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伦堡大审判-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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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 年10 月和11 月，捷克斯洛伐克大学生多次举行游行示威。结果希特勒下令查封所有的大学。一千二百名学生被监禁，九名游行的领导人被保安警察和党卫队保安勤务处枪杀。牛赖特供称，他对这次行动事先并不知悉，但是该行动是通过一份由他签字的布告公布的，布告曾在整个保护国的布告栏上广为张贴。然而，按他的说法，这是未经他允许而发生的。
1940 年8 月31 日，牛赖特向拉默斯递交了一份由他起草的备忘录，其中谈到了保护国的前景；同时还递交了一份由弗兰克起草而经他同意的备忘录，内容同上。两份备忘录均谈到日尔曼化的问题，还建议，多数捷克人在种族方面应被吸收纳入德意志民族。两份备忘录都主张清除可能反对日尔曼化的捷克斯洛伐克知识分子和其他集团。牛赖特的备忘录建议采取驱逐方式，而弗兰克的备忘录则建议采取驱逐或其他“特别处置”。
冯·牛赖特声辩说，实际上采取镇压措施的是保安警察和党卫队保安勤务处，这些机关都处于他的国务院秘书卡尔·赫尔曼·弗兰克的控制之下。而弗兰克是经希姆莱推荐而被任命的，而且作为党卫队和警察高级领袖直接接受希姆莱的领导。冯·牛赖特还声辩说，反犹太人的措施和经济压榨的措施乃是德国所确定的政策在保护国付诸实施造成的后果。但无论如何，身为保护长官的牛赖特是当时该地区的最高官员，而在这一时期，该地区的管理在德国向东方发动的侵略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他很清楚，正是在他的统治之下犯下了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
为减轻对牛赖特的判刑，应考虑如下情况：他曾向保安警察和党卫队保安勤务处主张释放1939年9月1日被捕的许多捷克斯洛伐克人和稍后在秋季被捕的大学生。1941 年9 月23 日，他被希特勒召见，并被告知，他的所作所为过于严厉，故派海德里希前往保护国以镇压捷克斯洛伐克的抵抗团体。冯·牛赖特试图劝说希特勒改变派遣海德里希的主张，而当未有成效时，他便提请辞职。辞呈未被获准，他就在1941 年9 月27 日离职休假，从此之后拒绝再担任保护长官之职。1943 年8 月他的辞呈正式获准。
法庭根据全部四条起诉理由判决冯·牛赖特有罪，但仅被判处十五年徒刑。
第四节一个左右希特勒的神秘人物
1945 年10 月18 日，英国皇家军队的理查德·威廉·赫尔斯通·霍廷少校接到命令，要他通知马了·鲍曼：从11 月20 日起将在“德国纽伦堡”法院大楼审理他的案件。他被指控犯有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道罪。如果他出席国际军事法庭受审，他可以亲自或者通过律师为自己辩护；如果他拒不出庭，那么对他的审判仍将照常进行。
法庭规定了霍廷少校通知鲍曼的程序。通知在诉讼开始前必须每周在德国广播电台广播一次，并在鲍曼的家乡出版的一家报纸上公布。
霍廷很快就发现，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即使撇开被告迄今为止下落不明这一点不说，究竟该把哪个城市看作是他的家乡呢？是柏林吗？
他在柏林有过一个官邸，有人在那里最后见过他，他也是在那里失踪的。但是，他在千秋帝国存在的十二年住在首都的时间肯定很短。有人给少校送来一份报告，内称，这个失踪者在勃兰登堡有一笔巨大的财产，因此他很有可能在那里定居下来。然而关于这件事，没有人能够确切地知道；或者，是否应该把寻找的目标集中到四十五年前鲍曼的出生地哈尔柏斯塔特？
霍廷少校有充分理由把“运动的中心”慕尼黑或贝希特斯加登乡考虑在内，希特勒的山庄和整个上萨尔茨山地区都属这个乡管辖。即使全国领袖鲍曼曾在不同地方任职，但上述两个地方始终是他人丁兴旺的家庭和住址，况且他在这两处都有职务。
