。

第六天下午,在锦江饭店顶楼餐厅开大会,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到会,只有毛泽东和林彪没有露面。大会由周恩来主持,邓小平做总结发言。记得邓小平一共讲了五点:一、这次会议初步揭发了罗瑞卿的一些问题,会议暂时告一段落;二、罗瑞卿的主要问题是没有坚决执行林彪同志关于突出政治的指示,犯了折衷主义的错误;三、会议上揭发批判罗瑞卿的一些问题,将转达到本人,给他一点时间来认识错误;四、对罗瑞卿的问题,不能扩散,只限到会人员知道;五、会后怎么办,回京以后由中央研究解决。

邓小平一共讲了半个小时。他讲完话,其他人全都没有再讲什么话,就散会了。这个会议开得很沉闷。

回北京的时候,周恩来、邓小平、罗瑞卿同坐一架飞机。按照惯例,我还是赶在他们前面回到北京,然后候在机场接他们。在他们下飞机后同我一一握手时,我看到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情绪都还好,只有罗瑞卿一声不响,心情沉重。这是我最后一次当面见到罗瑞卿。

上海会议刚结束,毛泽东就又召集中央军委常委开会。他在与林彪、叶剑英、贺龙、聂荣臻、徐向前等老帅一起研究后决定:撤销罗瑞卿的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职务,由叶剑英副主席兼任军委秘书长,杨成武代理总参谋长。从此罗瑞卿就算靠边站了。罗瑞卿下台以后,由林彪、叶剑英、杨成武、萧华形成了军委新的领导核心,并由叶剑英及杨成武、萧华三人主持着军委全盘的日常工作。

随着罗瑞卿的下台,杨成武的地位越来越高,并且在林彪那里成了红人。杨成武在上海时就曾经同我通气,说毛泽东在上海同军委几位老帅一起商量过,准备安排十几个副总参谋长,这里面包括所有的大军区司令员以及我和海军的李作鹏。但这个安排,以后并没有全部实现。

上海会议结束以后,一直都没有听到有关罗瑞卿的消息。一九六六年三月初,我突然接到通知,要我到中南海怀仁堂去参加会议。这是一个由邓小平总书记代表中央政治局召集的一个小型会议,到会的仅三十人,很显然,这个会议是毛泽东决定召开的。

会上,邓小平总书记跟大家说:“关于罗瑞卿的问题,上海会议已经揭开了盖子,现在毛主席决定,继续在北京开会,仍然是小型会议,以军委为主,吸收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和军委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中央机关各部门和国务院的有关负责人参加,人数不超过一百人。军队方面,由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和杨成武、萧华组成领导小组,负责主持会议,领导这次同罗瑞卿进行的面对面的斗争。开会的地点在京西宾馆,以便保密。”

三月四日,批斗罗瑞卿的会议在京西宾馆正式开始。这次会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等中央常委都没有参加。林彪当时仍然住在苏州养病,没有回北京。空军参加会议的是我和余立金两个人。罗瑞卿这次参加了会议,但他到会时,大家对他形同陌生人,没有一个人上前同他打招呼。他每次来参加会议,都只是孤独的一个人,拿着钢笔和笔记本在会场的桌前,根据大家的意见作记录。这个时候,罗瑞卿实际上已经被隔离起来了,每天的事情就是到会听取大家的意见和批评。

会议的第一天,叶剑英首先说明了会议的目的和要求,要求罗瑞卿主动交代问题和深刻检讨,并要求其他与会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还规定要对会议的内容保密,任何人都不准外传。彭真在这一天到了会,以表示对会议的支持。

在第一天的发言中,以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的发言对罗瑞卿的震动最大。在发言中,许光达对罗瑞卿在延安的一些言行进行了揭发。看得出来,罗瑞卿对此很吃惊,也很生气,但是却敢怒不敢言。

