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法宪回忆录:岁月艰难(全本)-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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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回师陕北
在我军主力分兵南下‘北上以后，阎锡山再次请求蒋介石派兵增援，同时加紧集结部队，准备对红军发动反攻。
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四日，蒋介石派陈诚到山西担任总指挥，四月中旬，他又派遣十个师的兵力，分两路进入山西增援。其中一路五个师自潼关入山西，另一路五个师自正太路西进。与此同时，阎锡山调集了五个师又两个旅，由晋中南赶来，企图首先夺取由红军控制的各个部门，封锁黄河，堵住我们的退路，然后分别围歼我左‘右路军于黄河以东地区。为配合这一行动，蒋介石还强令在陕西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向延长‘延川出动，袭击我军后方。这样，我们留在陕北的部队，兵力显得过于单薄，难以抵挡敌人的进攻。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决定，为保存抗日力量，避免与优势敌人进行决战，红军回师，逐步收拢兵力，西渡黄河，撤回陕北根据地，以彻底粉碎蒋介石“围剿”陕北根据地的计划。
四月下旬，我们二团奉命经临汾‘蒲县‘午城‘大宁往西北转移，逐步向十五军团靠拢。这时，国民党军第二十五师已进抵晋南，而且占领了大宁县城，正向午城前进。
四月二十八日，正当我们向西北转移的时候，走在前面的五团同国民党军第二十五师关麟征的队伍遭遇，双方随即对峙起来了。我们二团‘四团和师部迅速绕过午城，到了午城以西。这时军团部给二师下的命令是，要坚决把关麟征的队伍堵住，不让它再往前进，限期是一个星期，以掩护整个一军团以至整个抗日先锋支队安全西渡黄河。
开始三天，是五团在那里抗击敌人，我们在后面待命。山西的地形很特殊。由于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到处都是因雨水冲刷而形成的高地和沟壑。像陕北一样，山西的高地也叫塬，这种塬大都是四边陡峭‘下有深沟‘顶上平坦，塬与塬之间只有很窄的一块地方相联，名曰“腰险”，是个要隘，只要守住了这块地方，敌人就过不来，要想翻沟上塬也很困难。因此一开始五团守得还算顺利。
没想到第四天午夜，国民党军从远处绕到午城后面的师部附近，袭击了五团，五团死伤了好几百人，团政委林龙发负了重伤，师参谋长钟学高也牺牲了。在这种情况下，师部决定把五团撤下来，要我们二团顶上，去接替五团的防务，堵截关麟征的部队。
二团上去后，利用各个塬口的“腰险”，构筑坚固工事，顽强抗击了三天，使敌人没能前进一步。到了第七天晚上，师部突然接到命令，要二师向西南方向撤退，把敌人引向西南。因为在我们的西北是永和县，而永和县就是我们预定的渡河地点。因此要我们二师诱使敌人向西南走，让他们离我们的渡口远一点。接到军团命令时，正好是我们二团紧靠着敌人，于是师部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们团。
接获命令，我们当即与敌脱离接触，回头快速向吉县前进。天快亮的时分，部队就来到离吉县十几里路的地方，看到山坡上有敌人的一个连在放连哨，于是断定吉县驻有敌人的部队。我们把这一情况报告了师部。这时师长刘亚楼的羊癫疯发作了，神志不清，什么事都不知道，被人用担架抬着走了，政委又负了伤，师里只剩下了政治部主任邓华和接替钟学高参谋长职务的熊伯涛。邓‘熊二人命令二团在吉县附近坚守，掩护全师向西转移，师部和四团‘五团先走，我们在后面作后卫掩护。
当时，梁兴初和我看到山坡上的敌人只有百把人，而且离我们不到一里路，就想不如趁这个机会，把这个连搞掉。经过商量，我们当即下达命令，要一连和三连很快出动，消灭山坡上的敌人。这两个连摸上去以后，很快就把敌人包围了起来，只二十来分钟，敌人就全部缴械投降了，把这个连全部捞来了。天亮以后，我们全团迅速撤退，吉县的守敌没有敢追。就这样，我们在山西打完了最后一个小胜仗。
