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中国制造的一年-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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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企业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使“日本制造”成为高质量的代名词，让世界各国消费者由衷地接受丰田、索尼、佳能、东芝、松下、本田、雅马哈这些日本产品。
在经历过这场让中国企业草木皆兵的中国产品的信任危机后，日本、韩国企业家们为改变自己的产品形象所做的努力值得中国企业家们深思。
在这个“除了阳光和空气外，不拥有任何资源”的国度，日本人学到了戴明的管理哲学，日本企业采用了“质量是最好的公关”思维。日本企业不仅采用了戴明的全面质量管理，还发明了精益管理等等一系列控制质量和成本的管理方法。低成本在这里又有了新的理解，“重视品质的管理反而制造出较少的不良品，因而成本也较低。”（戴明语）
“中国制造”需要赢得尊敬（3）
此后，大到丰田车，小到随身听、电饭煲、Kitty猫，都成为美国家庭无法拒绝的产品。日本产品的形象在美国消费者心目中得到彻底的改观，甚至今天很多美国人都认为，日本产品质量已经高于美国同类产品的质量。今天丰田汽车追求零缺陷的“精益管理”，已经成为全球管理界争相学习的管理范本。日本企业用质量度过了质量危机，进而又用品牌进一步抓住美国消费者的心。有数据显示，丰田公司在美国本土的广告等营销费用都已超过美国本土最大的汽车厂商――通用汽车。
日本企业通过质量和品牌不仅使自己在美国市场幸免于难，甚至打败了本土产品，获得了得天独厚的市场优势。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又是面临怎样的现状呢？
以往我们最好用的武器，比如，低成本的劳动力和环境的成本，现在处于剧烈的变化中。而以往我们不重视的因素目前被日益关注，比如，汇率。
最近公布的一份权威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内地已经是世界工资增幅最快的国家之一，虽然这个数据并不代表制造业的工资水平，但显然我们不得不承认低成本的劳动力优势已经后继乏力。当人民币升值效应从今年开始兑现，对于出口企业又是一把高悬的达摩克利斯剑。在全球化进一步加剧的今天，当我们吃尽了人口红利的老本，当汇率等外部因素更加市场化时，练就内功不失为一条唯一的明智之路。
萨拉的故事可以让中国企业窃喜的是，发达国家对很多“中国制造”的依赖已成定势，比如中国鞋产量已占全球鞋产量的70％，像打火机这类的小商品更是占据了百分之分的市场份额。虽然萨拉在离开“中国制造”一年后，与“中国制造”重归于好。但是大多数美国人和萨拉一样都是怀着这样一种心态，“我对中国制造有些反感，但我更想省点儿钱。”
目前萨拉们的最终选择还能给中国企业带来些许欣慰，因为全球化是萨拉们不得不接受的一种生活。但是我们必须设想，只有有一天，中国企业通过质量、口碑、品牌真正赢得了萨拉们的心，目前让中国企业生不如死的反倾销、反补贴等等贸易障碍才会不攻自破，到那时中国企业也就真正成为世界全球市场的新贵。因此，对当今的中国企业家而言，萨拉？邦焦尔尼的这本《离开“中国制造”的一年》，不失为一堂生动且具实践意义的客户体验读本。
引子（1）
2005年1月1日，全家开始了一场为期一年的抵制中国货运动。我们想试试看，不靠中国—这个全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我们得用多大的意志力和创造力才能活下去，甚至于到底能不能活下去。我知道，为了加速经济发展，中国需要像我们这样的消费者，可我们也真的需要它吗？
