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伦堡大审判-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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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审判结束时共有5330 份）里去，并为一纸根本无法执行的判决而被弄得焦头烂额。但是，法庭拒绝了他的提议。法庭只承认，应该给予他足够的时间来做好辩护准备工作。因此，鲍曼一案将放到最后审理。
这听起来很感慨，但是，差不多还没有过去四个星期，美国上校罗伯特·G·斯托里就对鲍曼开火了。
“虽然被告没有亲自出庭受审，但是，表明他在策划和指挥纳粹的阴谋活动方面负有责任的证据却在这里。。鲍曼作为直接隶属于希特勒的纳粹党办公厅主任，是政治领导集团在领导方面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权力因素。”此外，他还控制了政府，并通过他作为党的领导人和政府部长而起的双重作用在纳粹机构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这时，1945 年圣诞节即将来临。因此，当斯托里上校详细而感慨激昂地控诉鲍曼顽固迫害基督教教会的罪行时，就显得特别激动人心。而对贝戈尔德来说，这使他更加难堪，因为正是在所指控的这个问题上他是完全站在失败者的立场上的。从鲍曼亲自批阅的许多文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在战争期间最喜欢干的事就是消灭基督教。
圣诞节假期过去后，指控的矛头仍然始终对准鲍曼。这时，一位对自己的使命忠心耿耿的年轻少尉、美国代表团助理公诉人托马斯·F·兰伯特在一月中旬投入了战斗。他带着一个世界改造者的满腔热情，怀着好大喜功的虚荣心在那些法律大师中间崭露头角。他强调说：“这个躲在希特勒背后的人”秘密地把持着巨大的权力，他犯下了战争罪，他迫害基督教和犹太人，对东欧的平民百姓实行种族灭绝。
“每个人都知道”，兰伯特少尉提高嗓门说道，“希特勒是个坏蛋，但是，如果没有像鲍曼那样的帮凶，他是绝不可能把全部权力都抓到自己手里的。”这个一辈子都在搞阴谋诡计的人“事实上是魔鬼希特勒身边的一个凶恶的天使”。
这也许超过了法庭庭长劳伦斯希望在一个法律学家身上看到的激情。对他来说，事实和客观比华丽的辞藻更为重要。鲍曼在最后几年里窃取的权力越多，他签署的决定、法律、命令也就越多。因此，公诉当局和许多助理人员在堆积如山的文件里找到了大量罪证，而且寻找这些罪证也易如反掌，所以他们甚至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不依靠证人。一个只有少量助手的律师怎能与之分庭抗礼？
在贝戈尔德看来，这二十一个被告决不是一股相互支持的力量。现在，即在战争结束和等待宣判之际，他们只在表面上是患难之交；其实他们始终像在希特勒统治下一样，是尔虞我诈的对头。赫尔曼·戈林摆出一副元首继承人的架式。卡尔·德尼茨和埃里希·雷德尔两人互不相容，尽管他们都统率过海军，或者说，正是因为他们俩人都统率过海军。尤利乌斯·施特菜歇尔受到大多数人的蔑视。军人们互相倾轧，对党棍们满腔怨恨。只有在一个方面他们的看法是一致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看法几乎和兰伯特的看法不谋而合——鲍曼是希特勒的魔王。这个该受惩罚的人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除死去的希特勒之外，作为希特勒秘书的他都要首先承担责任。