所有这一切在一大堆关于寻找鲍曼下落的文件里都未提到。这表明，纳粹头子的第一套班子中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不大为人所知。他总是躲在他的元首背后不让同时代的人知道自己。原来只有阿道夫·希特勒身边的人才了解他。
于是，霍廷少校命令在四个占领区的所有德国电台和报纸分别广播和登载了四次《致被告鲍曼的通知》。此外，他还印了二十万张布告。这些布告虽然没有详细说明马丁的特征，但是附有一张像片，以通缉令的形式张贴在德国所有行政机关和同盟国的官方办事处。合适的像片连一张都很难找到了。少校十分怀疑一张庸夫俗子的普普通通的照片能够提供准确的线索。
大多数德国人为他们的失败而震惊，对把他们引入战争的“祸首”恨之入骨，肯定会毫不犹豫地把一个重要的纳粹头目交出来，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虽然在战前的选举中，他们几乎全部投了希特勒的票，或者是曾经穿过
带字臂章的褐色、黑色、灰色或蓝色的制服，但是他们现在尝到了由于过
去的错误而带来的苦果了。他们再也不同情那些曾坐在权务的安乐椅上专横跋扈、现在将要坐到纽伦堡法庭的两条硬板凳上为自己申辩的人了。
由于阿道夫·希特勒、约瑟夫·戈培尔和海因里希·希姆莱等人已经自杀，从而逃脱了法庭的审判；需要“清算”的只有纳粹的第二套班子。在二十四个被告中至少有十三人担任过部长，有几个人只是因为在盟国看来名声不好才被列入这个名单的。例如：古斯达夫·克虏怕·冯·波伦一哈尔巴赫，他是个传统的军火大王，这老家伙因精神崩溃已不能出庭受审；还有汉斯·弗里茨彻，他是宣传部的司长，此人每周发表一篇广播评论，曾预言最终将必
胜，因此激怒了盟国。
然而，德国人通过这二十四个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看到希特勒暴政的缩影。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代表了对犹太人的迫害；恩斯特·卡尔滕布龙讪代表了盖世太保和党卫队保安局的恐怖暴行；罗伯特·莱是民族社会主义信口雌黄的传声筒；汉斯·弗兰克（在党内也称“弗兰克二世”）代表了对被奴役的民族所犯下的罪行；威廉·弗立克代表了死板僵化的官僚主义；约希姆·冯·里宾特洛甫代表了对和平国家的入侵；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代表了对基督徒的迫害；而军人们则代表了战争工具。但是，大多数德国人在暗自问，这个马丁·鲍曼到底是个什么人呢？
国际军事法庭第一号通告，公布了这二十四个被告的名字，没有加上他们的头衔和官职。这有什么必要呢？在德国，人人都知道他们。但是，就鲍曼来说，即向人们宣布他曾是纳粹党全国领袖、国会议员、政府部长、人民冲锋队首脑、党卫队副总指挥，也仅有极少数德国人还能记得起，什么时候曾听见过这个名字。只有这个没落帝国的高级领导班子里的人才熟悉他。但是这类人现在几乎全部被关到围绕着铁丝网的集中营里去了（估计有十万人）。现在谁蹲在里面，谁就要受到审讯，追查该人同纳粹党的关系。在纽伦堡预审法官和公诉当局的备忘录里，有关马了·鲍曼的材料实在少得可怜。只有少数几个人依稀记得见过他。
然而，他的罪责却是铁证如山。德国人喜欢把每件事都记录在文件里，然后保存起来，并加上防弹防火设备。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为起诉书提供了足够的材料。在法庭的档案卷宗里有二十七页用打字机打印的材料，它们几乎只是证明文件的索引。这些材料将要证明：鲍曼助长了纳粹阴谋家的势力，参与了备战活动，犯下了反人道罪行。但是，关于被告的经历，起诉书里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件软弱无力的事实，它们在每家较大的报纸的档案室里都可以找到。起诉书认定，他可能还活着，因此对他应该进行审判。
事实上证明鲍曼此时已经死亡的证据还很不足。他的女秘书埃尔泽·克吕格尔作证说，1945 年5 月1 日深夜，鲍曼在企图从被围困的柏林总理府突围之前曾绝望地对她说过，他恐怕难免一死。
