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夏埃尔·于尔格斯-战争中的平安夜-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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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军官？英国人点点头，好像也想起了一件特别的事情。“现在我知道你是谁了。”波默罗伊说，他从来没有见过那个不化妆的德国人，“你是普齐，杂耍艺人，是我买下了你的金鱼。”

　　审讯以皆大欢喜告终。杂耍艺人虽然还是在形式上被看守起来，但他已经好久没有受到这么好的待遇了。他向这些看守士兵每教一个纸牌戏法，就可以得到饼干或葡萄干布丁之类的奖赏。正如故事中所写的，他“像一只获奖的猪被喂得肥肥胖胖的”。当平安夜德国人提着灯笼站在他们的防卫墙上唱歌时，这个俘虏在英国阵地上自然地用德文一起唱了起来。

　　第二天早上，波默罗伊挥动着一条白色毛巾，走上最前面战壕的防卫墙，其实这时他已经不再是营指挥官了。他向对面大喊“圣诞快乐”，而且这一祝愿是专门送给科堡少校的；马上返回了“也祝你们圣诞快乐”的答复。双方军官跟一年前一样，在半路上，在无人区的中间碰头，他们互相有说不完的话，他们没有继续单独待着，但只允许那些在1914年对和平行动已经有了经验的士兵、知道怎么做的人加入他们的行列。其他人应留在战壕里，先看看所谓的联谊是怎么回事。明天还有一天的和平，我主耶稣的和平日子。

　　现在早就没有像1914年圣诞节那么多男儿见面和握手了，有一半以上的人已经阵亡。普齐又拿出他的道具，这次他不用金鱼了，他变出了一只小鹦鹉——这鹦鹉又是哪里来的，真的没有人知道——从上次圣诞和平到现在还活着的人围着一个炮弹坑，拉成一个圈跳起了舞，唱起了《我们围着桑树丛》。接着英国人把科堡举到肩上，高声唱着《因为他是快乐的好小伙》；德国人也举起了波默罗伊并唱起《生活万岁》。

　　两个军官用颜料把自己描画起来，要是他们的上司看见了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准会笑他们像乌鸦。一个英国人把这一切都拍成了照片。被拍进照片的人已拿不到照片了，拍照的人虽然第二天就将胶卷寄往英国去冲印，然而2周后，当印好的照片寄回来时，收件人已经躺在地下了，邮件未经打开退了回去。

　　冬天的下午天黑得很早，趁天还亮的时候，波默罗伊和科堡要解决他们战场上最紧迫的事情，用泵将泥浆水打到排水沟里，叠上新的沙袋。现在，德国人和英国人可以静心地做这一切，不需要每做一步都担心被子弹打死，这有多好啊。

　　明天早上见。

　　这时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科堡在回去的路上被一个英国士兵的子弹击中，在德军的铁丝网前倒下了。刚刚被大家抬着欢呼的英国军官的誓言看来是一钱不值的，停战也就被这背后的一枪射死了，萨克森士兵们大声疾吼，朝离他们不远的敌人开火。英国士兵纷纷逃命，回到他们的战壕，只有他们的上校没走。他跪了下来，好像对这混乱无动于衷，又好像他是刀枪不入的，因为没有一颗子弹打中他，他抱住了科堡的头，叫德国医务兵过来，几米远处就放着一副担架。等两个德国人小心地把他们的指挥官抬到担架上，波默罗伊站了起来，很快转过身来，对他的部下喊了几句简单的命令，让他们保持安静，留在地下掩蔽部，千万不要开枪。他陪着两名将科堡抬回阵地的医务兵，为了表示他身上没有武器，他举起了双手，留在战壕边上，闭上了眼睛。理应这样：他要让这个开枪的英国士兵亲自来道歉，“承认自己是不听他命令的胆小鬼”。他的勇气感动了萨克森人，尽管他们将他俘虏，按规定蒙上他的眼睛，但没有把他押走，而是把他带到正在接受军医治疗的少校那里。科堡受了伤，昏迷了，但没有生命危险。波默罗伊留在他身边，直至他醒来，向他道歉，是一个士兵违反命令向科堡开了枪。科堡接受了他的道歉。

