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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部分

奧德利夫人的秘密 [英]瑪麗.伊麗莎白.布雷登-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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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精神病的遗传因子──”
  “如果她身上有精神病的因子,那就可能遗传给第三代,出现在爵士夫人的子女身上。疯狂病症并非必须由母亲传给女儿的。奥德利先生,如果办得到,我很高兴帮助你;然而在你讲给我听的情况始末中,我认为并没有什么疯狂的证据。我并不认为英国任何法院对于这样一个案子,会接受其中涉及精神病的抗辩。对待这位爵士夫人的最好办法,你能办得到的就是把她送回到她的第一个丈夫那儿;如果他愿意收留她的话。”
  罗伯特听到突然提起他的朋友,吓了一跳。“她第一个丈夫死了──”他答道,“至少他已经失踪好多时候了──我有理由相信他是死了。”
  莫斯格雷夫看到这吃了一惊的动作,听到罗伯特。奥德利讲起乔治。托尔博伊斯时有一种为难的声音。
  “爵士夫人的第一个丈夫失踪了,”他说,奇怪地在这个字上加重了语气──“你以为他是死了。”
  医生停顿了片刻,眼睛瞧着炉火,就象罗伯特刚才瞧着炉火那样。
  “奥德利先生,”不久他就说道,“在咱们两人之间,不能只有半吊子的推心置腹。你没有把情况全部告诉我。”
  罗伯特突然抬头仰望,脸上清楚地表现出了他听到这句话时的惊讶之情。
  “如果我不能观察到推心置腹在何处结束,隐讳保留又从何处开端,”莫斯格雷夫医生说道,“我就没有什么能力来应付超出我职业经验的意外事件了。你仅仅告诉我这位夫人的一半儿情况,奥德利先生。你必须再告诉我一些情况,我才能向你提供忠告。第一个丈夫的下落如何了?”
  他用一种斩钉截铁的语调提出这个问题。仿佛他知道这是嵌在拱门上的那块关键的拱心石。
  “我已经告诉过你了,莫斯格雷夫医生,我不知道。”
  “是的,”医生答道,“然而,你脸上的表情,把你想对我隐瞒的事情告诉我了;它告诉我:你心中在怀疑!”
  罗伯特。奥德利默不作声。
  “奥德利先生,如果要我为你效劳,你必须信任我,”医生说道。“第一个丈夫失踪了──怎样失踪的,什么时候失踪的?我要知道他失踪前前后后的情况。”
  罗伯特停顿了一会儿才回答这段话;但,逐渐逐渐地,他把头抬起来(他原来一直是低着头在认真思考的),对医生说话了。
  “莫斯格雷夫医生,我一定相信你,”他说:“我一定把全部情况托付给你的荣誉和善意。我不要求你做什么对不起社会的事情,但我恳求你把我们白壁无暇的姓氏从坍台和耻辱中拯救出来,如果你能无愧于良心地办到的话。”
  他讲了乔治失踪的经过情况,以及他自己的怀疑和担心,天知道他是多么不情愿讲啊。
  莫斯格雷夫医生象以前一样平静地听着。罗伯特结束他的说话时诚挚地诉诸于医生最善良的感情。他恳求医生别让那宽宏大量的老人受罪了,他对一个坏女人的信任是个致命伤,给他垂老之年带来了那么惨重的不幸。
  从莫斯格雷夫医生全神贯注的脸上看不出什么有利或不利的结论来。罗伯特讲完时他便站起身来,再一次看了看他的表。
  “我只能给你二十分钟了,”他说。“如果你不见怪,我要见见那位爵士夫人。你说她的母亲是死在一个疯人院里的?”
  “她是死在那儿的。你要单独见见奥德利夫人吗?”
  “是的,如果你不见怪,我想单独见见她。”
  罗伯特打铃把爵士夫人的贴身侍女叫来。在那漂亮的年轻丫头的陪同下,医生走到了八角形前厅以及与此相通的优雅闺房。
  十分钟后,医生回到书斋,罗伯特正坐在书斋里等候他。
  “我同爵士夫人谈过话了,”他平静地说道,“我们彼此非常了解。是有一种潜在的精神病症!一种可能永远不再出现的精神病;或者一生只出现一二次的精神病。或许可能是痴呆症的最糟状态:最厉害的躁狂症;但持续期很短;仅仅在极端的精神压力下才会发病。这位夫人不是疯了;但她的血液里有着疯狂的遗传因子。她具有疯狂的狡猾,明智的谨慎。奥德利先生,我要告诉你,她是个怎样的人物。
  她是个危险人物!”