当时，我们对日后将要面临的局面，委实毫无头绪。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电视机、DVD播放机、手机、鞋、衣服、灯具和运动器械生产地。全美进口的电视游戏和节日装饰用品，中国出产的大概占了95％；美国售卖的洋娃娃和填充布玩偶，基本上百分之百都产自中国—对像我们这样有年幼孩子的家庭，离开中国，简直太不方便了。
低工资、货币调控、政府补助，使得中国快速成长为世界日用品的头号生产地。一家中国工厂，只要有5万多名手脚麻利、精力充沛的员工，其产能之强，简直叫人觉得不可思议。由于中国的竞争，已经有200万美国人丢了工作，但面对中国销售来的产品，我们却还是克制不住要买的欲望。中美贸易逆差连续创下记录；到我家开始抵制行动的2005年，该数字增长了25％，达到了2016亿美元。
我们逃离“中国制造”的行动，以一连串的家庭琐事展开序幕。对我来说，抵制中国制造，意味着不断安抚我愤愤不平、想要造反的老公，外加屡次让小儿子的心愿落空。想买些诸如生日蜡烛和鞋子一类的寻常物件，也成了分外折磨人的事情。要是有什么东西坏了，立刻会引发小型危机。朋友和陌生人对我们的抵制行动看法多多，也乐意说出自己有什么样的想法。有些时候，抵制行动叫人头大，但更多的时候，它也很有趣。倒真被我料中了—这是一次历险。
此外，抵制行动还有些别的意义。多年来，我总是靠着一杯咖啡加一份《华尔街时报》，拉开美好一天的序幕。有关中国的报道，我总是认真阅读。身为一名商业记者，我总是竭尽全力，弄清自己写的报道反映了什么样的全球经济动向。可事实上，中国远在7000英里之外—太远了，看不到，也没感觉。抵制行动让我重新思考中国与我之间的距离。在死命把“中国”推出全家生活的过程中，我惊讶得眼珠子都快弹了出来—中国竟然已经靠得那么近了！
引子（2）
我开始把我在商业版上读到的“中国”，跟我在生活里接触到的“中国”联系到一起。读到中国纺织品泛滥全美，我就冲进商场翻检货架，亲眼看看它到底是真是假—是现实，还是全民偏执。在杂志上看到沃尔玛说减少了对中国产品的依赖，我立刻动身前往附近的沃尔玛超市做调查，指望能逮到这位零售商在说谎。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似乎突然之间变得真切、亲近起来。
我与中国之间的新联系，引出了“抵制中国”之前没料到的另一个好处—我变成了消费者。我开始留意自己所做的选择。较之数十年来在商场盲目地穿梭游弋，购物突然之间有了意义。这个转变，令我感到十分满意。到了年底，我琢磨起两个新问题来：没有中国的生活，我们能一直过下去吗？我们愿意这么做吗？
书中所写到的事件，全都是真的。书里的出场人物，就是我的家人。我们的故事，放到出离复杂、深奥且庞大的全球经济中，不过是沧海一粟。我但愿读者们能凭借我家的经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中国是怎样无声无息地改变了大家的生活；我们身为消费者所做的选择，是怎样造就了中国，还有我们自己，在世界中的地位。我一直觉得自己不过是全球经济中的一只小蚂蚁—现在还是这么想，但抵制活动令我看到了以前忽视的一些东西。放到世界范畴里，我是个无关紧要的小人物，但我仍在做出选择，而中国，既限制，又扩大了我的选择范围。我希望我们的故事，能让读者仔细看看自己到底能做哪些选择。
我回想起抵制活动刚开始时的片刻疑虑。或许，“中国制造”并没有遍布我家的每一个角落（虽说，在2004年圣诞节后的那个阴暗下午，情况好像正是那样）；或许，这一切无非是我的幻想；或许，我们根本不该冒这次险，毕竟，我们宁静的美国生活，跟地球对面的中国，到底能有多大关系呢？
答案很快就会揭晓：关系大着呢！
中国制造，别了，吾爱（1）
在一个阴沉的星期一，我们把“中国”从家里请了出去。那时，圣诞节刚过两天，孩子们在楼上酣睡。当然，我说的“中国”，不是地球对面那个国家，而是所有标着“中国制造”的塑料制品、棉制品和金属制品。已经有的“中国”，我们留着，但我们打算再也不往家里添置新的了。
这倒不是中国的错。它用无数廉价玩具、器皿和鞋子，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不少欢声笑语。我有时候也担心美国流失的工作岗位，可在我家，价格便宜就是无上的美德。中国产品，让我们无力抵挡。但在这个阴沉的下午，我坐在沙发上，环顾节日后乱得一塌糊涂的家，后背猛然冒出一股不安的凉意来。照理说早就该注意到，可我直到此刻才发现—“中国”占领着我的家！