回到师部，我和梁兴初把作战情况报告了邓华，这时刘亚楼的病也已痊愈，恢复了神志。他们表扬二团作战主动积极，认为我们在这次掩护大部队渡河的斗争中起了很好的作用，同时批示我们要缓慢地向永和前进。
五月五日，当我们到达永和时，刘亚楼已在那里等待我们。他告诉我们，四团正在渡河，要我们赶紧做饭吃，吃完饭立即渡河，他还告诉我们，毛主席刚刚渡过河去。到这时候我们才知道，毛主席是一直跟随我们一军团行动的。我们当时非常惋惜，因为到得迟了那么一点，就没能见到毛主席。
很快吃完了饭，我们开始紧跟着四团渡河。渡船很大，一条船可以坐七‘八十个人，来回十多次，我们全团就都过了河。我和梁兴初是最后跟随三连一起过的河。
至此，我们的东征行动彻底结束。这次东征，从一九三六年二月十八日强渡黄河开始，到五月五日重新渡过黄河回到陕北止，共历时七十五天。
部队回到陕北后，经过几天行军，来到清涧县住下来，开始进行整训。
一九三六年五月十四日，东征红军部队在延川县大相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总结东征战役的经验和教训。这次会议的参加者约七‘八十人，我和梁兴初也参加了这个为期十天的会议。
大相寺是当地一个比较大的庙宇，前面有两个门，两面有围子，后面是个戏台，台下有几棵老柏树，我们的会场就在这个戏台子前。戏台子上是主席台，中央军委领导‘两个军团的领导和各师的师长‘政委坐在戏台子上，会议由毛泽东亲自坐镇主持，我们团的干部则在戏台子下面，什么也没有，每人捡一块石头当凳子，坐在老柏树下参加会议。
会议的前一阶段是总结东渡黄河的胜利经验，毛主席和军团领导讲了话。他们在讲话中指出，我们这次东征山西意义很大，不仅打开了北上抗日的前进阵地，揭露了蒋介石‘阎锡山和日本军国主义相互勾结的阴谋，打破了阎锡山的独立王国，而且歼灭了阎锡山的一部分有生力量，在历时七十五天的作战中，共消灭敌人约七个团，俘敌四千余人，缴获各种枪支四千余支‘炮二十余门。另外，通过组织渡河作战，取得了江河作战的重要经验，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并迫使“进剿”陕北的晋绥军撤回山西，使陕北苏区得以恢复和发展。在此期间，我军共扩充新兵约八千人，筹款三十余万元，并在山西的二十多个县开展了群众工作，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华北以至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会议的后一阶段，就反开了一军团的“本位主义”。毛主席在会上点了一军团的名，说一军团到达陕北后，就同十五军团的团结存在问题，第一是骄傲，两个军团会合后，十五军团就组织干部到一军团参观学习，而一军团就没有这样做；第二，一军团只顾自己，不顾友邻，对兄弟部队帮助很少，不愿意调出干部去支援十五军团和陕北的地方部队，这是严重的错误；第三，一军团的部队不礼貌‘不谦虚，并列举了一些典型事例来说明这个问题。他还特别强调了这种“本位主义”的危害性，指出它会破坏红军和整个党的团结，影响同友邻部队的关系，结果会孤立自己，造成严重的损失和后果。他最后号召大家对这种“本位主义”的作法，进行坚决的批评和勇敢的自我批评，坚决纠正错误，同时要求一军团的领导干部带头作出检讨。
这时林彪已调到红军大学去当校长，一军团由参谋长左权代理军团长，军团政委仍是聂荣臻。毛主席提出批评以后，一军团的领导干部，特别是聂荣臻的精神非常紧张，看样子负担很重。因为毛主席点了名，聂荣臻不得不带头承认错误，并要求一军团的各师‘各团干部踊跃发言，揭发问题，检查自己。
一开始，发言的人并不多，所谈的也主要是军团部的问题。到后来，发言的人逐渐多了起来，不仅揭发了军团部的问题，还揭发到了师，揭发到了团，最后揭发到了我们二团的头上。
事情的经过是：在直罗镇战役后，二团曾将几个伤员，包括一个副连长‘四个排长和十几个战士送到延长的后方医院治疗。伤愈后，他们要求归队，院方领导不准他们回部队，要把他们留在医院分配工作。我们得知这一情况以后，就报告了师部，师政委萧华同意我们派人去要，但是医院仍然不放人。后来在部队东征山西时，一天我们行军恰恰经过这个医院附近，于是我和梁兴初带了一个排，到医院门口去要这十几个干部‘战士，并强硬地说不给就不行，就这样，硬是把人给要了回来。
