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伦堡大审判-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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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牙技师弗里茨·艾希特曼和布拉施克的女助手卡塔琳娜·霍伊泽曼也能重新认出他们为鲍曼加工的假牙。鲍曼在调查表上登记的身高——一百七十厘米——也同骨骼的尺寸相符。施图姆普费格尔的辨认就更快了，因为在柏林文献中心有一份党卫队医生给他检查身体的认断。最后慕尼黑刑事侦察技术科长根据颅骨复制了两个死人的头和外貌。我们把他的作品同鲍曼和施图姆普费格尔的照片比较了一下，再没有任何可疑之处了。
　　在这个刑事案件结束后，法兰克福检察署把马丁·鲍曼的遗骸交给他的遗属处理，但作了一个规定：这些骨骼只能埋葬，不得火化，因为不能完全排除再次需要用它们来作证的可能性。鲍曼的子女至今不接受这一条件。
　　和他的朋友鲍曼一样，门格勒的头颅是纳粹逃亡分子中悬赏价格最高的10　万马克。然而他从来不是国社党的领导人物。门格勒身材矮小，长着一双黑眼睛，满头黑发，皮肤黝黑，德苏战争爆发时他刚30　岁。他在奥斯威辛集中营进行的惨无人道的试验使他声名狼藉，并被列为重要战犯。
　　约瑟夫·门格勒于1911　年3　月16　日出生在贡兹堡，其双亲卡尔和瓦莉是当地的实业家。他的学业成绩优异，曾获法兰克福大学医学博士和慕尼黑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战后学术界“收回”了这两个学位）。医学加哲学！当时这意味着生命冲动理论和雅利安种族生物学的结合，其结果是十分令人可怕的。
　　门格勒说：“人和狗一样，是有系谱的。有人在实验室里创造了优良的狗种。今天，我们正在培育超级人种。”
　　1945　年门格勒博士33　岁。他于1928　年加入纳粹党。他参加过冲锋队，后来又加入党卫军。他那令人可怕的才智引起了他的上级的注意。在布痕瓦尔德短期工作后，他晋升为党卫军上尉并成了奥斯威辛集中营的主任医生。
　　维森塔尔援引囚徒的控诉说，奥斯威辛集中营有一个专门“实验手术室”。在那儿，一些囚犯被当作动物来进行试验。那是一些什么样的试验呢？人们难以知道，因为接受试验的人大部分都已死去。维森塔尔说，门格勒曾进行过“双胞胎”的专门研究，他“试图人工制造出一些蓝眼睛的雅利安型孩子”。
　　然而，不管这是多么使人难以置信，门格勒博士几年以后才受到追捕。当所有希特勒政权的高级领导人物被捕或逃亡国外时，这位主治医生还安然地生活在德国。有人甚至不无根据地推测，他最近又回到了德国。
　　他的逃跑路线确实与鲍曼和其他逃亡分子的路线大不相同。今天看来，他是在特殊的、神奇的条件下逃跑的。
　　门格勒已结婚，并已是一个孩子的爸爸，但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时，他却与一个18　岁的犹太姑娘姘居。集中营的囚犯管这个姑娘叫维尔玛！维尔玛的双亲已经去世，她是由祖父抚养在的。她的祖父是一个颇有名气的珠宝商，他的珠宝店在华沙交易所附近。当建立隔离区时，她的表兄是犹太人治安组织成员。该组织作出了与德国人合作的选择。
　　一天，维尔玛进入华沙非犹太人区，因未带通行证而被巡逻队拘捕。1943年她被送到奥斯威辛集中营。她的表兄希尔·聊贝尔，绰号“波兰黑市大王”，是一个不可触犯的传奇式人物。他为她奔走说情。经过一番周折，她与门格勒相识。门格勒为她所倾倒，并把她安置在自己的住所里。
　　维尔玛在集中营里行动自由。每次只要可能，她便毫无顾忌地为她的这个或那个教友说情。
　　维尔玛聪明活跃，且颇有心计。她很快获得了她的利益之所在。当战争败局已定时，她答应帮助门格勒逃跑。她的爱情似乎是真诚的。她对门格勒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1944　年6　月，维尔玛劝说门格勒早作安排。4　个月以后，他获得离开集中营的通行证。
　　“希尔·陶贝尔是唯一能帮助我们的人。”她对门格勒说，“我知道他把从武装部队盗来的器材装备交给了抵抗运动。”