“中国”，在DVD播放机上散发着幽蓝的光；中国，在客厅一角圣诞树上垂下的灯泡和玻璃球上闪闪发亮；“中国”，在我脚下的条纹袜子上蹭得我脚痒痒；“中国”，躺在门口那一堆脏鞋上，透过红发洋娃娃的刺绣眼睛，打量着周围的世界，还用中国造的咀嚼玩具，逗弄着我家的狗；“中国”，从钢琴上摆放的台灯洒下一轮黄色的光晕。
我赶紧从沙发上起身，清点起圣诞节礼物来，并把它们分成两大类：中国，非中国。清点结果，中国，25；非中国，14。我想，儿童特别节目真该更新一下地理知识了。圣诞老人的小矮人们并不是在冰雪覆盖的北极作坊里干活，而是在远离咱家乡海岸至少7000英里的工厂里工作。圣诞节，孩子们一年到头盼星星盼月亮般盼来的一天，原来竟是个中国节—要是不算去教堂，或者看电视转播教皇做午夜大弥撒的那个钟头的话。如此细细琢磨一番，事情似乎已经失控了—突然之间，我想把“中国”给请出去。
想要彻底驱逐“中国”，为时已晚。要是把我们已经抬进家门的“中国制造”全扔了，我家也就差不多空了—就跟院子里那棵垂死柠檬树的干枯枝条一样，只有零零落落几片叶子。不光如此，丈夫凯文铁定会杀了我，虽然他是个很包容的男人，但也有底线。但我们还不是中国巨轮上的螺丝钉，至少现在还不是。我们可以不再往家里添置中国造，我们可以摆摆手说，不用了，谢谢你，家里的已经够多了。
中国制造，别了，吾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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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文一脸焦虑。
“我觉得不可能，”他边说边把客厅扫视了一番。“至少现在不行，你可别把孩子们也搅进来。”
他坐在沙发另一头，搅和着一杯中国茶，似乎还有点没回过劲来—为了帮儿子装配新的中国玩具火车，他一直忙活到了圣诞节凌晨。他脸色苍白，两天没刮的胡茬挂在双颊。我找了个空子，打破这片刻的安宁，把我的想法抛到他面前：从1月1日开始，整整一年，咱们抵制中国产品。
“中国玩具，中国电器，中国衣服，中国书，中国电视机，统统不要。”我说，“整整一年，什么都不用中国造的，看看行不行。这就是咱们的新年计划。”
他看着我，眼神儿迷离，咂了一口茶，转过头，视线落在客厅对面的空墙上。我本来指望能立马做通他的思想工作，但现在看来，得花上点儿工夫。
“就好像是玩躲猫猫，”我说，“只不过是反过来而已。”
凯文若有所思地扳起了手指头。他小时候是菲尔兹的狂热粉丝，为了看菲尔兹的电影，他会翘了下午的课，专门赶到洛杉矶市区外收看地方电视台。16岁，他高中休学一年，搬到阿拉斯加，在一个流动嘉年华找了份工作，做掷角子游戏的服务生，开旋转木马的是个蹲过牢房的江湖油子，教得凯文一嘴行话。后来凯文又搬回加州，上了社区大学，花了8年时间，学哲学，学体育，学木工。
凯文身体里流动的是叛逆的血。他老爹是个激进的政治煽动家，在学校组织工会，到了周末，就去安萨玻里哥沙漠裸奔玩儿。我盘算，要是能撩拨起凯文的叛逆神经，大概能动员他上我这条抵制船。
“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对他说，“咱们家连微波炉都没有，电视也才13寸。我们早就是公认的怪人了，朋友们都觉得像我们这么过日子是发疯，可我并不觉得生活少了什么。再加上个不用中国货，能有多难呢？”
凯文继续盯着墙。我继续怂恿。
“我们老是说，如今的美国，啥也不造了。”我一边说，一边挥了挥胳膊，“我们都说过100万次了。你也说过100万次了。难道你就不愿意亲眼看看这是真是假吗？”
中国制造，别了，吾爱（3）
话一出口，我就知道自己磕在了马腿上。凯文扬起眉毛，撇了撇嘴，夸张地做出个愁眉苦脸的小丑表情。他张了张嘴，似乎是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