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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家犬也有乡愁 作者:刘原-第1部分

小说: 丧家犬也有乡愁 作者:刘原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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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家犬也有乡愁

  临近年关,人就逐渐慵懒了。广州城浸在夜雨中,一阵阴风掠过,陌生的故乡就以这样的姿态侵入坚硬而冰冷的梦境:落叶飞旋,霜草委顿,一条瘦骨嶙峋的狗在巷口沉思。

  丧家犬。日暮乡关何处是,遍地流窜丧家犬。春节到了,让我们列队回家。扛一袋劣质糖果四处散发,与猪朋狗友把盏言欢,然后借着酒兴,偷眼瞥瞥朋友身畔俏丽的小娘子。继续酗酒,想起青梅竹马的小玩伴已经在超生第二胎了,不禁一串浊泪两句破诗:忍看阿丽成  
少妇,怒向案板觅屠刀。所以说,返乡的心情是凝重的。十年前返乡,阿丽喂我吃红薯,如今归去来兮,阿丽的老公喂我吃白眼。年月是一堵墙,故乡已无法触摸,旧情人更不能触摸,除非你钻狗洞,或是等她红杏出墙。

  看见故乡的桥,就看见漂远的劫数和欢颜。虽然玛格丽特·杜拉斯说:与你粉嫩欲滴弹指即破的小脸蛋相比,我更爱你那饱经天打雷劈的老树皮。以上感想说明:如果你像我一样老得不适宜上迪厅了,最好别到《南方体育》来求职,免得受刺激——这里80年代生人太多。当然回到怀乡这一主题,我们发现这是全人类共有的情结。昨天我看见方枪枪,这个胖乎乎的爱吃饼干的含苞男孩,也屁颠屁颠去买回烟台老家的车票了。这么小,没听过余光中词罗大佑曲的《乡愁四韵》,却也懂了乡愁。

  出完2月8日那期的报纸,《南方体育》这群流寇就要奔向祖国的五湖四海了,需要解释的是,绝大部分人来自异乡。魏寒枫是江西刁民,张晓舟喜欢在酒席上吹嘘家乡的潮汕帮如何用斧头代替语言,还有三人来自解放前恶匪如蝗的广西———假设他们并肩而行,杨铭会吓跑诗人,刘原会吓跑姑娘,杨二能令小偷尿裤子。掌握以上资讯,你就会明白《南方体育》为何能兼容并蓄,同时野性十足。劳作一年,然后在春运期间把积蓄贡献给交通部门和年货市场,这是许多中国人的宿命。活着的方式有很多种,有人喜欢戴着墨镜装酷,有人喜欢挥舞着钞票在大街上裸奔,对于我这种嗜钱如命的人而言,无疑更推崇第二种境界。我已经张开钱袋等待龚晓跃发饷,然后裹挟在浩荡的民工潮中,溯着珠江,向西。

  西边有暮霭里的故乡,有霞光中静默朴素的山河。你若问我为何突然变得小资而不谈点体育,我只想说:什么黑哨之类去他的,我要回家。


那个叫罗大佑的客家人

  那晚,我们的老总一直在吹胡子瞪眼,因为正值编版高峰期,但办公室却空空荡荡,像被鬼子刚扫荡过似的。什么叫万人空巷?这就是。

  这群编辑、美编、校对乃至组版员,有的是男人,有的是女人,基本上头顶还未衍生白发。他们的脸上笼罩着一种红苹果般的光芒,事实上他们已经不属于早晨八九点钟的青苹果,而是濒临腐烂的正午的果实,每个人都抻长了脖子,在报社的顶楼痴痴地守望。这样的情  
景容易让人想起等待喂食的鸭群,但他们其实是在等一个老男人,那男人叫罗大佑。

  老男人来了。没有人尖叫,也没有人抹着鼻涕上去啃他。你见过皮裙女郎啃《教父》里的马龙·白兰度吗?同理,被称为“音乐教父”的罗大佑也无福消受这种礼节。教父这个称谓有点阴郁,有点肃杀。

  老男人开讲。背景是一张大幅海报,那一年他在深圳开个唱,雨水倾泻下来,让他看起来像一只从雨夜里浮起的孤魂野鬼。老男人说起往事,比如张艾嘉,比如给《东周刊》写专栏。他还说起自己是客家人,祖籍广东梅县,幼年自台东而台南,而台北。

  忽然懂得罗大佑为何要谱余光中的《乡愁》了。我也是客家人,明白客家这个族群宿命的行走和离愁。客家有古训:故乡即异乡,异乡即故乡。罗大佑身为客家,身处孤岛,其间的恓惶不难想见,正如国民党遗老于右任所言: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老男人罗大佑还在喋喋不休地翻动嘴皮,忽然停下来,要啤酒。前年我采访十强赛后折道北京,晚上在宾馆看电视,他正接受北京台的访谈,面前便放了啤酒。几年过去了,酒徒还是酒徒。