  莫斯格雷夫医生在房间里来回徘徊了一二次才重新讲话。
  “奥德利先生,使你深感痛苦的那个疑点的可能性,我不想去讨论它了。”他不久就说道。“但我要告诉你这么一些话。我不劝你造成esclandre。这位乔治。托尔博伊斯已经失踪了,但你并没掌握他死亡的证据。即使你拿得出他死亡的证据,可除了她有摆脱他的强烈动机这一事实外,你也拿不出控告这位夫人的证据。联合王国里没有一个法院会光凭这个动机判她有罪的。”
  罗伯特。奥德利赶紧打断莫斯格雷夫博士的话。
  “我向你保证,我亲爱的先生,”他说,“我最大的担忧是:非要曝光不可──非要暴露什么耻辱不可。”
  “当然担忧啰,奥德利先生,”医生冷淡地答道,“然而,要宽恕一件对社会所犯的严重罪行,你可不能指望我帮什么忙。如果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女人确是犯了谋杀罪,我就应该拒绝帮助你把她从法律的领域内偷运出去,哪怕我帮了你的忙可以挽救上百个高贵家属的名誉。但我找不到你那怀疑的充分理由,所以我一定竭尽全力帮助你。”
  罗伯特。奥德利用自己的双手握住了医生的两手。
  “我一定要酬谢你的,当我处境更好、有力量酬谢的时候,”他充满感情地说道。“我要以我伯父和我自己的名义感谢你。”
  “我只剩五分钟了,我还要写一封信哩,”莫斯格雷夫医生说道,对这年轻人的劲头儿莞尔微笑。
  他在窗畔一张写字台旁坐下,把笔蘸蘸墨水,迅速地写了七分钟。他写满了三张便条,这才放下笔,把信折叠好。
  他把这信放在一个信封里,没有加封,便交给罗伯特。奥德利。
  信封上写的地址是:──
  比利时
  维勒布吕默斯
  瓦尔先生
  奥德利先生颇为怀疑地从这个地址一直瞧到医生本人,他正不慌不忙,谨慎仔细地戴上手套,仿佛他生平从来不知道还有比手套戴得妥帖更庄严的奋斗目标了。
  “这信,”他回答罗伯特。奥德利询问的眼色道,“是写给我的朋友瓦尔先生的,他是维勒布吕默斯城里一家极好的精神病疗养院的业主和医药主管人。我和他相知多年,他无疑会乐于接受奥德利夫人入院,并且会对她未来的生活担负起全部责任来的;不会发生多大变故的!”
  罗伯特。奥德利很想说话,很想再一次的对于医生给予的帮助表达他的感激之情,但莫斯格雷夫用一种权威的手势把他制止了。
  “从奥德利夫人进入这疗养院的那一刻起,”他说道,“她的一生也就结束了,那是就人生是由行动和变化构成的这个意义而言的。
  不论她有多少秘密,也将永远是秘密了。不论她可能犯过什么罪,她将再也不能犯什么罪了。如果你在最近的墓园里为她挖掘一个坟墓,把她活埋在里边,你也不能更加安全稳妥地把她与世界隔绝,割断她的一切社会联系。但,我作为一个生理学家和一个诚实的人,我相信你除了这么办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来为社会效劳了;如果我对这女人再瞅十分钟就认为她是个大体上可以信赖的女人,那么,生理学便是骗人的谎言了。刚才我同她谈话时,如果她能跳起来扼住我的喉头、用她的小手把我勒死的话,她真会干得出来的。”
  “那么,她是在怀疑你的意图了!”