1946 年3 月中旬，当戈林在自己的案子中作为证人受到美国公诉人罗伯特·H·杰克逊法官的诘问时，他认为第三帝国的真正罪魁祸首是：希特勒、戈培尔、希姆莱和鲍曼。但是，“在战争期间，尤其是从1942 年起，鲍曼先生对元首本人有决定性影响。那是一种不祥的影响。”
国家安全总局局长和在党卫队中权力仅次于希姆莱的人物恩斯特·卡尔膝布龙纳赌咒发誓地说，他对成百万犹太人被屠杀一事一无所知。“千这种勾当的人都死了，他们是：希特勒、希姆莱、鲍曼、海德里希、艾希曼。”
反基督教的《神话》的作者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拒绝为纳粹党的反教会方针承担责任。因为他没有让人把他负责的部门当作“精神警察”来滥用，应负责任的是鲍曼，他受希特勒的委托，“代表纳粹党的教会政策”。同样，罗森贝格在“处理东方问题”（即奴役和歧视当地居民的问题）上也是贯彻了鲍曼的严格要求。被告巴尔杜·冯·希拉赫报告说，鲍曼曾唆使别人反对他，因为作为全国青年领袖和维也纳大区领袖的他，没有给教会制造过任何困难。贝戈尔德问陆军元帅威廉·凯特尔，谁应对组织人民冲锋队、对那些延长战争的、毫无意义的、只会造成继续流血的召募群众的活动负责？凯特尔回答：“鲍曼。鲍曼拒绝任何磋商、任何合作，拒绝关于人民冲锋队反对军事机关的任何消息。”
被告汉斯·弗里茨彻说，甚至戈培尔都“非常害怕马丁·鲍曼”。这个纳粹宣传部长，同时又是党的全国领袖，在内阁中至少同鲍曼是平起平坐的，他在战争期间的最后两年里重新受到希特勒的器重。他对“他的每一次有可能被党内激进分子误解的行动”，都要尽力向鲍曼申辩。鲍曼如果送来一份电传打字文件，那就会使“戈培尔博士的全部机器都迅速开动起来”。
5 月底，审判已进行了半年。弗里德里希·贝戈尔德的辩护工作几乎没有什么进展。
他虽然希望能够磨掉一些这个或那个罪证的棱角，但这又有什么用呢？因为对于判决来说，罪证已经绰绰有余。
贝戈尔德无可奈何地一再企图证明他的诉讼委托人业已死亡。如果他能把迄今只受盟军谍报机关审讯的希特勒的司机埃里希·肯普卡和鲍曼的女秘书埃尔泽·克吕格尔传到法庭作证，并在那里询问他们的话，他也许会获得成功。
庭长劳伦斯大法官准许让那两个应证明鲍曼已经死亡的证人到法庭作证，但立即使他们的证词失去意义：“被告是死是活，这毫无关系。问题在于，他有罪还是无罪。”
“阁下，”弗里德里希·贝戈尔德抱怨说，“我的处境极为困难。我已经听到许多证人的证词并且已经竭尽全力，但我找不到任何能够减轻被告罪责的材料。所有的证人都对被告恨之入骨，并极力把罪责推到他身上，以便减轻自己的罪过。”几天前（那是1946 年5 月28 日的审讯记录），鲍曼的一个同事，一个名叫赫尔穆特·冯·胡梅尔的人在上萨尔茨山被捕。“我将到他那里去，也许能得到新消息。”
这个冯·胡梅尔确实是鲍曼的心腹之一。他是负责上萨尔茨山地区、梅克伦堡的几处庄园及希特勒私人会计处的总务主任，此外，他在上萨尔茨山地区领导纳粹党办公厅的一个分支机构，因为鲍曼希望一旦要和希特勒在那里作数月之久的逗留时，能随时拿到最重要的文件。但是冯·胡梅尔显然不能或者说也不想公开抨击他从前的上司，因为他没有作为证人在纽伦堡出现。
他的这种办法行不通。这个消息大概也传到某些被告的耳朵里去了，因为六月中旬，对鲍曼怀有刻骨仇恨的戈林在审讯开始前假惺惺地向贝戈尔德打听，是否终于找到了能为鲍曼减轻罪行而出庭作证的证人。这位前德国元
帅认为：“他毕竟有过许多女秘书。”但是，律师不得不承认：“没有一个人想替他说句好话。”戈林得意洋洋地对其他被告说：“如果希特勒早一点死，我作为他的继承人根本用不着考虑鲍曼的问题。在我能够下令处死他之前，他手下的那伙人就会把他干掉的。”贝戈尔德在寻人方面并不走运。1946年6 月底，他不得不再次向法庭说明，他现在仍然是两手空空，一无所获。他想当着法官们的面询问希特勒的女秘书格尔达·克里斯蒂安。但她在不久前从美国上乌塞尔妇女拘留营里出来后被送回老家度假，从此就隐姓埋名了。辩护人想让她来证明，他的委托人绝不是自己决定干坏事的，而是一个身不由己、被希特勒左右的人。贝戈尔德也希望从纳粹党办公厅其他领导人那里得到同样的证词。虽然局长赫尔穆特·弗里德里希斯和海因里希·瓦肯霍斯特不知去向，但在1946 年6 月29 日审讯开始前不久，美国人仍通知他，他们已把国务秘书格尔哈德·克洛普费尔局长从一个拘留营押送到纽伦堡监狱了。