　　按少校的命令，波默罗伊被释放，回到自己的阵地。战火熄灭了，一夜都很安静。这件事情就被当作了意外事故，本来今后几天仍可继续他们自己开辟的和平，然而波默罗伊和科堡的冒险故事已到处流传，因为知道的人太多了，这秘密进行的友好活动也就告终。上校被撤职，从前线被拉走，因搞友好联谊活动而被告上军事法庭，法官虽然判他有罪，但没有定他死罪，宣布由于他有失身份的行为，5年内不许晋级，这对波默罗伊已经不重要了，一年后在一次向德军战壕进攻时，他头上中弹身亡。他在敌方的朋友科堡少校是否比他活得更久，是否活到战争结束，没有人知道。

　　也不会有人知道的，因为整个故事是罗伯特·格拉弗斯——其实应叫罗伯特·冯·兰克…格拉弗斯——编写的。他的母亲阿马莉是德国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的侄孙女。格拉弗斯属于“迷惘的一代”，这一代人永远也摆脱不了战争的阴影，战争在他们脑中再也挥之不去。罗伯特·格拉弗斯于1929年用《向一切告别》为书名发表了他的回忆录，回忆战壕里的日日夜夜，并不是因为他急需用钱，而是为了把自己的“精神和肉体创伤治好”。

　　格拉弗斯并没有让自己和自己的伙伴逃脱责任，就像对待那些战争发动者一样，他同样无情地和那些被当作炮灰的人一起走上法庭。《向一切告别》确实是一次向一切的告别，同时也是对盲目爱国主义、对男子义务和英雄荣誉这种混乱感觉所作的自我批评式的总结，他和其他诗人——埃德蒙·布伦登、西格弗里德·沙逊、威尔弗雷德·欧文、鲁珀特·布鲁克——就是被这种义务感和荣誉感拉上佛兰德战场的。和他们待在战壕的德国难友一样，大家开始还在幻想战争的一种意义，因而就写诗，但诗歌诞生于醒悟，有的醒悟得晚一点，有的早一点。

　　查尔斯·索利在他的名叫《到德国去》的诗作中没有作任何粉饰，他把德国对欧洲和平的侵犯称为犯罪。他不躲避仇恨，但也不否认，仇恨潜伏在双方，一旦和平重新回来了，双方的眼光里就不再有这一仇恨了，到那时人们就会嘲笑痛苦和折磨，就会互相拉起手来，直至和平实现。他简练地为现实起了名字：冷、黑、雾、雨、秽。这首诗写于1914年，过了不到1年，索利死了，在卢斯阵亡了。

　　每一场战争中都会产生传闻，从传闻中再产生英雄的故事，教科书取材于传闻，神话建立在传闻基础上。对英国人来说，传闻来自伊珀尔的战役，他们站在异国的这块土地上，他们在这里阵亡，他们长眠在这里的几百个公墓中，每一个墓意味着欧洲大陆上的一小块英国。德国人今天在为他们成群躺在这里的几万死者哭泣，而当年的德国人却在庆祝他们的死。从朗厄马克的引起流血的自杀命令中、从向大脑放烟幕的民族主义浓烟中产生了一个恰当的传说故事。“在朗厄马克的任何一天都可成为德国青年的荣军纪念日”。——《德意志日报》用这一套语将可恶的战争提升到大弥撒的高度，值得青年用成束的鲜花来悼念的大弥撒。然而为勇敢的死者感到骄傲，“这种骄傲远远超出了为死者感到的悲痛”。因为他们敢于战斗、敢于牺牲。

　　德国人的神话就是这种样子的。

　　格拉弗斯用出版战争回忆录的稿酬偿还了他在英国所欠的债务，然后就搬到马略尔卡岛上去了，在今后的几十年中，他在岛上写了他的畅销书——如《我、克劳迪乌斯、皇帝和上帝》——这些作品使他名扬世界。和他的朋友西格弗里德·沙逊一样，他也是属于英国皇家威尔士轻步枪兵团的。1914年圣诞节，皇家威尔士轻步枪兵团在弗勒兰吉安附近，他们对面是德军第104和第133萨克森步兵团。萨克森人不仅是第一次圣诞和平演出中的主角——这件事情就是他们想出来的——而且为首演起了推动作用。格拉弗斯发表在1962年12月15日《星期六晚邮报》上的《圣诞停战》一文中所叙述的几乎都是真正发生的事情。

　　第一次停战时他还不在，他是1915年秋天才来到前线的，但他经历了张罗下一个圣诞节的停战。他巧妙地把所有听来的、在英国报纸上读到的其他故事归纳成一个荒唐的故事。格拉弗斯把历史和幻想结合起来，给现实添上了翅膀，他尽管将它升华到另一种现实，但作为诗歌来讲并不失真。

