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伦堡大审判-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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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寄送邮包的职员什么也不知道。在战争结束时，他们的同事埋葬过战死的士兵。但这已经是快二十年前的事了，当时在这里执行勤务的人对于武装部队来说多半已经大老了。还有人说，有四个邮局职员曾被叫去挖坑埋尸。其中有一个人现在还活着，他的名字叫阿尔贝特·克鲁姆诺夫，他把我领到躺过死尸的那个地方，这也正是阿克斯曼发现死尸的地方。不过在那些天他们身上的财物已被抢劫一空了。克鲁姆诺夫告诉我，身材较高的那一个人只穿一件新的白内衣，另有个较胖的人，穿一件军灰色制服，但没有佩带军衔标志。他们穿的靴子被脱掉了。他和他的同事们根据一个红军战士的指示用担架把这两具尸体抬到附近的展览馆地区埋葬了。
通过这次谈话我还了解到，克鲁姆诺夫由于做了这些事已经受到法兰克福检察署委托的柏林警察局的讯问。显而易见，我是在同政府竞争了，但是，只有克服司法部门对记者的传统的不信任态度，我才能搞到新的材料，我需要这样做，因为我在《明星》杂志的同事库尔特·沃尔特和我在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二十周年的时候发表了一组关于纳粹政权的《最后一百天》的文章，其中也利用了阿克斯曼提供的关于鲍曼之死的材料。接着不久一位名叫赫尔贝特·赛德尔的柏林读者给我寄来一封信，信中说，1945 年5 月初他（当时十五岁）在勒尔特车站的货车上翻箱倒柜地找吃的东西的时候，曾经从残废人大街天桥上躺着的两具死尸旁边走过。他也像克鲁姆诺夫一样没有发现死者身上有任何伤痕。
我心想，要是还能找到那些当时抄走衣服、其他物品，或者，甚至证件的人，那么也许就能弄清楚，除了施图姆普费格尔之外，鲍曼也死在这个地方。然而没有有关当局的协助，我再也无法前进了。
法兰克福州高级法院首席检察官约阿希姆·里希特曾经调查过鲍曼的案子。我知道他是一个没有偏见的、乐于同人合作的律师，如果他认为这样做有助于查清案情的话。他信任我，我也信任他。后来当我由于工作而受人攻击、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时，他成了我的患难之交。但遗憾的是，他已看不到这篇报道了，因为他已于1977 年退休后不久去世了。幸好我及时地找到了他；检察官里希特决定在几天之内在克鲁姆诺夫指出的地方进行挖掘，寻找死者的遗体。这件事应悄悄进行，不让报界知道任何消息。里希特只希望我在场，因为我的调查己深入到这一步了。但是当挖掘工作进行到第二天的时候，在场的记者至少有四十人，他们都是这次挖掘的见证人；我们什么也没有发现，因为新的建筑改变了这个地区的面貌，使邮局职员克鲁姆诺夫在寻找埋葬地点时搞错了位置。七年后在十二米以外的地方找到了鲍曼和施图姆普费格尔的遗体。
里希特和我一致认为，我们发现的线索是对的。我们现在通力合作，我们决不放弃努力。他冲破检察署的一切框框，把一个制造工具的工人威利·施特尔泽的证词告诉了我。这个工人曾在勒尔特车站附近的一家工厂里工作，他也看到过那两具死尸。施特尔泽在他的证词中说，当时在这家工厂里工作的还有一个外籍工人——法国人，他穿着一件皮大衣，是件战利品。有一位同事证明说，这个法国人从大衣兜里掏出了一本用人造革做封皮的日历本，根据日历本上的亲笔记载来看，它的主人是全国领袖鲍曼。
检察官里希特寻找这位同事——施特尔泽模糊地记得他的史字叫布鲁诺·弗希纳——的努力迄今毫无结果。当我下一次去柏林采访时，我首先查阅了柏林的电话簿。然而电话簿上登记的名字叫费希纳的人都不是我要找的对象。于是我把姓氏的第一个字母为F 的人全查了一遍，终于发现一个名叫布鲁诺·弗希特迈耶尔的人，他就住在离发现尸体不远的地方，因而也就是住在那家工厂附近，他证实说，他看见过鲍曼的日历本。他报告说，那家工厂的一名叫恩斯特·奥托的车间主任当时把那个小本装进口袋保存起来了。
