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夜半生 作者:吴正-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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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这就是一项需要自动自觉奉献上自尊心让他人来践踏，从而获取利益的差使，显然，这个小女孩做不到。秀秀听到母亲在一边说，人，或者是一样的人；灵魂，也是同一种灵魂，只是生错了时代和地点啊。
湛玉走过去，去到一处隐蔽性比较好一点的店铺的檐廊下。她向小女孩招招手。她向她走了过来，她以为她要买花。但她却问她是哪里人？又问她几岁了？又问她为什么不在家上学念书，而一定要来上海卖花？等等。小女孩一一都作了答，但答得断断续续，答得吞吞吐吐，答得忸忸怩怩。之后，停顿了一下，秀秀见到母亲从口袋中摸出一张红色的百元的纸币来。小女孩兀地惊讶了，她瞪大着两眼，说，阿姨，这花只卖两块钱一朵啊。但湛玉摇摇头，将花推还了回去；她说，她不是来买花的。她轻轻地将那张人民币压在了小女孩的手心中，又说道，这给你，你喜欢吃点什么就用它来买点什么吃吧。但记住，就千万别让你的头儿见着了。小女孩开始变得慌乱不堪起来，她显然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她的脸涨得通红通红，眼中也变得泪花花的了，她只是机械、反复地说道：“不！不——不！”但手却死死牢牢紧紧地握住了那张百元面钞。她前后左右地环顾着，又向对面街角处的某个方向望了好几回，突然，她说了声（声音似乎也是带有一种尖叫的腔调）：“谢谢您，阿姨！……”便拔腿奔跑了起来。她也是朝马路的反方向跑去的，迅速穿过马路，逆过人流，跑进了对街的一条弄堂里，消失了踪影。
小女孩再没有出现。而整条马路，就像这件事压根儿就未曾发生过那样，同从前一样地，人来车往。一切湮没了，那么一条记忆的细节在浩涛的生活的海面上划过，沉下，而水面又迅速地合拢过来，让人无迹可寻。而母女俩继续走她们的归家路，并又重新进入了那种并肩却无言、各怀各心事的状态之中去了。
当她们一前一后地从宽阔的水磨石扶梯一路登上楼去，最后终于站到了自家的大门口前时，公寓之外的天色已经消失了一切黄昏的余韵而完全进入了彻底的夜的统治领域。公寓的走道里不见半个人影，周围静极了，静到连她俩登楼之后的粗重的呼吸声都能被她们自己听得清清楚楚。廊顶灯幽暗的光线从高处罩盖下来，在她俩的肩上和身上划出了一圈杏黄色的光晕。就在这一刻，湛玉蓦地进入了一种行为连续上的断层状态，她中断了所有的动作，仿佛她的思想体系在这一刹那间突然向它们切断了电源供应似的，她整个人站在了自家的大门前，愣了（这令在一旁的秀秀又有点惊讶）。而与此同一刻，兆正恰好从淮海路上的一家中药店的自动玻璃门间跨出步来。他在街上站定，辨别方向，他决定向西，继续向西。也此同一刻，我正好从上司徒拔道口转到山顶道上去。飒飒的山风从正前方向我吹过来，我紧了紧披在身上的那件薄薄的外套，之后，又朝远远山脚下的那一大片的璀灿的港岛夜景瞥了一眼，继续赶路。雨萍呢？雨萍仍躺在她的贵妃椅上，她感到颈脖有些酸痛，微微地翻侧了一下身体。客厅里漆黑一片，深沉得像一口不见底的井；而天花顶上的那种浅浅的灰白色高高远远的，恰似井口上方的一片褪了色的天空，雨萍是一只井底之蛙。
就这么个生命的瞬间，永恒在这里滞步了半拍。而湛玉终于举起了手来，按响了装置在家门口前的那只音乐门铃。
同是那个晚春的黄昏天
同是那个晚春的黄昏天：时空的另一个切面。
从香港回到上海的家中后，兆正和湛玉本来还不能算是太差的关系便开始莫名其妙地转坏。
人，是常会拥有一种第六感的（心理学家称之为“潜意识”）。你不一定会也不一定能
