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中国制造的一年-第1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老妈逼我动了手，我决定拔掉它。我飞快地一扯，把头发装入一个塑料口袋，放到了我书房的书架上。这真是可笑、荒谬，根本不像我平常的行事作风，可我告诉自己，这是一辈子只碰得到一回的事，是科学怪癖，是对我们抵制活动的冷嘲热讽。张先生似乎总像是遥远历史里的一段失真细节，可他就在这儿，以肉体的形式—姑且这么说吧—附在苏菲的头皮上，尽力最后一搏。我们以后再也不会目睹到这样奇迹。

　　过了几天，我又在苏菲的发际线看到一根中国头发，跟前一根一样，漆黑、不容置疑。我决定把它留着，我已经有证据了，这一回，尽管由张先生去找乐子吧。

　　ゥゥゥ

　　没有中国制造的生活还是有些好处的。穿越客厅的时候，赤脚踩在硬邦邦的玩具上，痛得我大叫一声—这种事，我已经好几个星期没碰到了。从前至少一个星期碰到一回。房子里也不再那么乱糟糟了，因为原先的玩具、衣服扔进柜子之后，我没用新的中国商品把地方又占满。当我发现复活节玩具市场并未完全抛弃自己之后，内心充满了力量。我买了一盒子墨西哥产的糖果复活节彩蛋，盒子封面上写着激励人心的口号，比如“远离毒品”，“重视教育”。我们用墨西哥彩蛋和去年剩下的几个中国蛋玩了找蛋蛋游戏。复活节，本年度的第一个中国节，过得很成功。

　　不过，我碰到一个与抵制相关的新问题：晚上在书房工作，我看不见了。原来的台灯熄火了，由于家里台灯短缺，我在其他房间找不到闲置台灯备用。于是，在截稿期即将到来之前，我坐在漆黑的夜里，就着电脑屏幕的光亮，照亮我的稿子。我尝试了诸多解决办法，包括把眼睛凑得更近一些，用手电照亮书本上记的笔记，但这些补救方案都不能令人满意。我需要一盏台灯，而台灯产自中国—这是我在本地商场连续逛了好几个下午之后得出的无奈结论。




崛起和中国（10）




　　一天早晨，我无聊地翻阅着邮购目录，碰到了一个小小奇迹。我瞅见了一盏好看的台灯，价格也合理。产品描述上并无“进口”字样—我知道，在邮购目录上，“进口”几乎跟“中国制造”是一个意思。我打了客户服务电话，询问这盏台灯的产地。

　　“美国。”客户服务人员告诉我。

　　我惊讶得差点把话筒掉了。

　　“我买了。”我说。

　　正常而言，买一盏台灯并不值得大肆庆祝，可几天之后，联合包裹公司一辆棕色的卡车突地停在我家门口，我立马从办公椅上跳了起来，冲出了前门。等一进屋，我就扯开了盒子，弄得客厅地上满是塑料泡沫。可接下来我看到的东西，令我如同掉进了冰窟。盒子上方，是一个大的透明塑料袋，里面装有一根金属细弯杆。袋子外头，用黑色的大写字母，清晰地标着“中国制造”。我有点失望。不，我太失望了！

　　我蹲下来翻检着盒子外面。“美国制造，”上面这么写着。噢，不完全是，我想。我心情沉重地弯腰收拾着地上的泡沫塑料，好把盒子重新装起来。在退货单上，我写的原因是“产品描述与实物不符”，因为描述上说它是美国产。接着，我把盒子放在门口，打算改天把它寄走。现在就去寄，我可真没那精气神儿了。

　　过了几天，盒子还在门口，成了随手扔广告信件和孩子外套的好地方。我告诉自己，我没去寄它是因为我没时间，但实情是，我一直在做激烈的思想斗争，要不要留着它。说不定，使用中国零件，是制造台灯（或称之为台灯的大部分）的那家公司节约成本、保持竞争力的唯一方法。要不是靠着这少数的中国部件，说不定那公司早就四脚朝天垮台了，要不就是整个搬到中国去开厂了—就好像其他所有公司一样。

　　“留着它。”凯文不耐烦地听完我的自言自语，说道。

　　他不能动摇我的决定，可我知道谁能。我找出洛杉矶灯具制造厂的电话，向他们解释了我的困境。灯具厂的那人一开始有点怀疑，但很快变得热心起来，给我快速上了一节灯具课。他告诉我，十多年前，美国有几百家灯具制造厂，光是南加州就有40来家。可如今，他觉得全国只有四五家了。




