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伦堡大审判-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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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情况无疑都与事实相符：用来控告弗兰克的极大部分犯罪计划都是由警察去实施的；弗兰克与希姆莱曾在有关操纵警察的权限问题上发生过争执，而希特勒解决这些争执在许多方面是有利于希姆莱的。因此，在总督辖区所犯的某些罪行，弗兰克也可能并不知情，有时候甚至曾遭到他的反对。在总督辖区所施行的某些犯罪措施，也同样有可能并非出自弗兰克的本意，而应归于来自德国国内的命令。但是，以下情况也是事实：弗兰克自觉自愿地参与了对波兰实行的恐怖统治，采用各种方法进行经济压榨，致使大批人饿死；此外，他还把百余万波兰人当作奴隶劳工押往德国，并推行了至少使三百万犹太人遭到杀害的计划。结论：法庭根据起诉理由之一宣判弗兰克无罪，而根据起诉理由之三和之四宣判他有罪，并被判处绞刑。
纳粹德国冲锋队副总指挥绍克尔系按所有四条起诉理由被提出起诉。绍克尔于1923 年加入纳粹党。1927 年担任图林根大区领袖。1927 年至1933年曾为图林根邦议会议员。1932 年他被任命为图林根地方长官。1933 年5月出任图林根财政部长和图林根邦政府总理。他还获得冲锋队和党卫队副总指挥的头衔。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认为绍克尔犯有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1942 年3 月21 日，希特勒任命绍克尔为劳动力调配全权总代表，赋予充分“调动一切可供使用的劳动力，包括统一监督从外国征募的劳工和战俘”的权力。绍克尔奉命在四年计划的领域内开展工作。1942 年3 月27 日，戈林以四年计划全权代表的身份发布命令，委托绍克尔主管他的劳动力调配处的工作。1942 年9 月30 日，希特勒授权绍克尔，他有充分权力在各占领区任命全权代表，并为执行1942 年3 月21 日的命令“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鉴于通过以上命令所获得的全权，绍克尔提出了一项动员一切可供德国使用的劳动力的计划。
这项动员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依恃暴力有组织地利用被占领区的劳工资源。绍克尔任职后不久，就让各被占领区的行政当局颁布去德国服劳役的法令。根据这些法令，绍克尔手下全权代表依仗各被占领区警察当局的支持，把绍克尔命令他们必须完成的那部分劳工数额弄到手，并把他们运往德国。绍克尔利用“大批男女特务”推行所谓的“自愿”应征，“如同以往招募‘水手’的情况一样”。然而总的说来，除个别的情况之外，真正自愿应征的为数甚少。绍克尔在1944 年3 月11 日的自白就证实了这一点。他说：“在抵达德国的五十万外国劳工中，只有不足二十万人是自愿前来的。”尽管他现在辩解说，这种说法并不属实，然而他当初讲这番话时的情况与现在提交法庭的证据同样不容量疑地证明了，这种说法是与事实相符的。
这些不幸的奴隶劳工是以怎样的方式方法被集体赶到德国，他们抵达德国之后又发生了什么情况，这些都已经叙述过了。绍克尔强调提出，他对执行这项计划的越轨行为不负责任。他说，征集劳工的总数取决于农业和工业的需求；征集劳工是占领当局的作为，把他们运往德国是铁路部门的任务；在德国对他们的管理则应由劳动部、农业部、德国劳工阵线以及有关工业部门负责。他表白说，在他主管期间，他总是尽力给予人道主义待遇的。
然而，绍克尔无疑对奴隶劳动计划负有总的责任。在发生有关事件的时候，绍克尔并没有放弃他对那些地区的控制，可是现在他却打算让其他人单独承担这些地区的责任。各全权代表之所以拥有征集劳工的充分权力，正是出于他的命令，绍克尔本人常常去实地监督有关措施的执行情况。在征集劳工时所采用的残酷无比的方法，他总是竭力支持，因为这是完成劳工数额所必要的。