  他没有傲气,这是一种过气的象征。罗大佑是什么?一个缅旧的符号,一根曾扎进我们内心的锈针,无他,仅此而已。

  2000年,深秋,上海,八万人体育场。一个年过四旬的中年男人从浙江驱车狂奔数百里赶来,在周围歌迷的呼啸声中,抖抖索索地拨通了十多年前大学初恋女友的电话,和她一起重温曾经彼此熟稔的罗大佑。他将手机一直高举在空中,直到耗尽最后的电池。中年男人一直流着泪。

  2001年,深秋,沈阳,五里河体育场。中国队的队员们发足狂奔庆祝出线,数万球迷发出电锯般尖锐的嚎叫。我虚弱地举起手机。手机那端,是我这辈子的第一个情人。我讷讷地说:听听这珍贵的噪音。

  那晚,罗大佑说,听一首老歌,便会忆起旧时的情境。我想这大略是对的。2月18号,罗大佑要在广州开个唱。我准备春节回家时,把原先的望远镜带来,然后,用这记录过无数比赛的旧镜头,看看罗大佑,顺带看看那些无法招魂的青春,以及死于岁月深处的记忆残骸。


关于战争的记忆碎片

  最近许多国际新闻的硝烟味都浓得呛人,美国准备撬翻萨达姆,朝鲜重启核计划,印度叫嚣印巴如开战“巴基斯坦人休想留下一个活口”。如果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像一只好斗的公鸡,你可以说他肾上腺激素失调,而当一个国家也患了甲亢的话,苦难往往就要来临了。我常悲悯地想:这些猪头,你们以为打仗是过家家么?

  中国人不逢战争,数来已有二十年,偶尔回忆起来,那场最近的战争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当我开始怀想,那些往事像一颗锈蚀的子弹摇摇晃晃掠过我的发梢,击中记忆。

  1979年对中国人而言并没有太多值得纪念的地方,但对于我这样的广西边民而言,1979是黑色的代名词。那一年,我的父亲去南宁出差,我因为没见识过省城,便嚷着要跟着去,几乎要成行时,前线传来消息,说是战事吃紧,南宁的所有医院里连走廊都躺满了伤兵。还有一种说法是南宁的上空整天飞着直升飞机,像闹蝗灾似的。我当时正热衷于玩竹蜻蜓,并且认为直升机就是按照这个原理造的,于是便很向往南宁的蝗灾。但终于是泡汤了,父亲来去匆匆,只带了些军用压缩饼干,这玩意很香,在当时以偷食白糖为享受的我们眼里,级别已经直逼今天的满汉全席。

  入了冬,天气渐渐惨淡,而前方的战报也愈加寒冷,当时传媒不发达,小道消息是重要的资讯来源。有一种说法是越南人已经放出风来,要打到南宁过春节。民心惴惴之中,父母便悄悄商量如何逃难,不过思来想去,凭两条腿跑路,只怕没跑到湖南,那些越南人早撵上来了。索性不跑。

  近些年,国内有一家厂商向越南大量销售摩托车,我是存疑的,并且老在嘀咕:这不是在给别人提供机械化装备吗?若是再干起来,咱这两条腿哪跑得赢那俩车轮。

  跟战争如影随形的是地震。那一年,据地震局说,我老家一带将有强震,于是我们常常在寒冷的冬夜被尖锐的哨声刺醒,说是防震演习。最后当然也是什么事都没有,而我也落下了后遗症,一听到哨声就会像兔子般蹿出去,后来我的短跑成为长项也是理所当然,因为起跑前的枪声比哨声更瘮人。

  在战争的阴影下,我的童年布满了晦暗的色调,并且渐渐变得逞勇好斗。每逢与人打架,便恶狠狠地将对方想象成越南人。那时的小孩打架是常事,坐我前排有一对同桌的童男童女,还算稍微文明些,他们每逢口角便操起钢笔往对方的白衣服上甩墨水,弄得彼此相邻的胳膊上一片湛蓝。在他们眼里,这固然是战争了,但按当今的服饰理论来评估,我认为他们的衣服已宛然有情侣装的雏形。

  古谚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我以为是有道理的。

  我父亲有一个童年伙伴,参加抗美援朝后留在了朝鲜,据说还娶了不止一个老婆,那年回乡,被许多光棍羡煞。多年来朝鲜连续饥荒,我父亲常念叨起他那伙伴,我在耳朵起茧的同时,也深刻认识到老婆多未必是好事。若逢战乱之秋,拖着三妻四妾逃难,是很耗脂肪的。

