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伦堡大审判-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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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克斯维尔一法伊夫：“谢谢。”
　　苏联首席起诉人R·A·鲁登科将军也负责这类问题的审问。
　　鲁登科：“我审问您，您要回答我的问题。您是应当了解这些事实的。”
　　戈林：“为什么说应当？我对这些事实要么了解，要么不了解。您充其量只能问我，但断定我了解情况未免太轻率了。”
　　鲁登科：“您必须进一步认识自己。几百万德国人都知道所犯下的那些罪行，而您却一点儿也不知道？”
　　戈林：“但是也有几百万德国人一点儿都不知道。你那是一种根本没有得到证实的说法。”
　　汉斯·贝尔恩德·吉泽维乌斯博士的证词使戈林受到又一次的反击。他是德国反希特勒抵抗运动成员，是为前德国司法部长、被告威廉·弗里克请来的辩护证人。他的证词有力地证明了戈林与罗姆暴动和弗洛姆堡事件的关系，以使戈林很不明智地试图让他的辩护证人施塔默尔博士给吉泽维乌斯施加压力，从而使他保持缄默。当这一企图在法庭上被揭穿后，戈林更加丢尽了脸。此外，吉泽维乌斯还力图把戈林与国会大厦纵火案联系在一起，沙赫特和施佩尔的证词对戈林的压力也很大。他的境况更为恶化，而且他对自己不再处于旷日持久的审讯的中心地位而开始感到无聊，所以他在法庭上时常抱怨坐骨神经痛，并在几次审讯中缺席。他向盖伯特博士诉苦说，所有人都同他作对，而且背叛了领袖的遗志。
　　6　月份，施塔默尔在他辩护的总结发言里尽了最大的努力，以挽回被告的名誉。他声称，戈林曾真诚地力图制止战争，他个人不能对希特勒的侵略政策承担责任；他只是为国家利益才掠夺艺术品，他并未参加把集中营扩建为死亡工厂的活动。最后，这位辩护人的结论是：“他对希特勒的忠诚毁了他自己。”
　　法官杰克逊勾划了一幅戈林的可憎形象：
　　“戈林所起的巨大的、多方面的作用在于他既是军人又是强盗。他到处插手。他利用他的冲锋队的彪形大汉使这帮人夺取了政权。为了巩固这一政权，他又阴谋策划、烧毁了国会大厦。他建立了盖世太保和集中营。如果需要干掉对手或制造丑闻，以摆脱桀傲不驯的将领时，那么戈林的手脚是在犹太人出境方面，他出谋划策，积极效力，他竭尽全力，把德国的经济用于战争，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这场战争的策划活动。他是仅次于希特勒而集全体被告罪恶活动之大成的人物。”
　　英国主要起诉人哈特利·肖克罗斯爵士从起诉当局的角度总结了戈林罪行：
　　“戈林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应负的责任是无法否认的。他把自己打扮成正人君子，但是在建立这个罪恶体系的人物里，他是除希特勒以外的最大的人物。有谁比他更了解发生的那些事件，或更有机会对事件的进程施加影响呢？他们领导纳粹国家的政府，逐步建立起旨在进行战争的各种组织，纳粹国家的政府，逐步建立起旨在进行战争的各种组织，阴谋策划侵略战争，实施暴政。这些事件都离不开纳粹国家各机构密切的配合。如果不是纳粹统治集团有计划地强迫军队执行命令，他们不会侵入异国领土，不会开枪，不会投炸弹，不会去建造毒气室，不会去驱赶受害者。在全德境内所犯下的，如今已昭然若揭这一系列罪行，必然涉及纳粹统治集团中的每个人，因为他们构成这一条锁链的各个环节。因为如果没有每个人的配合，侵略计划也好，大规模屠杀也好，都是不可能进行的。纳粹分子借以对领袖忠心效劳的领袖原则正是纳粹和这批人的创造。”
　　戈林在1946　年8　月31　日在国际军事法庭上作了最后发言。他在发言中提出两点。第一点，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种族屠杀问题，他说：“我在这里强调指出，我对这种骇人听闻的大规模屠杀表示最强烈的谴责，我对这种罪行完全不可理解。我愿再次向尊敬的法官先生明确他说明：凡是我有权力能够加以制止的时候，我从来没有下令杀害过任何一个人，也没有下令实施其他暴行。”
