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伦堡大审判-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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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凯斯登和霍肯海梅尔回到大马士革。乔治·哈塔特街科林办公室依然在办公，但气氛变得沉闷了。有人劝他们自谋生活。一天晚上，一个匿名电话警告科林说，他已被监视。
　　“我们政府中的朋友不能再干预了。我们的游戏该收场了！”那人解释说。
　　从第二天开始，过境中心成为名符其实的商务代办处。带着假身份证途经叙利亚的德国人各奔前程。他们抽签决定各自的去向，约旦、伊拉克或黎巴嫩。
　　这两名罗夫的助手带着阿萨尔·海卡尔的地址前往巴格达。那位伊拉克外交官曾在威尼斯与他们相识。当他们来到他家时，海卡尔外出未归。但他的妻子知道来客的身份。她劝他们离开伊拉克。她说，伊拉克也越来越不安全了。凯斯登同意离开。但疲惫不堪的霍肯海梅尔却犹豫不决。
　　两天后，当他们取得离境签证时，霍肯海梅尔决定独自一人碰碰运气。此人后来沓无音讯。凯斯登从开罗、马赛、马拉加和丹吉尔辗转到摩洛哥的得土安。
　　在得土安，他与几个在意大利时通过罗夫认识的纳粹党党员重逢，感到十分诧异。他们与哈迪博士和“里弗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保持着联系。
　　早在1943　年，当罗夫作为保安处驻北非代表时，他就曾打算解救流亡在留尼汪岛的阿卜德·克里姆，把他扶上在德国人控制下的摩洛哥国王宝座。由于西班牙反对，也由于这位领导人的最后支持者背离了他，这一计划后来告吹了。罗夫对北非解放运动始终抱有同情态度。他常常说：“德国人和阿拉伯人生来和睦相处。我们有共同的敌人：英美、犹太复国主义和全世界的犹太人。”因而，当“罗马之路”被迫停止活动后，罗夫便决定退到北非。
　　1946　年夏末，一批法西斯分子经劝谑性地审讯后，在特雷维索、乌迪内和贝卢诺（死三角）被处决。消息传出后，事情开始变糟。
　　隐藏在该地区的法西斯分子有十万之多，他们中还有博尔赫斯亲王的“黑色旅”成员。在此之前，当地治安部门已开始处决他们。然而，大批处决法西斯分子是根据罗夫向游击队提供的档案进行的。
　　与此同时，工作条件也越来越困难。教士不愿再充当保护人。在教上们的压力下，宗教界对他们的要求愈来愈苛刻。游击队由于基本得到了他们所期望的文件，便不肯继续“合作”。两个保安处成员在米兰中心被捕，而罗夫再也无力使他们获释。
　　在瑞士和奥地利，几名偷越国境分子受到盟军的追捕。美国谍报部门在发现了阿尔斯山中的不正常来往后，便以为是前“狼人”组织成员试图重新建立“阿尔卑斯山巢穴”。他们采取了监视、搜索等措施。大批逃亡组织因此而停止活动。
　　当鲍曼到达卡斯托尔索拉罗时，形势十分紧张。然而“逃亡网”直到1948年年底才停止活动。这时，罗夫认为继续活动将得不偿失。他负责护送过境的最后一批普通逃亡者，人数不多，因而已安全脱离危险区。可是他本人的处境却越来越困难。
　　他于12　月20　日发出撤退的命令，只留下几个可靠的人在米兰负责处理日常事务。维亚德拉尼马办事处的人员全部撤出。
　　此外，随着法制的恢复，游击队在意大利北部已失去过去的那种势力。因此罗夫认为还是把他手中剩下的档案交给休达神甫为好。休达给他弄到一本护照及教皇慈善组织的各种怔件。这位前保安处军官于1　月9　日离开意大利，乘船前往丹吉尔。
　　1945　年5　至6　月间，德国中央保安局驻丹吉尔的行动小组被解散。一部分人去南美洲或近东，其他人则成了美国驻马德里大使馆的俘虏，还有五六个人与罗夫保持着联系。根据罗夫的意见，他们隐藏在当地并与哈迪勃博士取得联系。后者开始在西属摩洛哥组建一支军队。他住在“非洲”饭店，罗夫曾几次汇款资助他。