  像我这样爱好和平的人士是很多的,比如我的一个大学同学,每次从东莞来广州找我喝酒,都要跟我探讨如何不费一枪一弹收回台湾。后来我才知道,他在厦门买了房子,在阳台上架一望远镜看金门,就会发现金门的炮口也在看自己。福祉所在,想不爱好和平都不行。所谓的碧血黄沙,金戈铁马,都是些好战分子臆造的唯美境界,那种意境,不要也罢。


酒店或海市蜃楼

  我对广州的触觉从酒店开始。

  2001年夏季,我像一只忠实的蚂蝗,追随着国家男足跑了大半个中国,当时,广州是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站。5月中旬的一个雨夜,湿漉漉的我站在景星酒店门口,像落水的狗一样抖了抖身上的雨水。那时,我还没意识到这座城市会与自己发生关系。

 
  翌日,苏醒过来。推开窗,就看见了中信;看见中信,就看到了广州。巍峨入云的中信大厦似乎伸手可及,它与这座城市的浮华同时刺进了我的神经中枢。

  采访间隙,我常叼着烟,趴在二十三层的窗台上,神色木讷地打量这座城市。左边是广州东站,无数背着行囊的民工像蚂蚁一样鱼贯而出,迎着中信的阴影蠕动。他们懦弱的身影有一种朝圣的意味,这里的繁华产生的磁场如此巨大,就像一把钩子,将他们从万里之外拖拽过来。

  我在四星级的景星酒店完成了对这个城市的第一次触摸。按张爱玲的说法,我摸到了一袭华美大衣外层的绒毛,温暖而蛊惑。

  这个城市持续着对我的蛊惑。两天后,一家报社设盛宴款待全国各地的记者,宴上有烧鹅,我们吃得舌头都快掉了出来,一个央视记者还意犹未尽,涎着脸要求再上一盘。

  美食与四星级酒店对我展开了夹攻。入夜,我在橙色的灯光下写稿,忽然觉得有些心神不宁。现在回想起来,我就是那个时候起了叛心的。

  如今想起景星,就想起了洁净而明亮的房间,还有夜晚漂浮在窗外的霓虹。我是个生性简陋的人,对酒店的装修或服务之类甚少在意,而某些电光火石的一瞥,却往往像子弹般将自己击中。有一晚,正在彻夜赶稿,电视里的点播栏目忽然放了一首《你的样子》,林志炫在翻唱罗大佑十多年前的老歌,尖锐而凄凉,我忽然就停了下来,心里涌起了许多去乡的苍凉。

  我是一个不喜欢行走而被迫经常行走的人,所以对一个陌生城市的认知,往往来自它的酒店和酒吧。在过往的许多地方,我都记不清它的景观和名胜,却唯独记得一些酒店和酒吧的名字。景星也是。我甚至记得当时的房价很便宜,因为是中国足协出面帮记者们联系的,打了不少的折。

  现在,我居住在广州,有时从报社回杨箕村,远远地眺望天河一带的光影,总会想起那一夜注视的繁华。在同样的城市,竖起衣领走过寒冬的夜路,与在星级酒店里捻动酒杯是不一样的,就像婚姻与爱情不同,肥皂剧和生活不同。

  有时候,酒店是行者流动的寓所,有时候,酒店是城市的帮凶。它制造的幻象如同海市蜃楼,让人迷醉和恍惚,每一个毛孔都被贵族气息所感动。如果你看言情剧足够多的话,就会知道,良家妇女堕落的先兆,大抵如此。


努力相忘于江湖

  去年岁末的一天,我困觉直到天黑,傍晚时分醒来,接到一个电话,问我为何不去丽江花园和聂卫平下棋。我忽然想起自己是报了名的,只是一直没有人通知,于是便忘了。据说,那一天,聂卫平和五十多个棋迷玩车轮大战,从上午9点杀到傍晚5点多,仍有十多盘棋没下完。我想这帮人是打算玩残老聂了,老聂昔年扛着氧气罐去打中日围棋擂台赛,何等威风,谁曾想没死在日本人手上,一世英名倒要断送在这群死缠烂打的鸟人手里。

 
  恍然想起些旧事。前年我曾和聂下过一局,中盘拼死攻他大龙,不料被他做出劫来,立仆,爽快认输。旁边一个小孩频频长考,聂皱眉曰:此子难成大器。其实是他肚子饿了,不耐烦而已。后来有省部级官员会见,聂打了几句哈哈,便脑袋一歪,倒在沙发上呼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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