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伦堡大审判-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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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生活中非同寻常的回忆！VVVVVV！”
　　赫斯在审判会后有时表现很消沉。有一回他对吉尔怕特博士承认，他对有些在审判过程中被揭发出来的事不抱任何幻想了。吉尔伯特问他：“您经常说，您是想要和平的。您就从来没有试过把希特勒从战争的道路上引开吗？”赫斯沉思了片刻后说：“我不愿谈这个问题。”
　　1　月底，他和他的律师冯·罗尔沙伊特博士断绝了关系。因为这位律师把《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一篇专访给了他，这篇专访认为赫斯在草率地滥用信任和损害辩护人的秘密。由于罗尔沙伊特在一次事故中折断了腿，本来就不再来为他辩护了。年轻的慕尼黑律师阿尔弗雷德·赛德尔博士为赫斯充当辩护律师。这位律师同时还为前驻波兰总督汉斯·弗兰克博士辩护。
　　尽管赫斯获得像赛德尔这样算得上这次审判中最能干的律师之一的人，他还是情愿最好由自己辩护。其原因根据他妻子说是为了逃避检查官对第三者札记的检查：“赫斯先生掌握的材料可以说要比其他的人都好些，并且对每个事件都有现成材料，而请律师辩护他得先来了解案情。”赫斯不理解弗里克、弗兰克和卡尔滕布龙纳等几个被告，他们本人都是法律学家，干吗还要请律师代表自己？！
　　1946　年3　月12　日审判的午间休息时，在餐厅里发生了一桩戏剧性的事件：德语讲得很好的吉尔特大夫正在跟里宾特洛甫聊关于希特勒破坏的许多条约，吉尔伯特问道：“里宾特洛甫先生，您相信吗？为什么希特勒竟是这样一位骗子？”
　　赫斯跳了起来，用直挺挺的步伐和充满着怒火的眼睛威严地走到这个美国人面前，他作了一个立正姿势，稍微欠了一下身子，问道：“博士先生，一位美国军官能容忍一个德国人侮辱他已故的国家元首吗？”
　　“当然不会。”吉尔伯特答道：“要是他的国家元首不是骗子。”
　　“那末，我要求您不要对我们的元首作这种评论！”
　　吉尔伯特语塞了：“我只对你们外交官说。”
　　赫斯在一刹那间给人的印象是仿佛要找吉尔怕特决斗的样子，后来他突然转身并且坐下来。
　　对于同希特勒无关的一切事他都记不得了。他抱怨集中力差，使他记不清楚审判过程中的细节。有一天他忽然又忘记所有的事了。他的新的健忘症这回出现同那些令人感动的证人有关，这些证人是灭绝营里的幸存者。在那些日子里，被告中曾出现多起昏厥的事件。前帝国经济部长瓦尔特·冯克还哭了。
　　这回赫斯的记忆力丧失实际上又是假装吗？或者我们可以把它解释为歇斯底里的逃遁综合症的必然过程。作为发作的逃遁综合症的必然过程，遇到应正视的现实超过患者的承受力时就会发作吗？我们已经看到，假装忘秘、逃遁到忘记中是一种天生的保护性的必然过程。一遇患者不能再承受高度紧张的状况时，它就自然出现。
　　但毕竟赫斯的记忆力在当时是正常的。罗伯特·M·w·肯普纳博士（当
　　时是美方起诉人）曾经说过：“我能证明赫斯的记忆力在整个审判过程中是正常的。他曾在小纸条上写他的辩护提示交给其他的被告。并举出有关的书籍、文件准确的位置和发现地点。一个具有这样能力的人，可以说是具有卓越的记忆力的。”
　　无法解释清楚的是1946　年3　月14　日早晨发生的事情：在审判开始前，吉尔伯特博士告诉鲁道夫·赫斯，他过去的导师和朋友卡尔·豪斯霍弗尔教授和他的夫人一起选择了自杀的办法。
　　没有丝毫情绪激动的迹象，赫斯说，“有一位姓豪斯霍弗尔的人想在这里为我提供证词。但除此之外，我对他一无所知。”吉尔伯特想了许多办法，使他记起豪斯霍弗尔来，但都没有奏效。赫斯漠不关心地环视审判大厅，两臂交叉着靠在椅子背上。最后他冷冷他说：“我只希望，我的其他证人不要用自杀的手段来把人置于困难境地。”