会议期间,叶群经常同叶剑英、杨成武、萧华保持联系,有时也给我打电话,了解会议上的发言情况。会议的第二天,叶群从苏州给我打来电话,问我发言了没有。我告诉她没有。她便叫我赶快发言,同时在电话里再一次向我重复了上海会议时所讲的“四条”内容。她还告诉我,这“四条”是罗瑞卿要刘亚楼转告她的,一九六三年后刘亚楼几次想谈都没有说出口,一直到上海养病期间刘亚楼自知不久于人世,这才把这“四条”意见转告了她。她说,当她再次去刘亚楼那里核实这“四条”内容时,有刘亚楼的妻子翟云英在场。因此,她要我立即去找翟云英了解情况,还要我带上秘书,准备在一旁作谈话记录,以便作为旁证。她还叮嘱我,谈完话,一定要翟云英在记录上面签字,然后把这个材料立即送到苏州林彪那里。

我带着秘书找到了翟云英。没想到翟云英说,她在上海没有听见刘亚楼说到有关“四条”的事情。但后来她又说,当刘亚楼和叶群谈话的时候,她曾经看到刘亚楼伸出过四个手指。这次谈话我叫秘书作了记录,经翟云英签字以后送到了苏州。

会议开了一个星期,我仍然没有发言。叶群就又从苏州打电话来责问我,为什么还不把“四条”重新捅出去,以证实在上海会议的发言。我对她说,这个材料我没有听刘亚楼讲过,翟云英又不能完全证明,只是说看到刘亚楼伸出了四个手指。叶群听我这样说就急了,对我说:“刘亚楼是空军的人,你不讲谁讲?只有你最合适。你要赶紧发言,还要告诉余立金也要发言。我向毛主席汇报的时候和在上海会议上,都已经讲了这‘四条’,你还怕什么?”

说实在的,我当时确实有些犹豫。从一九五O年我到北京以来,罗瑞卿真的对我一直不错,我们俩的关系很好,现在他挨批斗了,却要我来冲锋陷阵,提这个“四条”,我实在是下不了这个决心。于是,我把这些思想向杨成武作了汇报。杨成武责怪我说:“你不讲,怎么向林总交代?”

即便这样,我当天还是没有发言。结果第二天叶群又来了电话,对我说:“我已经问了杨成武,你在会议上还没有发言。林总说,一定要吴胖子在会上讲这‘四条’,现在讲已经迟了,再不讲你就被动了。林总说要你好好考虑考虑,究竟是跟林总还是跟罗长子?林总让我告诉你,罗长子向党伸手,要夺取军权,毛主席亲自主持和掌握这次会议,来解决罗瑞卿的问题。你要好好想一想,你把罗长子在空军讲的几句话,到处张贴印发,把他抬得那么高,为什么?林总讲了,你同罗长子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你一定要彻底揭发罗长子,同他划清界限。

我听了叶群这些话,好大一会儿说不出话来。她这些话的意思很明白,如果我不照她的话去说,就要把我划进罗瑞卿的圈子里去了。想清楚了后,我忙表态说:“我当然是跟林总的,怎么会跟罗长子呢?”叶群说:“那好,明天上午你就在会议上发言。刘亚楼说的事情你讲最合适,你和余立金都要在会议上讲这几条。我已经告诉杨成武,你们讲了以后他们会跟上来的。另外告诉你,梁必业已经陷入罗瑞卿的圈子里去了,你要注意。”

叶群当时打的是林彪的旗号,他们又远在苏州,我无法也不敢去林彪那里辨别真伪。“一定要在会议上发言”的这个指示,是确实来自林彪,还是叶群假传圣旨,我真的闹不清楚,而且至今也不清楚。

就这样,经过一夜的准备,我和余立金都于三月十二日在会上发了言。我们发言之后的几天里,大家纷纷发言批判这“四条”,几乎是一面倒地批判罗瑞卿的“野心”。这一来,就使罗瑞卿的问题更加严重了。

