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夏埃尔·于尔格斯-战争中的平安夜-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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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恳求者没有听他的话。法国政治家乔治·克列孟梭——几年后当了法国总理，1918年凡尔赛和约的牵头人——轻蔑地把贝内迪克特称为德国佬的教皇。他的腔调和他的世界观是一致的，他原则上很希望看到和平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他把罗马教皇归入这样的人——不仅像在德国那样闭上嘴，而且立即被送上军事法庭。莱茵河看起来仅仅是一条河，也没有道德界线，莱茵河的对面的德国陆军元帅埃里希·冯·鲁登道夫称这位罗马的和平倡导者是法国人的教皇。英国人觉得教皇根本不是在跟他们说话，在英国天主教徒很少，英国人有自己的国教，而这个教的代表者在为国王和祖国祈祷胜利。
但大家都在共同努力，希望教皇的强烈话语尽量不要传到本国人民的耳朵里，不要发表在报纸上，根本就不要提到。总之，不要流传开去。
教皇的请求最终成了一个令人不快的请求，成了一份起诉。统治者们尽管对那些施暴者作了审问，但教皇提到的所有事情的责任都被推到了敌人身上，地狱始终在别人那里。这就是战争的逻辑，这就是每一场战争的逻辑，指责和攻击敌人，提高自己部队的士气。他们总觉得自己是好人，比别人更好的人，这种道德的优越感有助于消除人们对不道德战争（在正常生活中叫杀人）的正义性的怀疑。
欧洲的花园确实布满了尸体，这些尸体原先属于哪个国家已经不重要了，只有特别仔细的记者还能作出识别。伦敦《每日镜报》的一个记者写道，一个死了的英国人，他的尸体仍然能唤起典型的信任，脸上有绅士的谦虚表情，即使死了，也要保持这种风度。
西线的许多阵地上，阵亡士兵已经躺了几个月，不是零星地，而是成堆地躺着，臭气冲天，腐烂得难以辨认，而在兵团战争日志中却还记录着“失踪”。活着的人虽说已经习惯了看尸体和闻臭气，但即使是最强硬的人也会对臭气有意见的。不可避免的是，士兵们每天睁开眼睛就要看到，一呼吸就要闻到，等待着他们的又是什么样的命运呢。
这会让他们的心灵得病的。
大本营里的长官们是无所谓的，他们看不见、闻不着。在他们那里闻到的是威士忌和火鸡的香味、莱茵河葡萄酒和烤鹅的香味、香槟酒和煎三文鱼的香味。他们只需承担不难承担的责任，他们在前线的部下提出的所有请求——圣诞节停战几个小时，掩埋死者——不作任何解释一概被拒绝。
就是这样，确实是这样，一年前圣诞节的这一该死的魔术就是以共同掩埋死者开始的。以一种其实很自然的姿态开始了1914年的奇迹，结果怎么样，他们没有忘记。像这样的事情不能再发生了。很明显，在掩埋死者时，不会像他们所要求和希望的那样滋生出一种报复的乐趣——充满仇恨杀死敌人：下次有机会要报复那些射死他们的人。相反，面对着这场该死的战争带来的后果，反而滋长出一种绝望。怀着这样的感受，埋葬死者的人们相处得很好，不管他们穿着哪一种军服，互不猜忌。
所以大本营里的军官们绝对不允许再停战，即便仅仅是为了掩埋死者，而且是在连队指挥官的监督下，为了使活着的人不再看到死者，使阵亡者或他们的残骸能埋到地下去，就这样也绝对不允许。看来死者是没有机会永远安息了，也许要等到下一次迫击炮轰炸的时候，或者地雷爆炸的时候。但在这种时候，炮弹落到无人区，尸体通常都飞到空中，事后就真的认不出来他们是哪个国家的了。
第七章 死亡诗人
佛兰德大地开遍鲜红的罂粟花，加拿大军官约翰·麦克克雷把它们描写为缅怀之花。这种花在这里本来就有，但在战争中成了回忆的象征，从此以后它们也就成了回忆之花了。英国人在所有的战争纪念日都佩戴罂粟花，而这样的纪念日至今已有许多。一种想象的发现，让挽歌诗人们去抒发哀伤，它们之所以在佛兰德大地鲜红地起伏波动着，因为它们以阵亡士兵们血管里的血为养料。