现在要做的事是，找到那个法国人——他的名字据说叫莫里斯或是与这大致差不多的别的什么名字——和向车间主任奥托打听日历本的下落。检察官里希特请求法国警方予以协助，但法国警方的寻找也毫无结果。《明星》杂志记者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找到了车间主任恩斯特·奥托的行踪；他离开了他在柏林的家，并同英格·施旺特一起迁往上述地点。但是，不久前他已遇难去世。然而英格·施旺特却知道这件事。她和她的男友当时把那本记事本交给了他的父亲。她的父亲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被苏联人任命为柏林市中区的代理区长。父亲对她们说：“你们一定能得到一大包食物作为奖赏。”
恩斯特·奥托和英格·施旺特于1945 年夏天被一个苏联军官叫到卡尔斯霍斯特大本营去了。他们在那里被询问了两天，后来果然得到了有营养的奖品。莫斯科记者列甫·别苏缅斯基可以在他于1974 年出版的关于鲍曼的书里充分利用这本日记。
然而，检察官约阿希姆·里希特在1965 年已经得到了几页从这个日历本上抄下来的副件；这是民主德国司法当局提供他使用的。他让我把记有地址的那一部分抄下来，我在《明星》杂志的同事阿尔明·冯·曼尼科夫斯基发现其中大有文章。他想起一件事，在此期间出版的《鲍曼书信》上曾提到马丁的一位情妇，简称“M”。现在他在那些地址的前头发现了一个女人的名字——曼雅·贝伦斯，以及她在德累斯顿私人住宅的电话号码和她演出剧场的电话号码。
因此，在我看来，我们大概已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天桥上的死者是马丁·鲍曼了。我们也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是在什么时候死去和怎样死去的。只是尸体还没有找到。然而，不论检察署还是《明星》杂志都无法把柏林的数千平方米宽的地区彻底翻个底朝天。不过柏林当局向我保证，一旦那个地区由于某种原因要破土动工的话，一定立即通知我。
1965 年11 月，《明星》杂志副总编辑罗尔夫·吉尔豪森作出决定：现在是公布调查结果的时候了。调查结果发表时用的标题是：《鲍曼死了》。这个调查报告应该是一个传奇的结束，但继之而来的，却是对报告作者的“围攻”。有一位家住维也纳专门追捕纳粹分子的西蒙·维森塔尔，在世界各地已经多次发现鲍曼的踪迹，他在一次记者执行会上宣布说，他越来越意识到，《明星》杂志是纳粹刊物，约亨·冯·朗格是一个老牌纳粹分子，他的企图只是在于替活着的鲍曼打掩护，使之免遭追捕。约阿希姆·里希特也感到不快；他的顶头上司、法兰克福总检察长弗里茨·鲍威尔很久以前就收到了霍尔斯特·阿道夫·艾希曼（在以色列因大批屠杀犹太人而被处决的阿道夫·艾希曼的儿子）的一封信。信中提到，鲍曼在阿根廷潜伏下来了。鲍威尔认为这个传闻是可信的。他指责我的调查报告是不负责任的，因为尸体并没有找到。作为反诘，我要求他通缉医生路德维希·施图姆普费格尔，因为有证据证明，他作为党卫队医生曾经用苏联战俘作实验。鲍威尔发火了：“那样做是荒唐的。您跟我一样清楚，此人已经死了。”如果我继续追问他在什么地方见过施图姆普费格尔的尸体显然是不明智的。
我要想驳倒所有的批评者，就必须找到鲍曼的尸体。然而到哪儿去找呢？
也许他的尸体像无数其他战死者一样在此期间已被移葬别处了。我的三位记者朋友——狄特·黑格曼、科尔奈留斯·梅菲尔特和格尔德·巴茨——只要一到柏林就帮我寻找。我们搜遍了柏林的墓地，查看了死者的名单，访问了墓地的看守人。我的努力甚至在民主德国都传开了。有一次当我在民主德国国务委员会主席新闻处办点事的时候，一位负责西德报刊的助理员问我，在进午餐的时候，是否愿意给他提供一个私下交谈的机会？在“文化人旅馆”品尝匈牙利辣味红烧牛肉的时候，他吞吞吐吐地对我说：“您的工作会危及您的前程。鲍曼并没有死。我们已掌握了证据，他住在南美，得到联邦德国总理基辛格的资助。”我根本不想看他们的证据。