　　第二点是涉及戈林参与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压迫和剥削占领区人民的问题，戈林说：“我既不想也没有发动过战争。我尽了一切努力，争取通过谈判避免战争。在战争爆发之后，我尽了一切努力去确保胜利。。我信守我所作的一切，但我最坚决地否认说我的行为是受这样一种愿望所驱使：即通过战争去压迫外国人民，消灭他们，掠夺他们或奴役他们，或对他们犯罪，施予暴行。我的唯一动机是对我的民族的炽热之爱，是为我的民族的幸福和自由。为此，我请求万能的主和我的德意志人民为之作证！”
　　对他的这一呼吁无人予以理睬。法官们坚信戈林参与了纳粹政权的许多丧心病狂罪行。一个月后，国际军事法庭在1946　年9　月30　日和10　月1　日再次开庭，法官劳伦斯勋爵宣读了对戈林的最后判决：
　　“戈林是进行侵略战争的元凶之一，他经常、几乎是一贯起了推动作用，而且一贯紧跟希特勒行事，所以不存在减刑的可能。他既是政治的、也是军事的首脑。他是奴隶劳工计划负责人，也是制定在国内外镇压犹太人和其他种族计划的元凶。所有这些罪行他都供认不讳。他本人的供词足以证实他的罪行了。这种种罪行是骇人听闻的。根据全部材料，对这样的人根本不能宽有。”
　　戈林是被叫到审判大厅听取判决书的第一名被告。当审判大厅的同声翻译装置出现故障时，肃静紧张的气氛更为强烈了。法官和被告不得不等待技术人员排除故障。然后，法官劳伦斯勋爵宣判说：“被告赫尔曼·威廉·戈林！国际军事法庭根据起诉书所确定的你的种种罪行判处你绞刑。”
　　戈林通过耳机听到这一判决后，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此时，座无虚席的法庭也鸦省无声。戈林把耳机扔到桌上，转过身去，最后一次离开了法庭。“死刑！”他对在下面等着他的盖伯特说。戈林的双手微微抖动，请求让他自己一人耽一会儿，他的双眼流出了泪水。
　　在整个审讯过程中，戈林一直担心他的妻子和女儿。他被捕后，埃米·戈林也被捕受审，她被准许把女儿埃达留在身边。她一直被关押到1946　年3月。盖伯特博士在她被释放之后曾去看过她。后来还允许她与戈林通信。她被释放的消息使戈林在精神上稍许轻松了一些。自9　月中旬起，埃米·戈林也和其他犯人的妻子一样，可以在最严密的监视下去探望丈夫。当然他们间隔着一道金属栅栏。有一次探望时，她把埃达也带去了，然而这被证明是一次疏忽，因为戈林一见他的小女儿就昏倒在地。直到死，他都同其妻子保持着密切关系。在宣判死刑后，埃米被准许最后一次探望她的丈夫。
　　戈林曾要求他作为军人应以枪毙处决，不应蒙受绞刑之大辱。他的申请被驳回，戈林因此决定自杀。1946　年10　月15　日晚，他在自己的单间牢房里服了毒药。当看守发现情况有些不对头时，戈林已处于垂死挣扎之中了。请来的医生确认他已死去。这样，只好由里宾特洛甫来充当候死队的头目了。戈林的尸体与被绞死者的尸体一起被送去火化，骨灰随风飘散。
　　戈林是怎样躲过各种搜查而成功地把纳粹头目一向随身携带的毒剂胶囊一直隐藏到临死之前的呢？这个谜直到1967年9月由当年的监狱长美国人安德勒斯上校公布了戈林的诀别书以后才最后解开了。诀别书的日期是1946年10　月11　日。内容是：
　　“监狱长：
　　自我被俘以来，我一直把毒剂胶囊带在身边。在我被押解到蒙道尔夫时，我身上共有三粒胶囊。我把第一粒留在我的衣服里，以便它在搜查时可能被发现；第二粒在我每次脱衣时放在衣帽里，穿衣服时再随身带上。我在蒙道尔夫和在这里的单身牢房里巧妙地把这粒胶囊隐藏起来，所以它虽经反复彻底搜查也未被发现。在出庭时我把它藏在我的高统马靴里随身带着。第三粒胶囊现在还在我的手提箱中那个圆形护肤霜盒的护肤膏里。对受命检查我的人都不应为此受到指责，因为事实上不可能找到这粒胶囊的。这也许只是事出偶然吧。
　　赫尔曼·戈林
　　写于盖伯特通知我监察委员会拒绝我要求把行刑方式改为枪决的申请之后的片刻。”
　　第三节希特勒的继承人仅被判处十年徒刑
　　1945　年4　月30　日，邓尼茨收到了马丁·鲍曼发给他的一封电报：
