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伦堡大审判-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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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比较繁重的。由于盟军在意大利登陆和挺进，法西斯各机关一片混乱。有的人开小差；信函被错送；车队时常迷路。在半岛上仍然忠于“领袖”的地区，安全机关已几乎完全落入德国人手中，也就是说完全为罗夫所控制。
正是在这一片混乱的气氛中，瓦尔特·罗夫小心翼翼地根据指令开辟着勃洛克道夫所说的“罗马之路”——逃亡分子最重要的潜逃路线。
到达意大利后，罗夫经常去罗马。有时他整天呆在阿罗伊斯·休达神甫的寓所里。休达是意大利半岛上德国天主教徒的神职领袖，著名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同情者。
“我的神甫，”罗夫恳求道：“您手下有几百名信徒。请您为他们的命运想想啊！如果共产党夺取了政权该怎么办呢？”
“帝国面临危险吗？”神甫惊讶地问道。
“最好是早作安排！”罗夫以不肯定的语调说。
罗夫通过休达神甫的引见与几个有权出入于梵蒂冈的高级教士取得联系。他会见方济会修士、耶稣会会士、克罗地亚神甫及修道会会长。他逢人就说：“共产党还很强大。。战争的结局尚难预料。。教皇对纳粹暴行的通谕是一次可悲的误会。”
他试探人心，盘算着对策，处处对国社党作出表示真诚的保证。他的游说收到一些成效。某些高级教士和修道士对之表示同情，并答应在“主管人”面前为其说情。这样，罗夫在几个月内便建立了一个以罗马为中心从日内斯到巴里的真正的逃亡联络网。鲍曼每天听取情况汇报。
1945 年初，罗夫有幸掌握一批法西斯党的档案。从罗马撤退时，意大利法西斯分子曾委托德国人将这批档案运往米兰。法西斯委员会的官员未能根据墨索里尼的要求对这些档案进行分选。罗夫代他们进行了这项工作。我们将在后面看到，这些档案是怎样使他如同年前在突尼斯进行的奇怪的谈判那样又一次取得了谈判的成功。
鲍曼并非无所事事。他让罗夫组织“逃命之路”，自己则全力筹集资金，以应付失败以后的局面。
他抱着这一目的与大工业人士和企业主们进行了接触。鲍曼知道，这些人已经看到这艘帝国之船即将沉没，他们再也没有热情帮助它重新浮起来。然而，他还是试图去说服他们。
第一次会议是1944年7月2日在柏林市郊沃特利茨湖边的希瓦尔茨飞机
螺旋桨制造商家里召开的。党卫军中央经济管理处的三名高级官员如该处处长奥斯瓦尔德·波尔上将，也出席了会议。鲍曼全面地分析了形势。他强调指出，无论局势发展如何，必须保存德国的经济打击力量。他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
鲍曼受到不冷不热的欢迎，因为与会者并不十分明白（或者不想明白）他心底里的打算。此外，与会者中有希姆莱的朋友，鲍曼不愿意在他们面前说碍太明白。
最后，大家一致同意休会。
第二次会议于8 月10 日在斯特拉斯堡“红舍”饭店举行。这次，鲍曼全盘端出了他的计划：
“现在无需排除这种可能性，即从现在起到明年，我们必须秘密资助国社党。因此，从现在开始应当具体研究党在非法化以后能够支配的财力问题。”
后来获得这次会议文件的西蒙·维森塔尔认为，这次斯特拉斯堡会议非同一般。“逃亡网”的资金问题可能就是在这次会议上确定的。鲍曼毫不犹豫地离开大本营前往参加，可见他对会议是十分重视的。然而会议的规模没有这位帝国长官所期望的那样大，因为军备部长阿·施佩尔在同时召开另一个会议。前往斯特拉斯堡参加会议的只有一些次要人物。他们当中有罗赫林、克虏伯、梅塞尔一施料特、林茨的戈林韦克等公司的代表及战争部和武器装备部的代表。
会议主席、赫尔曼斯道夫公司的沙伊德博士说：“德国工业必须为战后的经济复兴作准备。因此，所有企业家都必须根据自己的利益加强与外国公司的接触，但不要引起外界注意。”