意识到它的存在，但它确实存在。而且，最有效最成功的人生耕作，往往又是凭借着这种第六感来完成的。
应该就是从君悦酒店那次下午茶起的头。当时不知是谁同谁说起了些什么之后，雨萍便再一次地提起了我常回上海去一事。而且，她说，我还老喜欢在上海一呆就是一长段时期。兆正无意之中计算了一下在这段时期内自己在生活和创作上的时间安排，似乎略有所悟。
他们便接着谈下去，谁也没有向对方表露点什么。在这样的一种社交场合，这样的音乐背景，这样的窗外景色，这样的咖啡桌上面对面的谈话，而且还是这样的一男一女，谈话的主题往往会变得十分散漫和随意。
雨萍说，掐指算来，她与我在香港度过的那段婚姻生活连头带尾也都快十五年啦。兆正便说，噢，是吗？——时间过得真快。雨萍又说，就某种标准来说，这段生活过得应该还算是可以的；一切没什么特别而言，又像是满足又像永远缺乏了点什么。
难道是因为他听到她说了这些话，或者说，类似于这么个意思的一些话的缘故吗？兆正想是的——至少有点关联。
兆正记得雨萍当时是接着他的那个有关生活的话头说下去的。她说，什么叫生活？生活不就是“活着”的另一种说法？她并没有说他们夫妻间究竟缺乏了些什么，但听此话的兆正的心中却很明了。就像小时候，识字还不太多的年龄去啃一本厚部的小说。在那种情节与气氛的上下文中，一两个生字是挡不住一个兴致勃勃的小读者在全文理解上的贯通力的。雨萍说，责任在于她，可能是她在那方面总是存在着点什么的缘故吧？因为，她对某类生活始终兴趣不大，她更注重人的精神沟通，其中包含有信任、理解、尊重、崇拜，当然更有爱——那种广意上的爱。这都是一些可蒸馏的人性物质，一旦从两人的关系之中升华后，在锅底还留剩下什么？没有了，她说，就剩下些大家可以平静地坐下来，面对面地，谈谈——就像我们这会儿一样。这，不很好吗？
就这一点，兆正觉得他很认同她，也很理解她。平衡，本是宇宙万物运动遵循的基本关系原则，人生也一样。祸福悲喜，爱恨得失，狂热过后是失落是更空虚，就如狼吞虎咽了一桌酒席后的结果可能是醉倒与呕吐。而生活之中的有些不足和空白是绝对不能单靠追求一次又一次的肉体欢乐便能填补的；中庸之道之所以永恒的原理就是因了它两头都不偏。
是的，一切就从这一次开始了。
兆正像是若有所失又像是若有所得地离开君悦酒店，离开雨萍，离开香港。他回到了上海，回到了他的那幢位于复兴路与淮海路之间的一条横街上的公寓里，回到了湛玉的身边。
湛玉站在家门口迎接他的表情多少有点儿异样——不知道这是兆正事后回忆时的肯定还是他事前心理上的假设？虽然那一个时期的我也常回来上海，但后来，当我在湛玉的生命中真正再现，那也是要推迟了好几个年头后的事了，但万事会不会都有个预先的征兆？
那时的湛玉四十刚出头，窈窕的身材与嫩泽的肤色使她走在大街上招惹的目光决不少于那些三十岁上下的女人。她一生顺利，她从来就自信十足，自尊高傲。在她任编辑室主任的那家出版社以及其他兄弟出版社中，她都是个出了名的人，为她的容貌、为她的能力、为她活跃的社交圈子，也为她有一个名声正如日方中又才华横溢的作家丈夫。
在他人眼中的这几条统一的理据来到了湛玉的理解之中却分解成了两个截然对立的部分：前三条她会欣然接受，至于那最后一条，她从很早开始，便已有了某种心理抗拒。
而兆正，其实也早有察觉。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刚步上作家道路时的那种每星期六的晚上在咖啡馆里给她念一段新作，之后沿着午夜路灯下的空寂街道相依回家，之后再缠绵上床去的日子维持了没几年后就开始退潮。他的作品开始走红，愈来愈多的评论与报道令他声名鹊起。但她却反其道而行之，开始显露出某种冷淡与不屑。她喜欢滔滔谈论的是那些一早已被人公认了的文学大家，谈论他们的作品，谈论他们的人格，并以此来暗藏进一份暧昧的泛指。