　　一个记忆力未受损害的人，在听到他的最好朋友的死讯时能够做戏似地假装记忆力丧失，要不真的是神经错乱，或者至少说情感有毛病，因为他没露出丝毫动感情的痕迹。
　　吉尔伯特最后问他：他是否能回忆起他在开始审判时声称自己的记忆力已经恢复正常，并且在当时曾引起轰动一时的事。赫斯心不在焉地摇了摇头。吉尔伯特写道：“他又忘记了，忘记到把已忘记的东西再忘记的程度。”
　　在此事14　天以后，赫斯给他妻子写了一封十分清楚和有条理的信。信中谈到他对儿子将来的教育所作的考虑，在信的末尾他拿自己的官方通讯地址取笑说：“鲁道夫·赫斯，纽伦堡，‘军事战犯’监狱，VVVVVV。”
　　当律师赛德尔博士开始辩护时，赫斯为了陈述自己的事情，放弃为他提供证明材料。他的假释的保人——有前斯图加特市长施特勒林博士、恩斯特·威廉·博勒和赫斯的弟弟阿尔弗雷德——试图为他开脱罪责，否认赫斯领导下的纳粹党的国外组织是从事“第五纵队”的。第二天赫斯就忘记谁曾为他作证过了。
　　当3　月25　日赛德尔博士试图用一颗“法律的原子弹”对法庭的权威性提出怀疑时，赫斯漠不关心地坐在那儿。一个美国军官给赛德尔一份文件的抄本，它可能使整个纽伦堡审判告吹：这是1939　年8　月德一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外交协定的文本。在这份外交协定中确定了德苏瓜分波兰的分界线，里宾特洛甫曾就这份文件抄本的主要内容作过证。赛德尔还从弗里德里希·高斯（前纳粹外交部派驻苏联的大使，曾参加德苏友好条约的谈判）在那儿取得一份有关的证词。
　　赛德尔博士未获准读这份文件。主席决定，应先将文件从英文本翻译成俄文，并汇编进法庭官方的文件集中。赛德尔博士也不肯回答这份文件从何而来的询问。因此，这份文件被当作“材料来源可疑”而被拒绝了。同理，法庭也拒绝了这位能争辩的律师的请求，邀请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到法庭作证。
　　现在，那份秘密的外交协定的存在已经通过历史研究证实了。当时，那份未被批准的文件抄本曾使（至少说在短暂的时间里）苏联的起诉代表团陷于痛苦的窘境。
　　罗伯特·M·w·肯普纳博士曾说过：“实际情况是，赛德尔博士拿那份文件来为鲁道夫·赫斯辩护，虽然是这位律师的良好愿望，但对这位被告来说，不仅毫无益处，而且还可能有害，这就可能给这位被告造成危险了。”
　　肯普纳肯定地说，苏联人对这个施潘道最后的囚徒持毫不宽容的态度，就是由于那次对这个囚犯毫无益处，但对于苏联人来说却是一次十分狼狈的进攻的反击。
　　当3　月25　日赛德尔博士像一头狮子似的在法庭上作斗争时，他的委托人却坐在一旁摆出一副事不关已高高挂起的面孔，两眼死盯着前方。从这时起，他的思想离审判愈来愈远，他对周围发生的事愈来愈不关心了。
　　他的妻子劝他阅读美国人在慕尼黑出版的《新报》。该报上有些是非纳粹的德国新闻工作者的优秀分子写的东西。在一封信中伊尔莎·赫斯谴责她的丈夫说：“我们的许多男人生活在目前已经没有基础，只有从前存在过的短暂的世界中，这个世界已经不复存在，将来也决不会再有了。”
　　鲁道夫·赫斯回信说：“此外，我相信即使没有《新报》，我也能比大多数按规则地报道世界形势的人更能正确地看待事物。”
　　1946　年7　月25　日，赛德尔博士作了一篇在法律上来说是卓越的、生机勃勃的辩护词，文中他引用国际知名的法律学家的论述，逐条逐款地驳斥对他的委托人的起诉。这篇辩护词也有助于后来赫斯被宣布根据起诉书中的第三和第四点（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为无罪。而赫斯却呆若木鸡似地坐在那儿，律师的战斗对他来说似乎没有关系，他只不过是一个已感厌烦的旁听者而已。
