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中国制造的一年-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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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也没有发生。

　　好吧，确切地说，并不是什么也没有发生，但也差不多。新年过后几天，凯文开车去劳氏买射钉枪，买回了一把“台湾制造”。他汇报说，还有另外两种选择，一个是中国造，另一个是美国造，但美国产的那把没有他想要的功能。

　　“我想，既然‘台湾’和‘中国’是分开写的两种产地，买台湾的大概也不算错。”他说。

　　又有一个星期，我们全家去了家得宝，好让凯文买金属钩子，把工具挂在工作室的墙板上。他一直没个像样的地方做木工活儿，而我们的新房子，在车库旁边有个房间，能容他铺开工程，摆放设备。我带着孩子，在五金部赶上了他。他拿起一小袋金属钩让我看。




中国制造，别了，吾爱（14）




　　“这个没写是哪儿产的。”他说。

　　我把包装袋翻了个面。过了几秒钟我就找到了标签，几个小小的黑色字母，中国制造。

　　“没法子。”我说着，把口袋递给了他。

　　凯文转过头去，在货架上来回翻检。我牵着孩子走到园艺区，让他们坐在割草机上假装开车玩儿。过了片刻，凯文双手空空地走过来。

　　“只有中国钩子，”凯文说，“但我看中了一架墨西哥梯子，下回再来买。”

　　看来没买到钩子并没打消他的士气。

　　“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取车的时候他说，“工具多放在地上一年，也不麻烦。”

　　此外还有些太过微妙的事儿，非得挖开我的脑袋，才能看得见。我逐渐爱上了想出抵制中国货这个点子的自己，而且动了真情，爱得很深。外表上看起来我没什么变化，还是一个谦虚谨慎的实在人，诚如我老妈的培养。可在内心，我简直像个摆谱的大明星，叫人消受不了。我开始相信自己那套吹嘘。过去几天不断回荡在耳边的赞许声，像首歌儿般在我脑海里唱了又唱，我真舍不得这绕梁的余音啊。最叫我受用的一句话，是个熟人对我说的，她侧过身子告诉我，“要是像你这样的人再多些就好啦。”是啊，我顺理成章地想，要是像我这样的人再多些，我们就能拯救世界喽，顶不济，也能拯救一部分美国人的工作吧。

　　这天，我坐在沙发上发白日梦时突然想起，抵制中国货的灵感其实并不完全是我想出来的。考虑到我当时的思想状况，意识到这一点可真叫我有些吃惊。犹如是晴空打了个霹雳，我渐渐想起，抵制活动的精髓，属于美国中西部一个叫佩吉？斯麦德列的陌生人。

　　我在《华尔街时报》的头版上读过斯麦德列太太圣诞前夜的故事。标题引起了我的注意：“圣诞节禁令：一位母亲在圣诞树下抵制中国”（2004年12月24日，记者乔纳森？伊格）。故事说的是圣诞节礼物大采购期间，斯麦德列太太尽量不买中国商品，只买美国造。

　　放完假上班之后，我在一大摞旧报纸里翻翻检检，坐下来把这故事重新读了一遍。斯麦德列太太和她丈夫戴夫，很不满意把美国人的工作岗位离岸外包给中国的做法。“我知道，要是你都沦落到上街宣传的地步，谁都会以为你走投无路了，”故事引用她的话说，“但你总得动手试试看啊。”为了买到棒球、靴子和喝葡萄酒用的玻璃杯，斯麦德列太太在一家又一家的大卖场淘宝。她打开盒子，对比标签，在圣诞节到来之前耗光了无数汽油。她花的大部分心血得偿所愿，连美国产的棒球都给她找到一个。当然也有空欢喜的时候。她找到一套美国产的大富翁游戏，可发现盒子里的骰子居然是中国造，于是退了货。最后她只好买了一张高速公路费预付卡送给丈夫当礼物，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心头忍不住一颤。这故事让我很着迷，可读完之后我却几乎全忘了—直到现在才想起来。我以为抵制中国的念头全是自己想出来的，可再次读了这故事之后，我才发现它来自斯麦德列太太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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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班之后，我决定给她打个电话，征求一下她的建议。根据现有信息找出她的联系方法很容易，几分钟之后我就拨通了她的电话。斯麦德列太太声音友善，带着几分明显的中西部鼻音。待我说了自己的想法之后，她坦率地发表了意见。