崛起和中国（11）




　　“百分之百是中国的原因。”他说。

　　他的公司能撑这么久，多亏拥有它的是一个家族，而不是热心期待获利的股东，而且，它专攻大型灯具，不太适合用集装箱的方式运输。他对残存的美国灯具公司做了现状报告，向我指出：迈阿密的一家高端灯具厂，“饭都给中国人吃光了，”因为中国人是制造物美价廉玩意儿的大师。我问他台灯盒子里的中国零件是怎么回事。他说，那是因为太多工厂都关门了，所以弄不到美国产零件。比方说，灯具开关全都不是美国造了，他说。

　　“没办法，你只能到海外采购零件。”他告诉我。

　　我们挂了电话，我坐着寻思台灯。或许这算不上一个天崩地裂的新发现，但想到这世界上再也没有美国制造的台灯了（至少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是如此），感觉还是很怪。门口盒子里的那盏灯，大概是如今能到手的最“美国”的灯了，但，跟我女儿苏菲一样，它是一盏混血台灯，用了中国制造的关键零件。一丝悲哀涌上心头，就像从前发现美国产网球鞋成了历史遗迹一样。我若有所失，却又不清楚失的到底是什么。

　　我留下了台灯，因为我判定盒子上的“美国制造”战胜了里面的“中国制造”。这并不是一个令人完全满意的决定，我真希望能有本抵制指导手册来照着做，因为，边干边订规矩的一大问题是，你没法确信你所做的决定，到底图的是方便，还是出于内心的信念。总而言之，没时间再在台灯上多耽搁时间了，凯文把秘书送给他的那副太阳镜又弄丢了，他威胁要造反了，还发表了一通令人担忧的宣言，说他想给孩子们买一套充气游泳池放在后院。他说的不是“想要买”，而是“他要买”。如果你跟我一样，知道这年月充气游泳池都是打哪儿来的，你肯定也会觉得这句话是个不祥之兆。




制造异议（1）




　　我仍然记得当初猛然醒悟自己打心眼儿里想嫁给凯文的那一刻。那时我认识他已有几个月了。我俩跟一位朋友坐在夏威夷怀基基的海滩上，他正逗着从旁边海滩逛过来的一个小男孩儿玩，他俩一起从沙滩里拾贝壳，好看的就留下来堆在一旁，不好看的，就扔回大海。

　　朋友唠唠叨叨地讲着跟男朋友之间的麻烦，还有一件超悲伤的趣事，但我却无法集中精力听她讲。凯文逗小孩的高超技巧，老叫我分心。每次他说一只贝壳“好丑！”，小孩就兴高采烈地尖叫起来，动作夸张地把它抛进浪涛。我早就仔细捉摸过凯文这个人了，他笑起来能把餐馆里的陌生人吓个够呛，有一种淘气的幽默感，穿衣服特不讲究—天天穿着旧货店淘来的褪色T恤招摇过市，但他长得特像史蒂夫？麦奎因，而且更好看，因为他有着翡翠般的绿眼睛和一副好脾气。

　　我在最后一刻才接到凯文和朋友到夏威夷旅行的邀请，完全没指望要寻找爱情。我原本以为会跟他们在沙滩上晒一个星期的太阳，灌上一肚子酒。可如今，我坐在毛巾上，假装在听着忧郁朋友讲的话，却感到有什么东西让我怦然心动。我意识到，几米开外在沙滩上跳上跳下的这个男人，这个我几乎不认识的男人，能带给我一辈子的幸福。问题是，凯文不知道我也能带给他一辈子的幸福。就在那一刻，我下定决心要让他确信这一点。他用了很长时间—整整两个星期—才醒悟过来，向我求婚。我原谅了他的迟钝，我们结了婚，之后，我从没后悔过。

　　要把眼前这个站在塔吉特泳池用品区一脸苦相的男人，跟记忆中那个在沙滩上快快活活的“史蒂夫？麦奎因”联系到一起，简直是太难了。不，不是难—是根本不可能。“史蒂夫？麦奎因”那副脸孔还在，可那天他在海滩上的幽默感和耐性，却犹如一缕青烟，消散在空中。在这个星期六的上午，凯文抱怨地瞪着我。他那样子，就好像是要朝小孩的身上扔贝壳，而不是帮他们扔贝壳。而且，我还注意到他双眼斜视得厉害—正如他过去几个星期天天早晨跟我抱怨的一样，他真的该换副新太阳镜了。