　　当时，原属于勃兰特堡师（谍报局作战部队）和保安处的50　多名西班牙军团的士兵和士官获得得上安西班牙总督的恩准，得以参加马德里私下支持的解放军。其他人则各奔东西，自寻出路去了。
　　经过几个月的组织，哈迪勃博士成了这伙“老纳粹分子”的首领。凯斯登根据他在“叙利亚的经验”，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里弗军”中的德国人负有特殊使命：监督和控制兵员征集，组织破坏别动队（居住在摩洛哥的法国人曾深受其害）。他们还在行萨拉建立了教育训练中心。丹吉尔作为自由港的国际地位遂于1956　年6　月被取消。
　　摩洛哥独立后，又出现一个纳粹分子逃往南美的新的移民势潮。一部分原谍报局和勃兰特堡师成员被阿拉伯世界所吸引，越过阿尔及利亚边界，投靠了民族解放阵线并为其效劳。
　　负责“里弗军”和阿拉伯联盟之间联络的狄特尔·凯斯登，1955　年得知德国判处他的20　年徒刑刚刚减刑。不久，他便回到联邦德国。第二次审判后，他受到缓刑判决。后来，他可能又以记者身份重返摩洛哥。现在他住在汉堡。他的冒险生涯就此结束。
　　瓦尔特·罗夫没有在丹吉尔久留。他来这里是为了处理一些他认为必要的政治和财务方面的事宜。在与他的妻子和儿子团聚后，他于1949　年10　月去了南美。
　　他首先抵达厄瓜多尔，尔后去玻利维亚，最后在智利阿雷纳斯角地区的麦哲伦定居。他把自己的积蓄投资到铅矿上。罗夫与另一个著名的逃亡分子约瑟夫·门格勒常在阿根廷智利边界的一个狩猎区会晤。
　　马丁·鲍曼的生死对世人来说一直是一个谜，战地记者约亨·朗格的发现，可以算作一种有证据的解释。
　　朗格写道：
　　1945　年5　月1　日，在马丁·鲍曼丧命前几小时，我才知道有一个名叫马丁·鲍曼的全国领袖。他是第三帝国的领导人之一。那时我才十九岁，当战地记者受了伤，因此在健康恢复之前被安排在柏林广播电台当新闻记者。不久希特勒下台了，邓尼茨作为他的接班人，就任德国总统。总理府离广播大厦虽然近在咫尺，但总理府年发生的事件，我们却一无所知。
　　在那些日子里广播大厦有一个战斗指挥官，当我们考虑战争是否还在继续进行时，他教训我们说：“根本谈不到结束战争。元首已另有良策。我们现在可以同美国人和英国人谈判，并联合起来共同向莫斯科进军。”这个前景鼓舞不了任何人。
　　鲍曼这个名字使大家惊讶。一个柏林人问道：“呢，什么？难道将军们全都同希特勒一起下台了？谁是鲍曼？”德国妇女会长指教我们说：“他是元首秘书，是元首最信得过的人。”不仅仅是我一个人觉得非常奇怪：偏偏是一位秘书将带领我们参加最后一次战斗。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鲍曼这个名字。
　　就我今天所知，这位秘书并没带领我们去参加战斗。我侥幸从柏林逃出来了，并于1945　年来到纽伦堡。在对还活着的高级纳粹党人的审判刚刚结束后，我作为一个年轻的记者采访了被宣告无罪、并刚刚获释的宣传部长在广播电台的得力助手汉斯·弗里切。从他的口中，我第二次听到了鲍曼的名字。弗里切向我讲述了一段插曲——他在1945　年5　月1　日晚要求鲍曼解散“狼人”的经过情形。我惊奇地问，这位陌生人哪来这么多权力？弗里切说：“可以说，他的权力比希特勒还多。”他当即讲了一个故事来说明这一点。奥格斯堡一家印刷厂老板的妻子是半个犹太人，她应该和这个家庭分开，并被送到东方去。为了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弗里切找到鲍曼，忧心忡忡地说，如果把这个女人弄走，会在印刷厂里引起巨大骚动，因为她深受工人们的喜爱。弗里切建议，等到战争胜利结束后，再把她送走。鲍曼表示同意，并在一张纸条上写了几行字，禁止把这个女人弄走。
　　一年以后，我作为《明星》杂志社编辑在涉及当代史的题材中越来越经常地碰到鲍曼的名字和他的活动。在此期间他已成为德国报刊和国际报刊上经常引起轰动的人物，已成为“会飞的哈尔柏斯塔特人”，他像传说中的“会飞的荷兰人”一样，神出鬼没地周游全世界，然而谁也逮不到他。据说，下面这些人都发现过他的踪迹：