麦克克雷在他的《佛兰德战场》中描写了一个灵魂的恶梦。这首诗是在掩埋了他的朋友亚历克西·赫尔默以后几个小时写成的，赫尔默于1915年5月2日被一枚手榴弹炸死。诗中向活着的人提出要求，将战斗进行下去，这一层意思藏在最后几行颇有威胁性的诗句中：“倘若对我们死者不忠诚，我们会死不瞑目，哪怕佛兰德大地的罂粟花在开放。”
麦克克雷没有在战场上阵亡，他于1918年1月因肺炎而死在英国维姆勒的军 医院 。
1915年，总参谋部已不再相信他们的命令会传达到普通士兵中，不相信士兵们的上司会关心他们的部下是否服从命令。去年的做法一点没有效果，因为许多军官先是无动于衷地接受了命令，后来就跟他们的部下以及敌方的士兵们一起激动地欢庆起来。“我要求部队的指挥官们严格贯彻这一命令”。这一禁止友好联谊的命令，一年以前就有一个德国将军大吼着用简练的话语下达过，但白费心机。那些被严厉要求的指挥官们根本就没有把一个官职更高者放在心上。
德国人和法国人跟以前一样采用低调处理的办法，使之不会太引人注目。因为去年在后备阵地而没有机会参加的人都在传说，1914年圣诞节在前线发生了什么。他们不相信他们上司单调乏味的重复解释，说什么除了从基督的仁爱出发而允许掩埋尸体外，就是唱了几首歌，做了些祈祷，实行了些许停战，其他就什么也没有发生。
英国人在处理不受欢迎的真相中更聪明了。在伯内特·希契科克中校的一封注明“保密”的信件中提到了，1915年已严格禁止重复去年圣诞节发生的事情。1914年，在这儿或那儿发生不允许的停战早已被人遗忘了，一年以后，人们也不会再去回想了，也没有必要去回想了。
战争决策者在一年以后公布的有关第一次圣诞和平的话基本上都是谎言，他们还雇佣传媒，将他们的谎言悄悄地刊登在报纸上，有时多一些，有时少一些。谎言，诞生于困境中，从伦敦、巴黎、柏林的好战分子的困境中诞生。他们害怕无人区的和平会重复出现，因为那次和平是从必须打仗的人的困境中诞生的，打此以后，他们的困境更严重了。只有那些死者已从所有困境中解脱了，至此，战死者已达几百万。
政治家以及执行他们政策的将军们根据经验知道，对付和平比对付打仗要难得多，只要一点点和平的气息就会对所有在战争中吃苦受难而厌倦战争的人产生极大吸引力。1914年在前线不仅仅只有一二个和平的例子，事实上在几百公里以上的整个战线爆发了一个自发的和平运动，成千上万的士兵参加了这一和平运动。
虽然参加和平运动的许多人已经死了，对好战分子已不再产生危害，然而军队的统帅们对和平的了解已经多于战争。搞和平不需要作大量解释，做一个小小的表示即可，而且和平在各种语言中都能很快理解，同样，也能很快付诸于行动。所以上面的人说话才会这么措辞强硬和情绪激动，1915年圣诞节前10天就慌慌张张地下达命令，发出威胁和警告。他们不能再承担一个未经允许、自发掀起的圣诞和平的风险了，而这一和平的进行过程跟一年前的是完全一样的。军队统帅们不会再让友好联谊活动再来重复一次，那样的话还不如马上提交辞职书呢。
应该改变他们部下的内心看法，所以就搞起心理战来——这本来是对敌人的——现在却用来对付自己人和他们的心理状态。和1914年相比，外部环境没有变化，战争的形势也没有变化，还有阵地上地下掩蔽部也仍是老样子，各方军队的士兵们在这一季节都碰到同样的天气，他们站在没至臀部的污秽和泥浆中。连民族观念强烈的法国报纸也承认，何止该死的德国佬，泥浆其实也是战争地狱。反过来德国人也是这么看法的。“这里的生活简直糟透了。”德军第99兵团的一个少尉写信回家说：“这里没有人唱歌，听不到欢快的歌声，一切都令人厌倦。我们美好的激情，它到哪里去了？”
激情在无人区死了，在铁丝网上流尽了鲜血，在地下腐烂了。随着死者数字的增加，怀疑这一杀人战争意义的人数也在增加，他们终于对这一毫无意义的战争绝望了。
早在前线的第一个圣诞节时，即大战爆发的第五个月，他们起初那种激情已经很少能让人感觉到了，那时，感染着每个人的沙文主义把他们吸引到了光荣的战场。12个月以后，沙文主义彻底死了，就像那些18岁、19岁的小伙子们死了一样，他们曾唱着歌把沙文主义带到战斗中。如今，光荣的战场成了堆尸场。