　　“你恐怕会碰到些麻烦，”她说，“累个半死。”

　　她列举了一长串可能出问题的地方。填充玩具、游戏用品、鞋子、各种塑料制品，都可能给我带来麻烦；大部分家用电器都别指望了；想买iPod也最好断了这个念头；电视游戏，更加没有可能。

　　“所有的电视游戏都是中国造。”她说。

　　我手忙脚乱地把她说的写在笔记本上。

　　接着，斯麦德列太太又提出了一长串让人头痛的问题。

　　“你只想买美国货？那些跟我们建立了自由开放贸易关系的公司的产品，你会买吗？产品里有中国造的元件怎么办？要是零件是中国造，但在别处组装，这怎么算？”

　　她提醒我，要小心那些声称贩卖美国产品的网站。

　　“根本靠不住，”她说，“产品目录也不行，因为你必须亲眼检查产品是哪儿造的。有时候盒子上写的美国造，内里却说是中国制。不是谁都会像你那样仔细检查盒子里头的。为了这，我还跟售货员吵过架呢。”

　　跟斯麦德列太太通完电话，我整个晕菜了。中国造的元件？我根本没想这么复杂。而且，美国跟哪些国家建立了公平开放贸易关系呢？她提到了瑞典和日本，但我真不记得上一次在我们家产品标签上看到这些名字是什么时候了。斯麦德列太太只买美国货的努力，叫我好生敬佩，但我担心，在未来12个月里，我们无论如何达不到这个标准。

　　斯麦德列太太还有许多有利的地方，因为她把重点放在节日礼物上，而不是要过一整年日子。况且她丈夫戴夫是个很容易满足的人，妻子送他高速公路付费卡当礼物，他也照样欢天喜地。而我，必须把我家那个“最薄弱环节”安排好，在圣诞节收到付费卡，他肯定受不了；在我们长达16年的婚姻中，我从来不曾攻克他的意志。想想看，要是我鼓足勇气建议他把咱家的新年愿望改成只买美国货，他脸上会是什么样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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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坐在桌子旁边，目光茫然，思绪纷乱。接着，我拿定了执行决议：我们不管什么自由开放市场，不管什么友好贸易关系，不管什么中国元件，只看盒子和标签上写的产地。我也许不会在商店货架上打开盒子仔细看，但要是回家之后发现包装里头是中国造，我会退货。圣诞节后两天我们坐在沙发上拿定的那个主意，已经够有挑战性了。

　　我们不买的只有一样：标签上写着“中国制造”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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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碰到的头一道障碍，出现在凯文打算给维斯造个木头赛车的时候。马丁？路德？金诞辰那天，孩子们放学回家，貌似正适合来个父子共建项目。

　　凯文朝门口走的时候，对能否成功心存疑虑。

　　“我已经知道塑料轮子都是中国造了，”他说，“所以我打算改用木头轮子，再买个木销子，自己动手锯断。”

　　他的第一站是我家附近的木工店，那是一家粗陋的仓库，我去过，从地到天都摆的是中国产品。

　　“好运！”我跟在凯文身后说，这事儿没点运气可不行。

　　“记住，爸爸，不要中国造。”维斯接茬儿道。他不清楚什么是中国造，但知道这是个不能买的东西。

　　过了半个多小时，凯文回来了，有点泄气，但脸上还能挂着笑。他极为详尽地把外出经历一一道来。如他所料，木工店里的所有东西都不能买，包括售价一美元一根的中国造木销子。接着他开到本地的五金店，找到一根售价五美元的巴西造木销子，还在一个空柜子里找到若干钉子，售货员赌咒发誓说是美国产。

　　“可他似乎回答得也太快了一点，”凯文说，“我觉得他是在说谎，他只是想做成生意而已。我觉得他的话一句都信不得。”