　　元首己选择你为继承人，委托状现在途中，你必须采取一切应急措施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随后又收到另一封电报：
　　元首己死。你的任命已被确认。帝国长官打算今天前往你处，并将情况报告你。
　　就这样，邓尼茨出任纳粹德国总统。
　　一个月后，这位“千秋帝国”未任总统就结束了他富有传奇色彩的军旅、政治生涯。
　　1918　年10　月4　日，德国潜蜒“UB68”号巡航在西西里岛附近。艇长在夜间发现了协约国的一个护航船队逼近。潜艇立即浮上水面进行射击。命中了一艘轮船。接着，艇长下达潜水命令，天窗在几秒种之内就关闭了。紧接着，意外的事故发生了。。。
　　潜艇头部沉重，像一块石头似的直向海的深处下沉。水手们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如果不能设法阻止潜艇的下沉，水的压力就会把潜艇压碎。
　　深度表指向了九十公尺，当水手们惊惶失措的时候，艇长。发出命令，要把主水柜的空气充满。除此之外他没有其他选择。
　　压缩空气发出噬噬的声音冲进主水柜，并把水压了出去，艇身静止了几秒钟之后，如同离弦之箭似地向上冲去。浮出水面，暴露在敌人护航船队的包围之中。
　　潜艇立刻就被击沉。在获救人员之中也有“UB68”号的艇长邓尼茨。他虽然损失了一艘潜艇，但是他却发现了潜艇攻击的一种新方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邓尼茨是潜艇部队司令，后来出任海军总司令。1959　年，英国海军大臣肯宁安海军上将曾这样评论他：“我们首先应该知道，德国放弃了侵英计划之后，邓尼茨想出了什么绝招来征服我们。他那永不停息的战略，其要点就是以炸沉我们的商船为手段，达到慢慢地葬送我们的目的。他知道，大西洋是德国争取胜利的唯一战场，他极力反对把兵力分散于地中海，甚至北海。我要再次指出，这是唯一正确的见解。邓尼茨是继荷兰人德路特之后对英国最危险的敌人。”
　　毫无疑问，邓尼茨是一位有才干的海军军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优秀的潜艇指挥官，他把自己的丰富学识运用到了战场上。
　　1891　年，邓尼茨出生于柏林。他的父亲是一位工程师。他早在巡洋舰“布勒斯劳”号上实习时，就获得了初步的军事经验。他在魏玛的一所高中毕业之后，就入皇家海军任候补军官，在“赫尔塔”号上完成了舰上训练，最后毕业于弗伦斯堡一米尔维克海军学校的特别班。
　　“布勒斯劳”号曾在1912　年的巴尔干战争中与其他欧洲国家的军舰一道为保护欧洲的利益而被派往地中海。11　月初，“布勒斯劳”号开到小亚细亚，参加了对门的内哥罗的封锁行动，并于1913　年5　月被派往阿尔巴尼亚参加国际登陆军。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邓尼茨已是海军少尉。首先，“布勒斯劳”号在阿尔及利亚的波尼港突然袭击了正在装载的法国殖民军队。然后，又和“居本”号一道被转让给土耳其，成为土耳其海军的主力。舰上官兵担负了训练土耳其官兵的任务。直到土耳其加入了同盟国，这两条巡洋舰才归回原来建制。
　　邓尼茨服役的“布勒斯劳”号，曾轰击了俄国油港诺活罗西斯克的油库和十四艘俄国轮船，击沉过俄国战斗舰“俄斯特拉夫”，并于1915　年3　月初破坏了费奥多西亚的鱼雷制造厂。当“布勒斯劳”号需要大修时，舰上官兵被配属于岸上部队，担负防御英军在达达尼尔登陆的任务。邓尼茨则被派往驻加利波利的一个航空大队，在那里担任观测员和机场导航员。工作中成绩优良。
　　1916　年3　月，邓尼茨晋升中尉，9　月被调回德国并派往潜艇部队服役，直至1918　年10　月4　日因潜艇击沉而被俘。
　　潜艇被毁使他认识到，对敌护航船队的攻击不能仅靠两艘潜艇，而必须使用一个潜艇群方能成功。
　　这种想法虽然产生，但离实现还差得远。邓尼茨于1919　年7　月从英国的俘虏营被遣返德国之后，立即回到海军继续服役。他未曾忘却他的潜艇群战术，并为此进行了不断的探索。
　　邓尼茨于1921　年晋升上尉，被派到波罗的海海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