他有些痛苦，但他装得一无知觉。他将自己新近完成的一部书稿交给湛玉，希望能在他们的那家出版社出版。但后来遭了退稿。事后他得到了证实：签发退稿决定的正是湛玉。对外，她表示说，尤其是他的稿子，叫她怎么个处理法？她必须做到公私分明，要求更严；其中有一种大义灭亲的气概。而对兆正本人，她则找了个机会旁敲侧击。她说，那些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学大家们就是不同，中英文两杆枪左右开弓；哪像得有些他们那一代“知青”出身的作家？唉，古文外文两头不着岸。她提议他去补上英文这门课以及至少能熟背出唐诗宋词和《古文观止》中的全部经典文篇，她说，这将对他今后的创作产生莫大的裨益。他望着她，惘然了。
他并不质疑她观点的正确性——如此观点的如此提法之本身就不存有一点可被质疑的余地。但他清楚自己实际的创作泉源流自于何处。
他仍然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生活去观察去思考去创作。他默默寡寡的一个人，不太合群也不想太合群，他沉浸在他自己想象的世界中。然而，通往文学成功的道路虽然各异，但也都是殊途同归。文学成就的长远和终极的回报始终将证明是着眼于那些远离炒作和功利的作家
和作品的。他，于是，便成了又一个默默耕耘的得益者。他的作品受到欢迎和肯定并不在乎哪家出版社出不出他的作品；而人到了名声与成就都渐成气候时，那已是各家出版社争相都要来找你，包围你，不再是要你拎着一摞稿件，挨家出版社去试探去请求那回事了。这便是出版社众编辑对于眼下出版物的辨别标准，也是当今中国文坛的价值观特征之一。这有点像买保险，出一位已有名声和影响的作家的写得并不怎么样的东西与出一名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的写得有创新和建树的作品的风险比率恰好颠倒。（其实，兆正是没做过股票生意，尤其没在香港做过股票生意。假如他有做过，他便会明白：人生的任何行业多少都带些投机的性质。在香港，股市场里流行的两句几乎无人不晓的行话是：1。“跟红顶白”，意即：抛出大家都在抛出的那只股票而买入人人都在抢购的另一只股票。2。赶买“当头起”：踩就要恰好踩在那条界线上；之前的风险不必去冒，而之后的机会又不能失。——难道，这不就有点像当今中国的出版业的业规与现状吗？任何事，一旦论及赚钱，便再没什么个性和品位可言了。）幸好，兆正的作家生涯已经熬到了这片云开日出见青天的局面的到来。
但与此同时，湛玉的幸运与顺利似乎正从高峰下滑——这是在她生命的前半部分从不曾遇见过的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文科大学的毕业生大军开始源源不断地流入各出版机构，“文革”造成的知识断层正被迅速填补。他们的优势不仅在年龄，更在于他们带来的新的文学观和文化观；隔绝了几十年之后，欧美的新的文学流派和创作技巧开始在中国的文艺河床中迅猛潮涨。
但湛玉，却不太能适应这一切。即使是在她当头头的那个编辑室，她的那套关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和苏俄作家与作品的老生常谈也引不起他人的兴趣了，这令她有些失落。她尝试去出版社的资料室找些欧美现代作品来读，但硬是读不进去。即使勉强读完，也头昏眼花地绝对谈不出个什么建设性的心得来，她第一次感到有一种自卑感从她的心里冒出来。
但她仍然是个性格倔强之人，一生顺境没能让她养成认输的习惯。她的认输方法是要别人在她认输之前先已经向她认了输。她觉得自己至少还把握些点什么，她还不至于失去她往日的生存重心。比方说主持某类会议，比方说部分员工的工作安排福利分配，她还有她说话的权力。而即使在纯专业的范畴内，人们还一样对她客气、尊重和刮目相看——当然，其中的一大部分缘故还是因为了兆正。
有一次，一位新来出版社不久的年轻编辑希望通过她向兆正约稿：“放着这么好的身边资源——不，应该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