制造异议（2）




　　他朝一个大纸板箱做了个不耐烦的手势，纸箱上有一幅广告照片，梳洗干净的一大家子人拘谨地围坐在一口充气泳池里。我真希望他忘了之前说的要给孩子们买中国泳池的事，可凯文的记性比大象还好。

　　“买这个行吗？”他问。

　　他问了个孩子般天真的问题，所以我只好拿了个适合孩子的回答应付他。

　　“我们晚一阵子再说这个吧，”我说。

　　“为什么现在不行？”他想知道。

　　这真是个不公平的问题，因为答案明摆着。

　　“你知道的，”我说，“别逼我非得说。”

　　他绷紧了下巴，在胸前交叉起胳膊，暗示我非得告诉他答案不可，否则他就一直等下去。我停了一会儿，等旁边的妈妈带着孩子穿过我俩身边，这才回答他道：

　　“因为它是中国来的。你知道的。”

　　说完我就换了话题，牵起孩子们的手。苏菲立刻就忘了空气中弥漫的紧张情绪，可维斯却兴致盎然地瞧着我们。他知道这场冲突中谁是坏人谁是好人，但我不敢肯定真的喜欢自己的戏份。

　　“我们去看看玩具吧。”我说着，拽着孩子走了。

　　一路上，我们经过了中国充气皮球，中国橡皮筏子，中国水池玩具，中国沙桶，中国潜水套装，中国遮阳伞。夏天，我发现，竟然是另一个中国季。凯文继续在泳池用品区徘徊，充满渴望地看着那张全家人挤在中国泡沫池子里的照片。

　　在抵制中国活动期间，玩具部绝不是个消磨时间的好地方，但我们不得不到这儿来。有人邀请维斯去参加生日宴会，几个小时之后就要开始了。我在他学校储物柜里瞅到那个信封的时候，心简直沉到了谷底。不过我预料到过这种麻烦。说生日宴会是麻烦，因为它们总会涉及到买玩具—中国玩具—的问题。是以我尽量把选购玩具的时间往后拖，惴惴不安地等着几乎是命里注定的惨败。这次生日宴会在露天开，我竖着耳朵听天气预报，指望天降雨水，拯救我于危难之中。

　　我说中国玩具的意思，并不是指有些，甚或是大部分玩具是中国制造，而是，在这天早晨，在塔吉特的男童玩具部，每一辆小卡车、每一把玩具枪、每一台收音机、每一辆摩托车、每一只怪物龙、每一只恐龙、每一个超级动作英雄，都是中国制造。我叫孩子们先玩玩最低一架上的玩具，同时尽量快速地翻看着包装盒上的标签。15分钟之后，我筋疲力尽。维斯担心地抬头看着我。




制造异议（3）




　　“都是中国来的？”他问。

　　“都是中国来的。”我告诉他，他一下子蔫了。为了让他振作起来，我撒了个小谎。“别担心。我们才刚开始呢。总不可能都是中国产的吧。”

　　我们来到下一排货架，终于走了运。我们在转角碰到一墙壁的乐高玩具。乐高卡车、起重机、救火车、骑士、机器人、小船和警车。不是我小时候玩的那种枯燥无味的方形乐高积木块，而是能让所有男孩热血沸腾的英雄、暴力乐高套件—恐龙、沙丘战士。著名的丹麦乐高—至少我以为是丹麦造的。我挑了一盒外面印有救护车照片的乐高，瞅了一眼标签。这时我才发现，乐高早就不是我印象中的丹麦造了。

　　“零部件由瑞士、美国、丹麦制造，”我大声读给凯文听—他暂时把对中国游泳池的坏心情放到一边，逛过来跟我们一起检查盒子。我无奈地耸耸肩。

　　“好吧，总算不是中国的。”我说。

　　凯文看了另外一个盒子上的标签，做了个鬼脸。

　　“你肯定不喜欢这个，”他说，“零部件由丹麦……和中国制造。”

　　因为手上已经有了一套瑞士…美国…丹麦制造的救护车，所以丹麦…中国制造的标签还不算大祸临头，但也绝不是什么好消息。零部件中国造的声明，让我贸然断定：一旦丹麦人从手脚麻利、薪资低廉的中国工人身上尝到了甜头，他们早晚会把欧洲的工厂给扒了，到中国去建新厂，把我给晾在凄风冷雨中。我突然感到一阵恐慌，要是未来几个月乐高来一次削减成本大行动，把整个生产线都搬到中国去怎么办？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