　　话毕，他消失在工作间里。

　　等他一个小时后再度现身，微笑消失了。他的确给维斯做成了一辆车，此事不容否认，但要让我说点恭维话，那简直是太为难了。维斯看了一眼，大声说，爸爸给他做了辆“铅笔车”。我觉得它更像根木头棍儿。维斯似乎不太热心，可等他们爷俩一起坐在厨房的地板上，把小车涂成了蓝色，它却显得有了几分复古的魅力。凯文用螺丝刀把木头轮子上好，趴在地上把小车往前一推。它滑行了几尺远，接着歪到一边停下了。维斯什么也没说—他用不着。甚至等苏菲摇摇晃晃地走过来，把小车拾起来，他都没吭声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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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苏菲说。

　　有时候，你很难取悦一个21世纪的小男孩，尤其是你连一套中国造的轮子都没有。

　　第二天，一边的轮子裂成了两半。我瞅了个没人看见的空子，把小车捡起来，塞在了厨房顶上专装杂物的抽屉里。据我所知，它至今仍好好地待在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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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中国的日子，倒也有些好处。有个多雨的下午，我们在塔吉特，凯文飞快看了一眼收银台旁边的放屁垫子的标签，然后极不情愿地把它放了回去。他又在其他几个柜台前逛了几圈，也两手空空地回来了。市场上大部分的玩具，我们都不必掏腰包了。再没有什么尖头塑料恐龙，寸把高的玩具建筑工人，或者色彩鲜艳的戏水玩具。我们得靠现有的东西应付过去。

　　然而，抵制中国货还是有不少危险—包括社交风险。

　　一天晚上，我小姑子惊恐万状地打来电话，她说，她刚发现自己留在我家门口、庆祝维斯小手术成功的礼品盒里有两辆中国造的小摩托。

　　“我真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她说，“太对不住了。我没看它们是哪儿产的。我完全忘了。要不要我去把它们退掉换个别的？”

　　隔了不久，邻居拿着一盒糖果过来拜访。

　　“新泽西产的，”她边说边把盒子递给我，“我看了标签。”

　　我大吃一惊。我一直觉得我是挺能克制自满情绪的人，可显然我估计错了。我一心忙着琢磨自己干的事，也就是不买中国货；可我却完全忽视了周围人在干嘛—他们在忙着买中国货。在制定新年游戏规则之前，我压根没想起礼物这档子事，这可是我家中国产品的一条重要来源啊。

　　有那么一刻，我用了点劲才站稳。

　　“你没必要留意标签啊，”我告诉小姑子，“我们不买中国货，并不意味着你也不能买啊。这就跟我吃素，不等于大家都得吃素一样啊。这是我们的计划，跟你无关。我们可没打算告诉大家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但难道你不想把中国东西隔在屋外吗？”她问，“让我把摩托车拿回来吧。我再去找点别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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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张口结舌。

　　“你不必刻意这么做。”我说。

　　“真的？你肯定？”她问了至少五次。“我可以把它们拿回来，你知道的，一点儿不费事儿。我当时肯定是脑袋进水了。”

　　我再次宽慰了她一番，但挂断电话时，她还在不住地道歉。

　　对邻居我也说了同样的话，但她根本不买账。

　　“我们可不想担上破坏你实验的罪名。”她这么说。

　　我常常在无意之间得罪人。几天前，我在一家小咖啡馆吃午餐，到柜台前等着付钱。店主指着一柜四月狂欢节的主题首饰叫我看。我相中了耳环和手链，就近拿起一副耳环细细端详了一番。之后用手把它翻了个面，瞅了一眼背后的标签。

　　“是不是挺可爱的？”店主问我。

　　我点点头，接着做了一件很不明智的事：我多嘴了—唉，我早就知道不该这么做。

　　“真遗憾，我不能买。”我把耳环放回架子，有几分抱歉地说。“我今年不能买中国货，这是我的新年愿望。明年我再来关照你吧。”

　　店主眯缝着眼睛。

　　“嘿，要是像你这样的人不肯帮忙，那些中国三岁小孩儿怎么过活咧？”

　　我摸不准她是不是在开玩笑，但我打算不管了。我做出一个蒙娜丽莎般的微笑，示意我明白了她的要点（我当然没有），接着怪不好意思地付了饭钱，逃到一张桌子背后坐着。代卖中国器具的店主（我估计她那些东西都是中国造的）肯定不欣赏我的计划，自然也不会喜欢我那副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