希特勒的司机埃里希·肯普卡的供词稍微详细一些。他曾在魏登达姆桥旁的腓特烈大街高架铁路车站附近，看到鲍曼被一辆德国坦克的爆炸甩到路边，估计丧了命。他的尸体肯普卡再没有见过。
起草起诉书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编写被告罪行录。这个专案组的负责人是个美国人，名叫罗伯特·M·W·肯普纳尔。一些者纳粹分子肯定认识他。1933 前他是普鲁士的内政部高级政府顾问和警察部门的法官，当时他还是那个企图不择手段地攫取权力的政党的激烈反对者。他顽强地试图利用内政部警察的权力阻止纳粹党取得政权。主要是由于这个原因，他遭到了嫉恨。
半年后，当希特勒进入总理府和戈林掌握了普鲁士警察大权时，肯普纳尔知道，在德国等待着他的是什么。此后不久，他就流亡到国外去了，在那些日子里有成千上万的人逃往异国他乡。
现在，他作为一个美国公民和重要的公诉人回来了。和他担任同样职务的人当中，除了懂得盎格鲁一撒克逊的法律诉讼程序及其狡诈之处者外，肯定再没有一个人还认识纳粹分子。当戈林和肯普纳尔再次相遇时，戈林冷冷地问他：“博士，我能期望从您那里得到什么教诲呢？”肯普纳尔回答说：“德国元帅先生，说句公道话，由于您当时免去了我的职务，我才活到了今
天。”
肯普纳尔肯定从未见过被告马丁·鲍曼。当他被迫离开德国的时候，马丁·鲍曼在慕尼黑还是一个没有什么影响的干部，他的任务是帮助那些在格斗时受伤的冲锋队员交纳医药费。但是公诉人相信，那个在党徒们的内部倾轧中诡计多端、善于软硬兼施、踩着别人肩膀往上爬的人，即使在崩溃之际也会知道在地下隐蔽起来的。
肯普纳尔认为，希特勒的秘书在最后时刻弄一张新的个人证件并非难事。所以，霍廷少校在极力寻找。但他从那些狂妄自大的人那里除了得到一些模模糊糊的、纯属编造出来的材料外，一无所获。因此，公诉当局也就不那么感兴趣了。
11 月15 日，也就是开庭前几天，霍廷的上级亚历山大·G·布劳恩中校，向公诉当局报告说，寻找马丁·鲍曼的活动宣告失败。
两天后——那是个星期六——法官们聚集在一起进行“公审前的准备工作”。现在必须作出最后决走：在当前的情况下是否应该对鲍曼进行公审？英国的主要代理公诉人、杰出的法学家、下议院议员大卫·马克斯韦尔·法伊夫爵士向法庭报告说，到目前为止，根据经过调查了解到的情况来看，不能断定被告一定死了，他没有认真考虑证人的证词，所以他断言，鲍曼曾躲在一辆德国坦克车里，后来这辆坦克爆炸了，三个证人中有两人作证说鲍曼当场被炸死，只有一人说鲍曼受了伤。
大卫爵士当时大概不了解有关鲍曼的材料堆积如山这一情况，因为上述谣传只是出现过一段时间，以后就再没有听说了。但这种谣传已使法庭感到满足。这位公诉人还用文件来证明，在寻找缺席被告的活动中法庭已发布过大量命令。之后，法官们暂时休会，经简短的磋商后作出了如下决定，“根据法律章程第十二章，对被告鲍曼进行inabsentia（缺席——编者注）审判”，并且宣布，“将为被告鲍曼指定一个辩护律师”。
接着法庭指定弗里德里希·贝戈尔德为辩护律师。此人愿意立即执行委托他的任务——能够在一次举世瞩目的重大诉讼案中出庭，是每个辩护律师求之不得的。然而必须预先看到，从这种案子中是不能得到什么荣誉的。如果不是被告本人，有谁能帮助律师驳回起诉书呢？谁能指出，在那一大堆文件中，从哪里可以找到减轻鲍曼罪责的证据呢？谁能举出为被告辩护的证人的名字呢？
贝戈尔德一直相信，他的诉讼委托人在柏林的战斗中已经一命呜呼。他最希望在开庭审判的头一天就提议，宣布鲍曼已经死亡和审判停止进行（但这是过早的希望）。于是，他在11 月20 日上午十点整，多少担负着一点义务地坐在离被告席只有几米远的其他辩护人中间，同时等待着能够永远离开他的座位的机会。
到开庭这一天，在原来的二十四个被告中已减去了两个人。工业家克虏伯的名字必须从名单上勾掉。罗伯特·莱这个纳粹党全国组织部长和纳粹工会“德国劳动阵线”的头子，在接到起诉书和他的建议遭到拒绝后没过几天便在他的牢房里上吊自杀了。他建议：如果让他活下去，他出狱后将肃清德国人的反犹主义。贝戈尔德希望下一个将在名单上消失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