就这件事，会上有人批评我们“本位主义”严重，说梁兴初‘吴文玉带着部队威胁医院，硬把医院的干部拉走了。聂荣臻当即在台上问二团有没有这样的事，我们实事求是地作了说明，并检讨说不应该带队伍去，更不应该以粗暴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我们讲完以后，师长刘亚楼当场代我们二团承担了责任。刘亚楼说：“这件事情我们知道，有错误我们负责。我们认为前方的部队伤亡大，补充的新兵多，缺少干部，伤愈的干部就应当及时归队，是我们批准他们去要的。”
刘亚楼解释完以后，毛主席和聂荣臻的眼睛就都朝向了我们，聂荣臻说：“即使师里同意了，你们这样做也不对，人家不愿意就算了嘛！”我很不服气地顶撞说：“那是我们的干部‘我们的伤员，伤痊愈了，不及时归队，医院留着不放，这样做对吗？我们这样做，也是应伤员自己的要求。”这一说可坏了，因为聂荣臻当时也挨了批评，心里本来就很恼火，听我这一说，顿时火冒三丈，立刻就对我大喊：“你这样说法对吗？”
见到这种情况，我不再吭声了。这时梁兴初站了起来说：“这件事我也有份，是我们两个一起去的。”刘亚楼接着说：“有错误我们师部负责，不能怪二团。”
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啊！当时还罚我和梁兴初站了一会儿，后来才叫我们坐下。
真没想到，在总结东征的会议上，挨了这么一顿批。
六‘西征甘肃‘宁夏，迎接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师
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公开放弃反蒋口号，并呼吁蒋介石及其部下的一切爱国军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从而将从前的抗日反蒋政策转变为逼蒋抗日政策。但是，蒋介石不顾日军侵略造成的严重民族危机，依然坚持自己“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继续调兵遣将，以图尽快解决西北红军问题。为此，他在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的军队积极在陕北进行“剿共”的同时，又调集了十六个师另三个旅，专门成立一个边区“剿共”总指挥部，以陈诚为总指挥，准备大举“围剿”陕北根据地。另外，蒋介石在得知红二方面军从湖南‘红四方面军从四川开始北上后，又加紧调动驻湖北‘四川的胡宗南部队进到甘肃‘陕西一带，准备在川‘陕‘甘交界处阻击红二‘红四方面军，阻挠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合。
中央军委经过详细研究后认为，陕北根据地东部及东北部的晋绥军是坚决反共的主力军，到那里去开展工作，阻力较大。南部的东北军和西北军的领导人，已同红军初步建立了秘密的统战关系，我们的前线部队与东北‘西北军的广大士兵不断有联系‘接触和对话，相互之间不冲突‘不打枪，有的甚至像朋友一样往来。特别是东北军的士兵，他们倾向抗日，迫切要求打回东北老家去，应避免同他们正面作战。只有西部的宁夏军阀马鸿宾‘马鸿逵，虽坚决反共，但防区广大，兵力分散，是个薄弱的方向。而且宁夏拥有富饶的河套平原，人口也在一百二十万以上，是西北最为富裕的地区之一。如果能进占宁夏，就可以和陕北根据地联成一片，使陕北老根据地也得以巩固。
一九三六年的五月中旬，中央军委决定，红一方面军开始向宁夏‘甘肃方向行动，力争建立广大的陕甘宁根据地。这样，向北可以争取打通同蒙古和苏联的关系，向南可以争取打通同红二‘红四方面军的联系，并可争取东北军‘西北军共同走向抗日。
为统一协调西征行动，中央军委还决定，组成红军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红一军团为左路军，代理军团长左权（兼参谋长），政委聂荣臻，副军团长陈光，政治部主任朱瑞，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红十五军团为右路军，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参谋长陈奇涵，政治部主任王首道。毛泽东‘周恩来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没有参加西征。
正在这时，因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在陕北安定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