　　8　月底，这位从前的副元首的记忆力似乎又正常了。他给家里写信说：“从你们的‘笑话’中，我看到你们从乐观方面去接受赛德尔博士的通告（我可能再度完全丧失了记忆力），在这期间你们肯定已通过广播知道了又出现了‘奇迹’和我完全控制住自己不流露自己的意识了，VVVVVV。这大概被称为我可能是神经锗乱或者处于‘荒谬的想象’之中。我希望，你们能从光明方面去看待这事。卡李（卡尔·豪斯霍弗尔教授）曾说过，为了一个伟大的目标，即使是在一段时间里被当做人民的叛徒，我再补充一点，或者被当作疯子的命运和忍受的一切，也给我带来了最新的、随着我那令人惊诧的命运而产生的笑料。面对这样的命运我不是失去控制，而是以沉着的微笑面对着我的厄运。我也将用同样的平静态度去迎接对我的宣判。。”
　　终于到了1946　年8　月31　日这个主被告作最后发言的日子。戈林发言后轮到赫斯，他先请求让他坐着发言，主席答应了他。然后，他抽出一大沓札记，开始作了一次奇特的、杂乱无章的讲话。除其他问题外，他还讲了：
　　“我的一些战友可以在此作证，我在开始审判时就曾预言：第一，这里将出现这些证人，他们在宣誓后作不真实的陈述。这样，他们便可给人留下绝对可靠的印象并获得最好的名声。第二，这样，法庭提出的代替宣誓的保证书中将会包含有某些不真实的证词，这是昭然若揭的。第三，被告们将经受一些德国证人的、令人惊异的意外事件。第四，一些被告可能表现独特的行为，他们可能无耻地攻击元首，他们可能使自己的人民增加罪责，他们可能互相推诿罪责，但这是错误的。而且他们甚至会给自己增加罪责，这样做同样是错误的。我所有的证词都是中肯的，至少对几十桩事件是如此。我的这些证词甚至涉及某些证人和他们代替宣誓的保证书。
　　“我现在的陈述不仅在这里，在审判开始就说了并且做了。而且早在审判开始前几个月，还在英国，在阿伯加文尼时，我就对和我在一起的医生约翰斯顿博士说过。就在那时候，我已经把我要说的这些话书面记下来了，这是人所共知的。
　　“1936　年至1938　年曾在德国之外举行另一次政治性审判，这场审判的特点是，被告们以令人惊异的方式相互指控别人犯罪，一部分人被逐个地定为战犯，这些人中有的是犯了罪，有的人则是被人作证他们犯有罪行的。当最后宣判别人死刑或对他们本身直判处以死刑的时候，他们狂热地鼓掌，为了使全世界震惊，一些外国的新闻发布官、报社的记者都这样报道：说人们得到的印象是，这些被告方被一种迄今未知的药剂弄得处于精神不正常的状态。因此他们的表现就跟下药者所控制的一样。从这件事情中，我回想起在英国时的某个机会，当然那时跟现在一样，我是没有可能获得有关审判的报道材料的。不过这里稍微好些，还有那些年的《人民观察家报》供我参阅。在查阅报纸时，我在1938　年3　月8　日那一期上发现了下面一段，这是一篇从巴黎发来的通讯，发电的日期注明是1938　年3　月7　日，现引述如下：
　　“大巴黎的《光明报》揭露了关于前面提到的在审判中使用药剂的事，这关系到一种秘密的药物。这条消息的原文是这样写的（我引用《人民观察家报》从《光明报》上转载的原文）：‘这种药物能保证让选中的牺牲者完全按照发出的命令来行动和说话。’“我强调指出，在《光明报》的这篇报道中不仅写了‘按照已给的命令来说’，而且也写了‘按照已给的命令来行动’。最后一点提到的按指令行动，这是闻所未闻的。它对解释迄今为止无法说明的在德国集中营里的人的行动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这些人中包含那些在囚徒们身上进行可怕的、残忍的试验的科学家和医生所能干出来的事。
　　“这种药物对那些人无疑地具有同样重大的意义：一种是发布过命令和指示去于集中营里的种种暴行的人，还有发布命令去枪毙战俘的人和搞私刑或者类似的暴行的人，甚至对元首本人，这种药物也会起同样的作用。
　　“我记得，证人米尔希元帅曾在这里作证，他的印象是元首在最后几年里精神上不正常。我的一些战友也曾在这里个别地、彼此不通气地对我说过，元首的面部表情和眼睛的神色在最近几年里那些凶狠的样儿，这是一种神经错乱的特征。我可以举出有关的同志来证明这点。
　　“我在前面已经提到，在英国的一次特别的机会促使我从当时的审判中想起这篇报告了。这个机会是，当我在监禁时，我的周围用一种独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