　　“这就是说我们有钱了！”
　　“我考虑的不是钱。陶贝尔手中有一份能使我们获救的文件。”
　　这份文件就是华沙犹太人隔离区所有治安分子的秘密名单，即全部“犹太人合作者”的名单。1943　年以后，很多人改邪归正，其中大部分参加了波兰抵抗运动。将来他们或许会在社会上、甚至可能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取得较高地位。“揭露”他们在占领初期的立场，对她来说，是件有利可图的事。
　　1945　年2　月，维尔玛取得了这份文件。
　　红军迅速挺进，社会秩序日益混乱。门格勒和他的姘妇趁混乱之机，于2　月5　日下午跨出死营的大门。门格勒放弃了正在进行的试验，放弃了他的实验室和研究课题。他穿上破旧的衣服，很容易就使别人把他当成一个逃亡的以色列人！
　　维尔玛想出一个绝妙的主意：她不像其他逃亡分子那样向西或向北逃跑，而是迎着敌人向东南方向走去。到达第一站扎科巴奈后，门格勒和维尔玛自称是从奥斯威辛逃出的犹太人，于是受到波兰慈善组织的接待。
　　该城已被苏联人占领。经过4　年的战争，红军因他们过去所受的苦难而开始向战败进行清算。他们是以残酷的手段夺得胜利的。
　　两腮刮得净光、身躯高大的斯拉夫人，哥萨克骑兵，切尔卡塞蛤，成吉思汗时代装柬、赤脚、骑着枣红马的蒙古人，俄罗斯大草原和亚洲的游牧民潮涌般地向中欧进军。
　　1945　年8　月，门格勒和维尔玛到达布拉格。他们仍然装扮成犹太人。在布拉格郊区，一个名叫格鲁恩费尔德的人为他们搞到了国际难民组织提供的身份证，并告诉他们离开捷克斯洛伐克的办法。10　月，两人进入奥地利，11月又抵达瑞士，这时他们已基本上脱离险境。
　　1946　年1　月，门格勒迁居苏黎世维尔玛的双亲战前购得的一座小旅舍，后来又平安地回到德国。
　　五年中，门格勒如同其他无辜的德国人一样，过着艰难但还处于平静的日子。他有时在贡茨堡与他的妻子和儿子住在一起，有时去慕尼黑。当时正值欧洲复苏的年代。生活用品奇缺，实行限量供给。人们到处用铁十字勋章和奖章交换军用饼干和切斯特菲尔德香烟。
　　1950　年夏天，这位以残酷著称的学者去意大利作短期消遣旅行。他游览了贝加莫、佛罗伦萨和西西里岛。他有时也去苏黎世，可能是去会见维尔玛。人每次回来都带着大笔钱财。
　　直到1951　年才有人对他起诉。在此之前，门格勒的名字还未被列入盟国搜捕的人员的名单中。从某种程度上说来，他手中拥有用以讹诈的文件是他基本上无需隐藏的原因。和正在逃跑中的其他纳粹分子的情形相反，一段时间后他才受到警察的通缉。所谓“门格勒之谜”就是在这几年形成的。
　　1951　年6　月门格勒博士从巴塞尔乘火车抵达马赛，接着搭船去阿根廷。
　　在布宜诺斯利斯，他接管了他父亲开办的农机厂——卡尔·门格勒—索恩公司。但他关心的不只是生意，他还在当地德国桥民中行医，为知名人士治病。通过他们，他第一次得知瓦尔特·罗夫组建的“罗马之路”。
　　三年后，即1954　年3　月，他正式向波恩法庭提出并获准与妻子离婚。离婚判决宣布后，他又重新结婚。有人说后妻是他的已在前线阵亡的哥哥卡尔的妻子，也有人说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名叫马坦克塔·马丽娅·维尔的年轻犹太女子。
　　这个逃亡分子只是在1957　年才真正转入地下。虽然他掌握着得以保命的材料，但在第一次审理集中营案件后，他便确信，人们是决不会放过他的。
　　1957　年，门格勒的名字终于被列入战犯搜捕名单。1959　年，西蒙·维森塔尔通过奥斯威辛国际委员会秘书长赫尔曼·朗格邦得知这个逃犯的地址，并报告了波恩当局。1959　年7　月5　日弗里古尔格地方检察院发出逮捕令。联邦德国向阿根廷提出引渡该犯的要求。
　　但在此之前，门格勒已经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1955　年首次与他相识的罗夫给了他一切可以期望的保证。
　　“从现在开始，”罗夫告诉他说，“你在国际保安处保护之下。这一组织是我们建立的。它保障所有原‘罗马之路’活动分子的安全。该组织的活动分子原是盖世太保、谍报局和保安处的成员。”
　　门格勒开始改名换姓。他有时叫海尔默特·格利哥—格里哥里，有时叫海因兹·斯托贝尔特，还取名拉尔斯·巴尔斯特罗姆或福斯托·林东。后来他开始旅行。