绍克尔的命令还规定，他负责将这些工人运往德国、负责把他们分配给企业主、还负责管理他们，实施这些措施的其他有关单位都由他指挥。有人曾把当时的恶劣条件向他作了汇报。看来绍克尔的主观意图并不主张采取血腥手段，他也不赞同希姆莱的那种通过劳动把人折磨致死的计划。他的态度反映在下面这项命令之中：
“对所有这些人的伙食、住宿和待遇应该是：在花费最低限度的开支下，使他们发出最大限度的劳动效率。”
绍克尔同样被判处绞刑。
奥地利保安和内政部长赛斯—英夸特系按所有四条起诉理由被提出起诉。赛斯—英夸特原为奥地利律师。1937 年5 月，在德国的压力下将他任命为奥地利国务顾问。他自1931 年起与奥地利纳粹党取得联系，但与该党的接触并不顺利，所以一直到了1938 年3 月13 日他才成为纳粹党员。依据1938年2 月12 日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会议上强加给舒施尼格的条件之一，赛斯—英夸特当上了奥地利的保安部长兼内政部长。
在奥地利的活动：赛斯—英夸特参加了德国占领奥地利之前最后几个阶段的纳粹阴谋活动。在德国入侵威胁的压力下，他被任命为总理。
1938 年3 月12 日，赛斯—英夸特在林茨会见希特勒，并发表了讲话，表示欢迎德军并拥护德国与奥地利重新合并。3 月13 日，由于他施加影响而通过了一项法律，根据这一法律，奥地利应成为德国的一部分。由于奥地利总统米克拉斯宁肯引退而不愿签署这项法律，赛斯—英夸特就取而代之。3月15 日，他的职称变为“奥地利总督”；同一天，他又被授予党卫队将军的头衔。1939 年5 月1 日，他出任德国不管部部长。
1939 年3 月11 日，赛斯—英夸特对普雷斯堡的斯洛伐克内阁进行了一次访问。他设法让该内阁宣布独立，而宣布独立所采用的方式与希特勒攻击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恰好合拍。在他担任奥地利总督期间，他剥夺了犹太人的财产。在他的统治下，犹太人被迫流亡，他们被夫入集中营或遭受屠杀。在他统治奥地利的最后一个时期，他与保安警察和党卫队保安勤务处合作，将犹太人从奥地利驱往东方。他担任奥地利总督期间，纳粹的政敌被秘密警察送往集中营，遭受虐待或被杀害。
在波兰和荷兰的犯罪活动：1939 年9 月，赛斯—英夸特被任命为南部波兰行政长官。1939 年10 月12 日，他被任命为弗兰克主持下的总督辖区的副总督。1940 年5 月18 日，赛斯—英夸特被任命为荷兰占领区总督。这样，他以此负责管理德国通过侵略战争所占领的地区，而对这些地区的管理正是德国进行侵略战争的生命攸关的问题。
赛斯—英夸特在担任波兰总督辖区的副总督期间支持业已生效的严厉的占领措施。1939 年11 月，他在总督辖区进行巡回视察时指示说：管理波兰的宗旨是，为德国的利益榨取它的经济资源。赛斯—英夸特也参与迫害犹太人的活动。他接到过开始执行特别绥靖行动的通知，该行动把大批波兰知识分子列为杀害的对象。
赛斯—英夸特担任德国驻荷兰占领区总督期间，为镇压一切对德国占领的抵抗采取了残酷的恐怖手段，这就是他亲自称之为“消灭”敌手的计划。他与地方党卫队的高级首脑和警察头目合作，参与枪杀因触犯占领当局而被逮捕的人质。他还把一切涉嫌敌视占领政策的人员送入集中营，其中包括牧师和教师。许多荷兰警察在威逼下被迫参与了这些行动，否则便要对他们的家属采取报复手段。荷兰法院也被迫参与推行这类计划。而当法院流露出不愿施以监禁时——因许多被监禁的人实际上已被杀害——，就大量使用警察速决法庭。
赛斯—英夸特在荷兰的经济管理方面毫不尊重海牙公约，他认为该公约业已过时。不仅如此，他采用了一种最大限度地利用荷兰经济潜力的政策，在奉行这种政策时完全不考虑会给荷兰居民造成的后果。公私财产横遭掠夺，赛斯—英夸特的命令却给这种作法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在他控制之下的荷兰的各种财政机构也通过阴谋手段支持这种作法。