当年18岁、19岁的小伙子们为了某些民族主义的目标越过国界来打仗，在他们想象中路途遥远；对今天的18岁、19岁的小伙子们来说却近得很，就像一个无国界的欧洲那么近。他们同样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他们的祖辈不仅相信，杀害国界外面的、被称为死敌的邻国人就是履行爱国主义义务，而且把出兵看成是上帝的礼物，看成变成成熟男人的唯一机会，看成在圣战中获得最后庄严的唯一机会。对大多数人来说确实是最后的机会，他们向死亡捐出了生命，死亡也接受了捐赠品。
恩斯特·云格尔在他的世界大战回忆录《在钢铁暴雨中》的第一页上对战争的描写激荡着“冷静的情感”。按他的风格是无感情色彩的，即使在描写感情时也是无动于衷和冷漠沉着的：“我们离开了教室、课桌椅和工作台，通过短短几周的训练被炼成了一个高大而有激情的躯体，在一个安全的时代成长，我们感到在追求一种不寻常的东西，在追求重大危险，于是战争就像毒品一样吸引着我们，战争会给我们带来伟大、强大和庄严。我们觉得战争就是男人的行为，是在开满鲜花、沾上鲜血的草地上进行的愉快的斗争，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死在战场上更美丽的了。”
云格尔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和他同龄的思想家、作家和艺术家开头都跟他那样在思考和描写。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后来将经历过的打击和震惊铭记在一生中，肮脏而一点不愉快的战争将他们从梦想中惊醒，使他们对自己盲目的激情感到吃惊，因而大大改变了他们的语言风格，或者在惊慌失措后保持沉默。
为祖国而死是美好而光荣的，难道为祖国、为最高统治者去倒毙吗？英国诗人威尔弗雷德·欧文用诗作揭露了霍拉茨的老一套谎言，他有意识地用了《美好的东方礼仪》作为他痛苦的诗作标题。他用一个士兵从1916年圣诞节以来在战壕里经历的事实来揭露这种传统、空洞而虚假的激情：
在沙袋下像老乞丐般弯着腰，
内翻着膝，像女巫般咳嗽着，
我们涉足在泥浆里，
直至看见了信号弹转过身来，
把我们拖到远方的长眠之处。
勇士们边睡边行军。
许多人的靴子掉了，
拖着淌血的脚继续跛行。
像瘸子，像瞎子，
蹒跚地拖着步子，听不见
落在我们身后的炮弹声。
恩斯特·云格尔在整个大战过程中保持着忠诚，“以一种近乎病态的勇敢精神”（尼尔·弗格森语），即使面对着残忍，他的语言仍然是冷静的：“在活着的抵抗者之间躺着死者。在挖开掩蔽洞时，我们发现死者上下叠成了几层，一个连队的人在密集的扫射下被紧紧挤在了一起。”
云格尔用他的语言至少描述了事实真相，而这些真相正是记者所回避的或者是必须回避的。所有的士兵在筑战壕时都会把死者残体用上，不断因发出强烈臭味而发现沙袋里有人体残骸，它们是在筑防卫墙时被塞进去的——而战场上的双方都认为这一切是很正常的。
不仅仅是恩斯特·云格尔那样的作者，还有像托马斯·曼那样的文学家，他们开始也被民族主义 病毒 所感染，后来在战争过程中才慢慢不再发烧、不再说胡话或写胡话了。托马斯·曼曾在写给抒情诗人理查德·德默尔的一封信中，像一个在1914年8月突然醒悟到要说话的业余作者那样，对发生的事件作了解释、赞扬和深化。总而言之，在战争中，这是一个作家的神圣职责。他和许多其他文学家——格哈德·豪普特曼、赖纳·玛丽亚·里尔克、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作为歌德和席勒的后代而对民族的精神和道德建设负有责任，并表示出尚武精神。于是他们成了家乡后方部队的一部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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