只要这两人的尸体或者不如说他们的尸体的残骸还没有找到，鲍曼就可能继续在世界各地神出鬼没。西蒙·维森塔尔宣布说，他手头有现在住在阿根廷的前全国领袖的照片。前德国情报局局长赖因哈德在他的回忆录里声称，还在第三帝国时期鲍曼已经是斯大林的间谍了，战争结束时当然就跑到俄国去了，以后也就死于莫斯科了。埃里希·卡尔·维德瓦尔德又添枝加叶地重复了一遍他的故事，并在荷兰出版了一本书。
根据《明星》杂志总编辑亨利的指示，我可以同别人一起作出努力来解决关于鲍曼的一切传说中最后一个，同时也是最娓娓动听的一个传说的最后一个魔法。发行量很大的一家英国报纸和一家美国报纸发表了一组标题为《鲍曼还活着》的文章。作者名叫拉迪斯拉斯·法拉戈，是前美国情报机关工作人员。据说他探听到一件消息：鲍曼在战争结束前已派人把价值两亿美元的金银财宝、外汇和艺术品用潜艇运往阿根廷，后来在第三帝国崩溃后，就在一位天主教信使的陪同下前往罗马。在那里他会见了埃蔽塔·庇隆。当鲍曼把他的财富的相当大一部分交给她的时候，她就为他在阿根廷提供了避难所。从那以后鲍曼就化名为里卡尔多·鲍威尔。法拉戈不仅能出示此人的照片，而且还能出示阿根廷政治警察的书面证明：鲍威尔实际上就是鲍曼。里卡尔多·鲍威尔这个名字是幻想家法拉戈从柏林文献中心主任那里借用来的。这位主任名叫里卡尔德·鲍威尔，是一个德国侨民，他从美洲回到了德国。在此斯间鲍威尔刚好也成了我的朋友，无论我有什么需要，他都肯帮忙。
我在伦敦会见阿法拉戈。我把汉堡大学一位人类学教授以及希特勒的私人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的儿子也带去了。霍夫曼的儿子经常在希特勒的大本营照相，因此认识鲍曼。人类学家要仔细察看法拉戈搞到的鲍曼的照片的头颅。然而这个匈牙利人却立即表示怀疑，说那些照片不是他亲自拍的，而是从阿根廷情报机关搞来的，无论霍夫曼还是人类学家都没有发现照片上的人像马丁·鲍曼。此后不久，《明垦》杂志驻甫美编辑黑罗·布斯解开了这个谜。原来照片上那个人是一位住在阿根廷的教师。布斯还要了一个花招来戳穿前美国情报机关工作人员所提供的证据的证明价值。他用五十美元作为贿赂，从阿根廷情报机关搞到一份文件，它证实，拉迪斯拉斯·法拉戈实际上就是马丁·鲍曼。自此以后，追捕鲍曼的人就渐渐失去发明新传说的兴趣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继续寻找下去。不过最后一次找到鲍曼的机会几乎被错过了。有一天，前柏林希特勒青年团团员赫伯特·赛德尔寄给我一份剪报，上面登有一则消息，说我估计掩埋着鲍曼尸体的那个地方不久要破土动工。我向我的法兰克福朋友检察官约阿希姆·里希特发出警报。他立刻作出反应，报告了柏林警察局和有关建筑部门。建筑部门的工人后来也积极参加寻找，
因为，他们希望用鲍曼的头换得十万马克奖金。但作为不懂法律的门外汉，他们不知道，只有活着的头才值这样多钱。
他们确实很快碰到了两具骷髅——它们摆放的姿势很奇怪，一个人的头靠着另一个人的脚，对于里希特和我来说，这是我们快达到目标的第一个迹象。邮局职员克鲁姆诺夫曾对我们说，那个“矮胖子”在运送过程中老是从担架上掉下来，最后他们才想到用上面那种摆放的姿势把它们抬走。由于他们不想再接触尸体，所以就直接把他们抬的东西翻过来倒进坑里埋了。
最后只能由法医来作判断了。这个判断之所以能作出，要归功于我的另一个朋友——英国历史学家大卫·欧文。有一天，当他问我寻找鲍曼进展如何的时候，我不得不承认：“即使我们有一天找到他，恐怕也辨认不出来了。我们没有关于他的牙齿的记载。”欧文在他下一次去美洲旅行的时候，到国立华盛顿档案馆去查了一下。他在那里找到了鲍曼的牙齿图样，这是由柏林胡果·布拉施克教授绘制的。纳粹党高级人士的牙科病都是由他治疗的。战后他为盟国绘制了图祥，它们证实，我们找到的颅骨正是鲍曼的。此外，假牙技师弗里茨·艾希特曼和布拉施克的女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