赛斯—英夸特就任驻荷兰总督之后，立即开始向德国遣送奴隶劳工。在1942 年以前，还在口头理论上把去德国服劳役说成是自愿的，而实际却是凭借强大的经济压力和巨大的政治压力强迫去的。1942 年，赛斯—英夸特正式颁布了强制劳役令。为制止避不执行该命令的行为，他动用了保安警察和党卫队保安勤务处。在整个占领时期，共有五十万人被作为劳工从荷兰被送往德国，其中只有微乎其微的一部分人是真正自愿者。
赛斯—英夸特担任驻荷兰总督时所采取的第一批措施之一，就是发布了系列法令，这些法令迫使犹太人的经济状况恶化。此后又发布了几道命令：强令犹太人进行登记、强迫他们迁入犹太人隔离区并佩戴作为犹太标志的大卫星徽、间或把他们逮捕并关入集中营，最后按照海德里希的建议把荷兰的十四万犹太人中的将近十二万人集体押往奥斯威辛集中营进行“最后解决”。赛斯一英夸特供认，他知道这些人到达了奥斯威辛；但他辩称，他曾听到去过奥斯威辛的人说，犹太人在那儿的生活相应他说是不错的。他曾设想，把他们留在那里是为了在战后安顿新的居住区，根据证明材料和他所担任的官职，这种说法是难以置信的。此外，赛斯—英夸特还辩称，他对占领荷兰期间所犯下的许多罪行不能承担责任，因为这些事不是按照德国政府的命令干的，而是由不受他控制的军队干的，或是由德国党卫队或警察高级领袖干的，如他所说，这些事是直接向希姆莱报告的。的确，军队应对某些暴力行为承担责任，赛斯—英夸特在某些情况下也曾反对过某些部门提出的极其严厉的作法，例如他曾有效地阻止军队实行焦土政策，他曾迫使党卫队和警察领袖减少枪决人质的数目，这些也都是事实。但是，赛斯—英夸特还是自觉自愿地参与了占领荷兰期间所犯的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这也是事实。
结论：法庭根据起诉理由之二、之三和之四判决赛斯—英夸特是有罪的。而根据起诉理由之一他无罪。他最后被判处绞刑。
纳粹建造专家施佩尔系按所有四条起诉理由被提出起诉。施佩尔于1932年加入纳粹党。1934 年成为希特勒的建筑师和亲信之一。此后不久他任德国劳工阵线部长和副领袖办公室负责城市建筑的专员。他在1941 年以前一直担任该职。弗里茨·托特死后，他于1942 年2 月15 日被任命为托特组织的首脑和德国军备和军需部（自1943 年9 月2 日起改为军备和战时生产部）部长。1942 年3 月和4 月，又进而委任他兼任军备生产全权总代表和中央计划局成员，这两项职务均与四年计划有关。从1941 年至战争结束，施佩尔一直是德国国会议员。
破坏和平罪：法庭认为：施佩尔本来的目的并不在于发动、策划和准备侵略战争，也不在于为达到这种目标而进行密谋。他只是在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和在战争期间主管军备工业。在他主持德国军备生产时，其对扩充军备所发挥的作用与其他生产企业对战争所起的作用是完全一样的。但法庭认为，这种活动既不属于起诉理由第一条所指的参与策划侵略战争，也不属于起诉理由第二条所指的进行侵略战争。
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根据起诉理由第三条和第四条对施佩尔所提出的证据，只限于他参与强制劳工计划一事。施佩尔对这项计划并不负有直接的行政责任。尽管他主张任命一名安排劳动的全权总代表。因为他希望有一个能够以此处理劳动问题的中央机构，但是他在行政上并不能控制绍克尔。绍克尔是根据1942 年3 月21 日的命令由希特勒直接任命的，任命时明文规定他应对四年计划全权执行者戈林直接负责。身为军备和军需部长及四年计划
军备全权代表的施佩尔，在生产领域中掌握大权。他原来全权负责为陆军总司令部设计和生产武器。后来这一权力逐渐扩大到海军军备、民用生产，最后从1944 年8 月起也包括了空军军备。中央计划局掌握着德国生产的发展以及原料的分配和开掘等方面的最高权力，身为该局领导成员的施佩尔认为，该机关有权责成绍克尔，向它所控制的工业部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