  “她知道我的意图。‘你认为我象我母亲一样的发疯了,所以你就来盘问我,’她说,‘你正在观察我血液里有无可怕的遗传因子的迹象。’奥德利先生,再见了,”医生匆匆补充道,“我的时间十分钟以前已经到头了;我要尽最大努力去赶火车了。”
   
  第六章  活埋
  罗伯特。奥德利独自坐在书斋里,医生的信摆在他面前的桌子上,他心中思考着尚待办理的事情。
  这年轻的大律师自命为这可鄙女人的谴责者。他曾经做过审判她的法官;现在他是她的狱卒。一直要等到他面前这封信送到了指定的地址,他把他所看管的人安全地交到了外国疯人院的医生手里,一直要等到那个时候,他才可把那可怕的重担从肩膀上卸下来,他才是完成了自己的责任。
  他给爵士夫人写了几行字,告诉她,他就要把她从奥德利府邸里带出去,带到一个她大概不会从那儿再回来的地方去,并且要求她,及时地为出门作好准备。他通知她,如果可能,他希望今天晚上就动身。
  爵士夫人的侍女苏珊。玛婷认为这么匆匆忙忙收拾她女主人的行李是十分困难的,但爵士夫人来帮助她收拾了。把绸缎和丝绒衣服折叠又折叠,把珠宝和头饰都收集拢来,对爵士夫人说来,凡此仿佛是一种愉快的刺激。他们不是要剥夺她所拥有的家产,她想。他们是要把她放逐到某一个地方去;但即使放逐也不是毫无希望的,因为在这广大的世界上没有什么地方她的美丽不可能构成一个小小的王国,从而赢得忠诚于她的骑士和心甘情愿的子民。她果断地忙于指挥和帮助她的女仆,而女仆则从这种收拾行李和匆忙出走中嗅到了破产和毁灭的气味,因而在履行其职责时既懒洋洋又漠不关心。晚上六点钟时,爵士夫人派侍女去通知奥德利先生:她准备好了,他愿意什么时候走,她立刻就可以动身。
  罗伯特查阅了一部布拉德肖出版的《全英火车时刻表》,发现维勒布吕默斯远在一切铁路交通线之外,只有到了布鲁塞尔乘坐公共马车才可到达。邮船九点钟离伦敦桥开往多佛港,罗伯特和他所看管的人能够轻而易举地搭乘这班邮船,因为七点钟的上行车,八点一刻已经从奥德利到达肖迪奇。取道多佛…加来航线,他们便可在第二天下午或晚上到达维勒布吕默斯。
  们何必跟随他们作此凄凉的夜间旅行呢?爵士夫人躺在狭窄船舱里的一张睡椅上,舒舒服服地裹在裘皮大衣里;即使在这耻辱和苦难的最后时刻,她也不曾把她特别喜欢的俄罗斯貂皮大衣忘掉。她那唯利是图的灵魂,贪婪地追求着她曾经拥有过的豪华、美丽的东西。
  她曾经把脆薄易碎的茶杯以及塞夫勒和德累斯顿的花瓶放在绸缎宴会服的折缝里。她曾悄悄的把镶着珠宝的金酒杯藏在细软的亚麻布里。
  如果办得到的话,她真想把墙上的油画和椅子上的哥白林花罩毯都扯了下来。她拿走了她能拿走的一切,绷着脸屈从地随同奥德利先生走了,那是绝望之中的一种垂头丧气的服从。
  多佛港的大钟打十二下时,罗伯特。奥德利正在轮船的甲板上徘徊,城市灯光闪烁,象一弯烟烟新月,横在大海辽阔的黑暗上。邮船迅速地穿过翻滚的波涛向友好的法国海岸航去,奥德利先生想到他承担的事情不久就可以办好了,宽慰地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想到了孤独地、没有亲友在旁地躺在下面船舱里的薄命人。然而,当他十分可怜她,禁不住往往要可怜她的身为女人以及无依无靠的处境时,却又回想起他朋友的脸来了:容光焕发,充满希望,只是在乔治从澳大利亚回来的第一天,他才看到过对方那样的脸;而随着脸色的回忆,那个使她丈夫心碎的无耻谎言所引起的极端厌恶之感,重新兜上他的心头了。
  “我能永远把它忘掉吗?”他心中想道,“我能永远忘掉他在咖啡馆里手执《泰晤士报》坐在我对面时那张茫茫然的苍白的脸吗?有些罪行是永远无法赎罪的,这就是其中之一。如果明天我能使乔治。
  托尔博伊斯起死回生,我也永远不能治愈他心上可怕的创伤啊;我也永远不能使他恢复到他读那排印出来的谎言之前的精神状态啊。”
  公共马车在维勒布吕默斯主要街道高低不平的路上磕磕碰碰、嘎啦嘎啦地前进时,是第二天下午很晚的时候了。这古老的、基督教会的小城,始终是阴郁凄凉的,如今在傍晚灰色的天空下,更显得异乎寻常的凄凉。闪烁不定的路灯,老早就点亮了,灯光微弱,彼此相距又远,与其说把这个地方照得更亮了,还不如说是照得更暗了,就象萤火明灭,反而加深了篱笆的黑暗一样。这个遥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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