因此，贝戈尔德本来是可以立即让人传唤克洛普费尔到庭的，但是他却不敢这样做。经过多次失望之后，他现在也不想再公开经受一次沉重的意外打击了。他要求延期审理鲍曼的案子，直到他和克洛普费尔谈完话为止，法庭在此期间可以审理被告弗里茨彻一案。
这时，遇事一向沉着冷静，对贝戈尔德甚至怀有好感的大法官却失去了耐心。
“您为这个案子已准备好几个月了，”他用威严的口吻大声说道，“法庭的意见是，您应该进行辩护。如果不能用克洛普费尔的证词，那就用别的材料。”贝戈尔德无可奈何，只有再三恳求：
“阁下，我掌握的材料少得可怜。我甚至不知道，在我审问这个人之前，这些材料是否能站得住脚。”
就这样，他终于争取到了延期审理的机会——不过只有几小时。鲍曼过去的部下克洛普费尔认为，他的上级并不像辩护人所希望的那样，是无影响和无权无势的人。在同一天，贝格尔德也把这个证人的名字勾销了。
他只好另寻出路。现在他试图根据文件“提出一个小小的证据，证明被告并没有起过像在第三帝国崩溃后强加给他的那种重大作用”。但他对此也感到理由不够充分。于是他在递交自己的报告后深表遗憾地说：“作为律师我很不情愿毫无根据地做什么事情。因此，我只能做一个非常简短的演讲。这不是敷衍塞责，而是因为，在没有被告协助的情况下要从文件中找到积极的东西是不可能的。”
7 月3 日他终于被允许传唤他的最重要的和最后一个证人埃里希·肯普卡。此人出身于鲁尔区一个多子女的工人家庭，一直受到崇拜元首的思想的熏陶。多年来他都是他的偶像的“私人司机”。在第三帝国末期他管理总理府地下车库的全部车辆，他还承担了一项为焚烧希特勒和刚刚成为他的妻子的新娘埃娃夫人的尸体提供汽油的任务。肯普卡是鲍曼的部下。他在法庭上称鲍曼为“我的间接上司。”
肯普卡和他的直接上司有专线联系。这在贴身司机和他们的主人之间是常有的事。由于这个原因鲍曼便算计起肯普卡来，这象算计所有未经他的允许而直接去见希特勒的人那样。另一方面，肯普卡也像鲍曼的所有下级一样，对这位全国领袖向他们发号施令时的粗暴态度感到愤慨。
肯普卡在回答贝戈尔德提出的问题时谈到，1945 年5 月1 日至2 日夜间，
他从总理府突围出来时在魏登达姆桥边如何遇见鲍曼，以及他们的另外一些从希特勒地下避弹室逃出来的人如何企图在德国坦克的保护下突破封锁线等细节。鲍曼当时走在第一辆坦克的旁边。
“坦克恰好在鲍曼经过的地方爆炸了。”贝戈尔德问：“您此时看到马丁·鲍曼在熊熊烈火中倒下去了吗？”当时，肯普卡已被喷射的火焰刺得睁不开眼并被爆炸声震昏了片刻，他回忆起“那是一次巨大的震动，天塌地陷。可以说一切都飞上了天一样”，并“肯定地认为鲍曼已由于强烈的爆炸而丧了命”。
这些证词并没有使法官们感到满意。他们寻根究底，想知道那次战斗的细节。他们问肯普卡，他是否同鲍曼谈到过最好走哪条路才能逃出柏林以及他本人是在什么地方被俘的。“在贝希特斯加登。”——他回答说。什么时候？“1945 年夏。”这次审问的结果也没有达到贝戈尔德预期的目的。肯普卡作证说，如果身穿党卫队副总指挥制服即将军制服的鲍曼死在魏登达姆桥边，那么这具尸体在次日早晨一定会引起苏联人的注意，如果他只是受了伤，那么苏联人会把他抓起来。但两种情况都没有发生，肯普卡也没有亲眼看见鲍曼死去。而另一方面，肯普卡成功地偷偷穿过了苏联的包围圈，甚至还逃到了巴伐利亚南部，并在那里藏了一段时间。既然希特勒的司机能这样做，为什么他的秘书就做不到呢？“我可以作证，希特勒已经死亡，”证人肯普卡向法庭担保说。而鲍曼呢？他没有回答。弗里德里希·贝戈尔德然后把女秘书埃尔泽·克吕格尔的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