　　在1914年某一个战区的圣诞节聚会时，参加的士兵中确实有一个杂耍艺人，但人们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是从哪里来的，他也许不叫普齐，他当时肯定没有金鱼。“老马”也可能是任何一个吓得大吃一惊的高级军官，大本营派他来打探值得纪念的、但对他们来说是很值得注意的前线形势。在波默罗伊的形象中有一点班斯法瑟的成分，有一点布坎南…邓洛普的成分，还有一点爱德华·赫尔斯的成分；在科堡的形象中有一点迈尼克的成分，有一点尼曼的成分，还有一点米莱格的成分。但最主要的是，两个人身上都让人看到希望——　一个诗人对人的善良一面的期望。

　　还有，波默罗伊因无视上面的命令而受到审判这一情节不仅仅是格拉弗斯凭空编想出来的，他用了现实中的原型，比如苏格兰警卫营的迈尔斯·巴恩上尉和伊恩·科尔奇昂上尉，他们两人因为无视一切禁令在他们的战区跟敌人商定实行停战，所以受到起诉。科尔奇昂没有否认，相反，他承认要以一个君子的风度自觉地作出决定，并明确表示，必要时在某种情况下也会作出同样决定——正如他在1915年拳击日所经历及后来所描写的：

　　“早饭后哨兵向我报告，德国人从他们的防卫墙爬下来，朝着我们的铁丝网走来。我跑了出去，看见一个德国军官走上前来，他建议圣诞节实行停战。我回答说，这是不可能的。他请求给他15分钟时间埋葬死者。我同意了。于是德国人开始掩埋他们的死者；我们也做同样的事情。一共用了半个小时，接着，我们的人和德国人在无人区交谈起来，开始交换雪茄和卷烟，大概又用了15分钟时间。然后我吹起哨子，命令大家回战壕去。这一天剩下的时间，德国人就在防卫墙上散步，或者坐在沙袋上。我们的人也是这样。这天没有放一枪。”

　　没有过几天，巴恩和科尔奇昂被禁闭起来，但处罚没有这么严，因为科尔奇昂还因他妻子怀孕而获准5天探亲假。1916年1月18日，军事法庭开始审理，英国首相的儿子雷蒙德·阿斯奎思为他们辩护，他把这件事情办得很好，尽管诉讼进行得“血淋淋、毫不留情、把人弄得精疲力尽”，巴恩被释放，科尔奇昂受到严厉处分，但也只不过是5年内不予晋升罢了。

　　他写信给妻子说，这对他无所谓。然而就连这一奇怪的宽容判决也按军队统帅道格拉斯·黑格的命令而撤消了，理由是他知道科尔奇昂是一个勇敢的男人。阿斯奎思于1916年阵亡，巴恩死于1917年，科尔奇昂活到战争结束，最后他已是将军衔旅长了。

　　一位当年圣诞停战的目击者将圣诞和平的故事讲给他朋友的孙子听，孙子于1960年夏天正在准备一次反对东方和西方核武装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并提请当局不许冲击游行队伍，为此他去找祖父，劝他和其他一战老兵一起拄着拐杖、坐着轮椅，加入到游行队伍里来。

　　有过痛苦教训、经历过苦难的人们是不是变得聪明了一些呢？两位老人对此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只有实行鉴戒政策才能阻止战争，而不是人类通过对战争更深刻的理解，也不是经历了战争的恐惧而把人类吓得不敢再发动下一次战争了。但他们从孙辈们的行动中看到了一个小小的进步，即使对两次世界大战都负有责任的德国人也有所进步。祖辈们欢呼着投身到世界大战中；祖辈的儿子们于25年后，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幸存者一起毫无激情地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孙辈们终于充满激情地上街反对战争，反对所有的战争，这就是进步。

　　进步？在佛兰德战地博物馆的前厅，朝伊珀尔的方向竖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自1914年以来被战争摧毁的城市名，只有大城市才在上面占有位置：鹿特丹、考文垂、列宁格勒、德累斯顿、长崎、广岛、萨拉热窝、格罗斯尼等。

　　进步？在博物馆最后一个厅的一大块白色底板上血淋淋地闪烁着1914年大战以来武装冲突的次数。按说1914年的世界大战应该结束以后所有的战争的，然而这块国际红十字会做到墙上的板上显示着100次。2003年3月，乐于参与的国家联合向萨达姆·侯赛因发动战争，法国、比利时和德国不乐意参加，待在家里。于是这个数字用手划掉了，改写成了101次。博物馆的发起人从来没有想到他们的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