这席话正合马丁·鲍曼的心愿。他决心采取措施不使国社党对德国工业的投资、技术专利和新式武器设计图落入盟军之手。事实上，鲍曼的建议并没有受到像有人所说的那样足够的重视。
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斯特拉斯堡会议以后，确有大量资本以贸易为幌子转移到“可靠国家”或存在了瑞士受秘密保护的银行帐户头上。1946 年美国财政部的一份报告披露，在全世界有750 家由德国人投资并由德国人开办的新公司：瑞士有224 家，西班牙有112 家，阿根廷有98 家，葡萄牙有58 家，上耳其有35 家，其他国家有233 家。
会议一结束，鲍曼便去贝希特斯加登接他的妻子格塔并与她一起去蒂罗尔。无论是希特勒还是盖世太保，都不知道他的这次旅行。旅行期间，这位帝国长官似乎已准备了他的后路。
旅途中，鲍曼化名马克斯·缨勒，他在斯特津和托伯拉克参观了几个先前人人向他报告过的偏僻的农场。
在默兰，他见到了刚从兰米返回的罗夫，向他介绍了斯特拉斯堡会议的情况。罗夫、鲍曼及其妻子在默兰一家提供膳食的小公寓下榻。罗夫当时已受到盟军谍报部门的监视，被一名英国特工人员认出（但他竟然没有认出罗夫的同伴）。
这位特工人员获悉，就在这两人在默兰投宿的那天夜里，默兰城的一个教堂里曾出现过奇怪的灯光。第二天他去教堂侦查，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两天以后，“缪勒”启程去博岑，罗夫返回米兰。
1967 年默兰市修理这座教堂时，发现管风琴里藏着价值6600 万马克的
伪造英镑。
1945 年初，瓦尔特·罗夫曾几次前往南蒂罗尔，其目的从未向保安处领导汇报过。毫无疑问，他是根据鲍曼的指示，在几个精心选择的逃亡站上建立“储备金库”。战后，有人在该地区发现几个装着伪造英镑的小铁盒。
1945 年那可怕的血腥的4 月终于以轴心国的失败和盟国的胜利而告终。
4 月24 日凌晨，墨索里尼得知博尔马和波洛尼亚失陷的消息，同时还收到了最后一封电报。希特勒告诉他苏联人刚刚打进柏林。墨索里尼光着脑袋，脸色腊黄，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惊恐、沮丧。
“宁可死，也不能忍受这种耻辱。”墨索里尼说，“我唯一的希望是不作英国人和美国人的俘虏。我宁可忍受一切，即便是死。”
他的寿命只有三天了。
据悉，民族解放委员会发布了一项政令：所有的法西斯头目，一旦验明身份，可以不经审讯就地正法。
4 月29 日，第十集团军最高指挥部和C 军决定投降，投降书由赫尔将军和冯·维丁霍夫将军在卡塞塔签署。前一天，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妇克拉蕾塔·贝塔西在科梅湖边被游击队处死。他们的尸体被倒吊在米兰罗尔多广场的一个角落里。
在临时陪都米兰，社会秩序极度混乱，人心惶惶。解放委员会的公报一个接着一个。那些平日作恶多端的军官和士兵四处逃窜，如同丧家之犬。
5 月2 日，瓦尔特·罗夫改变身份，他脱去军装，化名卡尔罗·孔恃，带着假护照，决定采取他惯常的大胆行动，与游击队进行接触。
诚然，罗夫不能两手空空去谈判。他有法西斯党的档案。他的部下对这些档案进行了认真的分选和研究。最重要的材料于4 月底装上一辆卡车运到离米兰80 公里的格迪，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由于休达神父的帮助，5 月初，罗夫终于会见了当地一位名叫吕沃米的游击队领导人。
“档案在我手里，”罗夫告诉他说：“它包括法西斯党的工作报告、党员名单，及其特工人员的真名和化名。这些档案是要卖的。但是，假如你们逮捕我，你们永远也不会找到它。”
“那你要求以什么作为交换条件呢？”吕沃米问道。“让我自由行动两个月。”
第二天，当他再一次赴会时，罗夫被美国巡逻队拘捕，并被关进圣·维多尔监狱。但一位神甫设法将他转移到米兰军队医院，后来又送到格迪集中营。在那里，他与吕沃米不期而遇。后者使罗夫获释，并告诉他谈判已达成协议。于是，档案一份份交出。据此，意大利游击队进行了一次清洗。由于罗夫提供了材料，米兰特工的镇压行动进行得非常迅速。