三月十八日上午,罗瑞卿在家中跳楼了。他从二楼上跳下来,并没有摔死,但是摔伤了一条腿,被送到北京医院救治。在跳楼之前,他曾经写了一封“绝命书”。这封信的内容在罗瑞卿女儿罗点点的《非凡的年代》里有记录:

治平:

      会议的事情,没有告诉你,为了纪律。

      永别了,要叫孩子们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

      我们党永远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你要继续改造自己,永远革命。

罗瑞卿跳楼以后,这封信交给了汪东兴。三月十九日,叶剑英在会议上宣布了罗瑞卿跳楼自杀的事情,并给大家念了罗瑞卿的“绝命书”。叶剑英为此还写了一首诗,我只记得其中一句是“将军一跳身名裂”。

听到罗瑞卿跳楼的消息,我心里十分内疚,但已经无法再挽回了。

罗瑞卿跳楼以后,会议就又转入背靠背地批判。到了三月底的一次大会上,彭真、叶剑英、杨成武、萧华先后讲了话,然后叶剑英宣布会议结束,罗瑞卿的问题就暂时告一段落。

罗瑞卿治疗以后被关在什么地方,我就不知道了。我只是听说,罗瑞卿的家属一直住在原来的房子里,后来李德生调北京任总政治部主任时,由于没有房子住,经周恩来批准,有关部门才要罗瑞卿的家属搬走,把房子让给了李德生。

罗瑞卿是党内高级干部中在“文革”前后被打倒的第一人。单就这件事而言,罗瑞卿的下台,提出问题的是林彪,但下决心的却是毛泽东。批示罗瑞卿是折衷主义的是毛泽东,决定召开上海会议并亲自坐镇的是毛泽东,要邓小平在北京召集会议继续批判罗瑞卿的是毛泽东,决定撤销罗瑞卿的军职,并分别由叶剑英、杨成武继任的,也是毛泽东。至于毛泽东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不知道。

我出狱之后,看到一些报纸和书刊登载过不少有关罗瑞卿事件的文章,有一些是涉及到我的,其中有实事求是的部分,我完全承担责任。在罗瑞卿的问题上,我始终都感到十分内疚,当初审理我问题的时候,我也作了如实的交代。但是,有许多文章的作者,严重违背历史事实,别有用心地歪曲和捏造事实,更有一些人对我进行恶意的人身侮辱和攻击。对这些不实之词和恶意的人身攻击,我表示抗议。我想历史事实总是会被澄清的。

第十一章 风风雨雨闹“文革”

一、牵连到彭真

开始批判罗瑞卿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已经拉开了序幕。早在一九六五年初,毛主席派江青到上海同柯庆施、张春桥联系、策划,然后由姚文元执笔写了一篇题为《关于新编历史剧》的文章,经毛泽东多次修改、审定后,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发表在上海的《文汇报》上。毛主席下定决心要以批判《海瑞罢官》为突破口,开展一场政治运动。但是,毛泽东组织的对吴晗和《海瑞罢官》的批判,在北京遭到了彭真的抵制,彭真想把对《海瑞罢官》的批判限制在一场学术争论中。这样,彭真的命运就决定了。

彭真没有参加在上海对罗瑞卿的批判,但在北京批判罗瑞卿的会议上,他和谢富治有个联合发言。发言的具体内容我记不太清了,好像是说罗瑞卿反对彭真提出的“公安工作十条”什么的。这个发言送到杭州后,毛泽东一看,认为谢富治采取与彭真联合发言的这种形势不妥,就准备找谢富治到杭州去谈一谈。大约是一九六六年四月下旬,汪东兴通过萧华打电话给我,要我连夜派飞机,秘密地把谢富治送到上海,再由上海的空四军政委江腾蛟派汽车,送谢富治到杭州去见毛泽东。至于毛泽东要谢富治到杭州去干什么,我并不知道。

谢富治回到北京时,我去南苑机场接他。之后,我们两人同坐一辆车回城。谢富治告诉我,中央又出了问题,以彭真为主。彭真在二月初搞了一个《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并作为中央正式文件发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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