　　1945　年7　月，作家海因里希·林瑙在一列开往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火车上发现了他；
　　1947　年，国际海员工会秘书约瑟夫·克利曼在澳大利亚发现了他；
　　1950　年，一个丹麦记者在非洲，一个英国人在阿根廷，一个德国记者在西属摩洛哥发现了他；
　　1951　年，前魏玛共和国国会议员保尔·赫斯莱因在智利发现了他；
　　1952　年，一位前纳粹装备部官员、弗朗西斯派神甫在罗马发现了他。
　　就这样年复一年地不断传来新的、越来越离奇的故事。1959　年柏林地方法院总检察长由于怀疑鲍曼在策划无痛苦致死术方面、在这害犹太人方面、在全面推行“焦土政策”方面作为同谋犯，犯下了大量杀人罪，为了防止鲍曼漏网，对他进行了侦缉。两年后这件案子移交法兰克福州高级法院检察机关办理。黑森州政府悬赏十万马克，凡是能够提供线索，从而有助于侦查到被告的行踪、居住地点和把他引渡回国的人都可以得到这笔奖赏。首先，法兰克福总检察长弗里茨·鲍威尔深信：无风不起浪。1960　年以色列情报机关在阿根廷绑架了阿道夫·艾希曼。在审讯他的时候，艾希曼估计鲍曼还活着，于是弗里茨·鲍威尔便更加起劲地去寻找鲍曼。
　　一方面有重赏，另一方面撰写耸人听闻的鲍曼故事又可以捞到大笔稿酬，这诱使越来越多的打猎者参加搜捕工作。1964　年1　月，埃里希·卡尔·维德瓦尔德向《明星》杂志投来一篇关于鲍曼的稿件。据说他曾同这位希特勒的秘书一起逃出被包围的柏林。现在这位秘书同其他纳粹分子一起住在巴西原始森林的一个大种植园里，由枪法高明的贴身警卫保护着。维德瓦尔德答应帮助找到他。《明星》杂志的两名记者飞到了巴西，按照事先约定的时间等待建立联系，但白白等了几个星期。一年以后维德瓦尔德不得不在法兰克福法院的一次审讯中承认，他的故事是编造的。
　　由于这次上当受骗，《明星》杂志总编辑部对如此神秘地消失得无影无踪的鲍曼产生了兴趣。有人问我，我在什么地方能够找到他？“肯定不是在南美，”我说，“我将从最后有人看见过他的地方开始去寻找他。”同一天我飞往柏林。
　　第三帝国最后一位全国青年领袖阿图尔·阿克斯曼已向我提供了一些和报刊上的报道大相径庭的消息。我知道了他在盟军情报机关那里关于鲍曼案件所作的口供。我们一起乘车前往苗尔特车站。他指给我看，他发现鲍曼和希特勒的贴身医生路德维希·施图姆普费格尔两人躺在天桥上的地方，他们当时已经没有生气了，——他故意没有说死亡，——因为“我不是医生”。他准确地叙述了过去发生的事情。由于阿克斯曼对这两个人很熟悉，所以，他不可能认错人。我也相信他不会撒谎，不会替活着的鲍曼打掩护，免得有人继续追捕他。因为他们两人是死对头。我暗自思忖：
　　如果这个天桥上果真出现过两具死尸，那么，必定有人要把它们抬走。在柏林有一个机构，名称叫做“前德国武装部队阵亡将士遗属通知服务处”。当我找到它时，它便一如往昔，迅速而热情地帮助我。该服务处没有关于鲍曼的记载，但是，大概有施图姆普费格尔的。在文件中有一封四十号邮局（勒尔特车站）局长1945　年8　月14　日致格尔特鲁德·施图姆普费格尔夫人的信的抄件（加盖了公章证明无误）。霍恩吕兴，疗养所，挂号，随信还附有十一张照片。信的内容如下：
　　“非常尊敬的施图姆普费格尔夫人：今年5　月8　日本局工作人员在横跨残废人大街的天桥发现了一具在保卫柏林的战斗中倒下的一名战士的尸体。根据从死者身上找到的证件判明，死者名叫路德维希·施图姆普费格尔。由于我们不得不假定死者是您的丈夫，所以我把这个令人非常悲痛的消息通知您，同时对您所遭受到的巨大的损失表示由衷的同情。您的丈夫已于五月八日同其他几个战死的士兵一起被安葬在柏林西北第四十区残废人大街六十三号阿尔彭村（前全回展览馆公园）的墓地。从死者身上找到的遗像将立即给您寄去。。”
　　负责寄送邮包的职员什么也不知道。在战争结束时，他们的同事埋葬过战死的士兵。但这已经是快二十年前的事了，当时在这里执行勤务的人对于武装部队来说多半已经大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