形势的发展不乏微妙之处：在停战协定缔结以后，保安处的一名高级军官还在教会的支持下在米兰组织逃亡活动！
然而，罗夫并不自由自在。共产党对他存有戒心；与他接触的天主教高级教士力图从他那儿觅取情报。不过折衷的办法总是存在的。罗夫一方面向教会提供情报，一方面向游击队提供档案。他终于使十几名保安处成员从格迪集中营获释。他还保护一些平民先后从克里斯托福罗和卡斯特尔索拉罗镇转移到米兰郊区。当休达神甫让他去日内斯会见红衣主教希札时，往返旅途都得到游击队的保护。
1945 年年底，“罗马之路”已安全组织就绪。罗夫通过一个名叫恩里罗·德·P。。的前法西斯党头目，一方面在意瑞边界，另一方面在雷察尔和布伦内罗山口，建立了一个完整的驿站网。逃亡分子从瑞士一站一站地来到米兰，然后潜入罗马。大部人在米兰逗留数月。只有国社党领导人才能优先去国外。那些“知名人士”逃往拉丁美洲，其他人逃往中东。
参与组织逃亡活动的人有的是出于理想主义，有的则是为了赚钱或为搜集情报。他们之中有忠于希特勒的农民和农场主，有“偷越国境”的惯犯，还有神甫和修道会会长。“这一切都是在盟军的眼皮底下进行的！”罗夫说，“可我们输掉了这场战争。这是多么不公道啊！”
这位前保安处官员有一个亲密的合作者：克鲁诺斯拉夫·德拉加诺维奇神甫。神甫仪表堂堂，脸色红润，噪音沙哑。
德拉加诺维奇出生于波斯尼亚。他曾是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政治统一的狂热支持者。1938 年后，他与“乌斯塔什”首领，著名的安特·帕夫里奇保持着亲密关系。1941 年南斯拉夫失败以后，帕夫里奇从意大利返回南斯拉夫建立克罗地亚傀儡政府。德拉加诺维奇遂应聘为爱格兰大学的神学教授。而他的一位密友、第三帝国的狂热崇拜者拉多斯拉夫·格拉瓦则成为帕夫里奇的心腹。
战争期间，德拉加诺维奇不遗余力，四处活动。他为强迫数千名塞尔维亚东正教徒接受洗礼（这些改宗的教徒洗礼后，有的被立即枪杀）奠定了法律基础。然而，他似乎不赞成帕夫里奇的克罗地亚人把这种特殊的“改宗”变成他们施行暴力的机会。
1943 年，德拉加诺维奇以克罗地亚国家驻梵蒂冈的官方代表身份回到意大利。从各方面说来，这一职位是十分重要的。任职期间，他结识了瓦尔特·罗夫。两人在伊利里亚·圣·耶罗姆教会所在地维亚多玛塞里长谈了数小时，两人一见如故。
“为了阻挡魔鬼的道路。”神甫说，“我要与希特勒的叛逆者结成联盟！”
德拉加诺维奇想必是在法西斯垮台之后与希特勒的叛逆者结成了联盟。1945 年大批逃亡分子向他投奔而来：帕夫里奇的“乌斯塔什”分子、流亡的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他竭尽全力帮助他们。
但是，他那过分显露的活动，不久便引起了占领军当局的注意。后者向意大利政府施加压力。于是，德拉加诺维奇不得不离开维亚多玛塞里。
不久，红衣主教希礼把他派到日内斯。之后，逃亡分子便络绎不绝地来到他的办事处。他们中不但有逃亡的南斯拉夫人，还有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党徒。德拉加诺维奇办事处在罗夫逃亡网和美国天主教难民组织的资助下，使大批“有问题”的人带着国际红十字会发给的零花钱和通行证逃往国外。
1950 年，日内斯办事处被关闭。德拉加诺维奇回到罗马教会。因处境日益困难，他仅在那里隐居了几年。当教皇十八世着手改善罗马教皇与贝尔格莱德的关系时，德拉加诺维奇不得不自行引退，从此再也没有跨进梵蒂冈的大门。
德拉加诺维奇禀性凶残、刻毒，他至死还与原“乌斯塔什”分子和反对铁托的地下反对派勾结在一起。1967 年，当他参观喀斯特山洞（1945 年1月帕夫里奇支持者在此被处死）时，南斯拉夫情报机关派人绑架了他。从此，他便销声匿迹了。
1946 年年底，瓦尔特·罗夫在米兰的助手中有一个26 岁的青年，此人就是前德国中央保安局六处施伦堡的合作者狄特匀·凯斯登。他的惊险经历充分展现了逃亡网的活动。
凯斯登是在纳粹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