　　1959　年5　月，他在阿根廷智利边界的巴利罗切疗养地圣·卡洛斯定居。第二年（1960　年5　月11　日）艾希曼被绑架以后，有人在秘鲁利马北部一个十分偏僻的地区见过他。几个月后，他又移居巴拉圭。这是他最安全的藏身之处。后来他一直隐居于此。
　　巴拉圭地处拉丁美洲中部，与巴西、玻利维亚和阿根廷接壤。从它的首都亚松森出发，几小时后便可到达乌拉圭和智利。这个只有200　万人口的国家，95％的人是西班牙和瓜拉尼混血种。它成了前纳粹分子可靠的隐匿之地。
　　罗夫说：“我们在那里很受人同情。”
　　巴拉圭的德侨不超过3　万人左右，但在巴拉圭有着重要影响。一部分人从1945　年起就开始定居于此。其他人则是1959　年9　月16　日庇隆政府垮台后被迫从阿根廷迁到这里来的。
　　从政府上看，巴拉圭比其他邻国更稳定。59　岁的阿尔弗来多·斯特罗斯纳将军于1954　年8　月当选为共和国总统，后来蝉联总统职位。总统不忘自己的血统（其祖父母是德国人），因此执意聘用来自帝国的人作顾问和教官。前盖世太保分子当上了警察，前党卫军队员和纳粹党官员则被安插在政府机关工作。
　　总统对德国人言听计从。某些部长甚而认为国家的繁荣在一定程度上应归功于德国人。恩卡纳西翁市（第二大城市，有35　万人）最有权势的人物阿尔帮·克鲁格负责保障他们的安全。
　　当门格勒决定移居巴拉圭时，他已经取得了巴拉圭的公民资格。1959　年11　月27　日亚松森颁布国籍法。登记时，门格勒把他的律师塞萨尔·奥古斯多·沙那勃利亚的地址（亚松森，富尔热尼科·莫尔纳大街507　号）作为自己的地址。根据现行法律，有两名证人证实他居住马拉圭“至少已有5　年”。其中一人是瓦尔特·荣格，1961　年返回德国时受到过法兰克福检察长的审问。另一名证人是亚历山德尔·艾克斯坦，他出生于波罗的海沿岸，是一个狂热的仇犹分子，曾任巴拉圭军队参谋长。在对玻利维亚的查科战争（1931—1934）中，他曾与斯特罗斯纳并肩战斗，后来通过联姻成为其近亲。1955年他与门格勒相识并成了他的朋友。
　　这位前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医生来到亚松森可谓是回到了故乡。他先是住在阿斯特拉一家旅社，其老板是一个名叫贝特·福斯特的德国人。当然这只是他的临时栖身之地。1960　年阿尔邦·克鲁格邀请他搬进自己的庄园。不久，门格勒迁居恩卡纳西翁和霍赫纳市之间的蒂罗尔旅馆。
　　1961　年，根据国际保安处头目们的建议，门格勒在上巴拉那鲍曼庄园附近买了一片土地。此处环境甚佳，与巴西和阿根廷毗邻，最邻近的城市是埃尔多拉多。市内有一个电报局、一座豪华的旅馆。一家德国马尔膝斯银行分行，还有一家主要经营卡尔·门格勒一索恩有限公司农机的阿根廷里加尔多·加菲帝公司分公司。
　　在经济上，门格勒不虞匮乏。除了托管经营的家庭工厂外，他还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法德罗法姆钢铁公司50％的股份（400　万马克）中分得红利。
　　他与人频繁的来往终于引起欧洲方面的注意。各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开始流传。甚至传出在同一天，同一时刻，在南美不同地方都有人发现门格勒。
　　“他来欧洲旅行过；他回贡茨堡参加他父亲的葬礼；有人在亚历山大旅行时认出他。”一些追求耸人听闻的消息的记者这样写道。
　　据威尔诺·勃洛克道夫透露，以色列情报机关内部，始终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意见。一派主张采取“直接行动”；另一派（“策略派”）则担心门格勒被捕后可能会揭露使当局难堪的情况。
　　就算重演对艾希曼采取的十分成功的行动也的确会冒很大风险，难道就不能不经法庭审判而立即将他处决吗？
　　“努拉·埃尔多克事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维森塔尔声称：原奥斯威辛集中营女犯努拉·埃尔多克是一位年轻的犹太女子，她曾去巴拉圭探望她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