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道:中国历史中的博弈术-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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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文帝刘义隆也曾诛杀“功臣”，这些功臣还是杀掉他的哥哥宋少帝帮他即位的。但是，宋文帝也借此看出了他们的狼性了，所以，就杀掉了这些可能再次废弑皇帝的人。这不失为英明之举。
当时的史实是，宋少帝刘义符是个荒唐的君主，他不问政事，在宫中开集市做买卖，竟然还亲自卖豆腐。当时权臣徐羡之、谢晦、傅亮就把他杀掉了。杀掉之后，权臣要立时年十七的刘义隆为帝。刘义隆的部下劝阻他不要去建康继位，以防又被大臣杀害。
但是刘义隆坚决果敢，毅然前往。见到诸权臣之后，号泣不已，哀动左右。刚刚为国家的不幸哭毕，又详细追问自己的哥哥少帝被杀的原由，哭哭啼啼，旁边群臣莫能仰视，傅亮又惊又窘，流汗浃背，口不能言。刘义隆以自己的亲信严兵自卫，乘船直抵建康，即皇帝位，是为宋文帝。
本来，宋文帝的皇位是这几个杀掉皇帝的权臣给的，按理说，应该以高官厚禄报答。如果你这么想，那就大错特错了。这些权臣能杀掉一个皇帝，就能杀第二个。今天可以拥立你，明天就可以废杀你。所以，对这些大臣绝对不能心存感激地加以报答，而应该找机会除掉。因为，不管是什么狼，毕竟都是狼，总要吃人的。所幸的是，宋文帝看到了这一点，他决心找机会杀掉这些“功臣”。
徐羡之等人觉得宜都王原来掌握的荆州是军事重地，就委任谢晦为荆州刺史以为外应。谢晦将行，和蔡廓道别，屏去左右旁人，问：“我能免祸吗？”蔡廓回答：“您受先帝顾命之恩，废昏立明，道义上说得过去。但杀了人家两个哥哥（一个是刘义符，一个是庐陵王刘义真）而又在殿下称臣，挟震主之威，据上流之重，以古推之，免祸太难啦。”谢晦开始还怕出不了建康，上船之后，回头一望，高兴得大叫：“今得脱矣！”可惜的是，谢大官人高兴得太早，总以为飞鸟出笼，能自由翱翔，来去自由，殊不知一张无形的天网已暗中悄然向他撒来。
宋文帝继位之后，先以高官厚禄稳住几位大臣，任徐羡之为司徒，王弘为司空，傅亮加开府仪同三司，谢晦加封卫将军，檀道济进号征北将军。元嘉二年，徐羡之、傅亮上表归政，文帝假意不应，再三上表才答应。元嘉三年，见时机成熟，宋文帝下诏暴露徐、傅、谢数人罪恶，命令有关部门捉拿法办。谢晦的弟弟正在中书省值勤，得知消息慌忙派人通告徐、傅二人。徐羡之跑到城郭烧陶的洞子里自己上吊而死。傅亮跑到路中被堵截，文帝派人告之：“以您江陵奉迎的诚心，当使您诸子无恙。”于是诛杀傅亮等人。至此，皇位总算安全了。
这里看似讲的是一个忘恩负义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却说明了当事人的正确。诛杀的那些功臣不是普通的功臣，他们是一群胆敢废杀皇帝的功臣。对于新皇帝而言，这是一群随时可以废杀自己的狼。这时，就绝对不能用传统道德观念来拘泥自己的举措了。
隋朝大将司马德戡，参与了推翻隋炀帝的行动，协助宇文化及登上了权力的高峰。他当然明白宇文化及是一头不可长期共舞的狼，但他仍然被这头狼吃掉了，原因就在于他谋事不果，导致前功尽弃。
隋朝末年，天下已然大乱，炀帝杨广还是执迷不悟，或远师出征，或四处游幸，致使百姓备受劳役之苦，怨声四起，载舟之水亦渐变为覆舟的洪流。李密领导的瓦岗军于大业十三年（617）二月开始，先后占领了东都洛阳的各大外围粮仓，彻底阻断了隋炀帝的回京通道，并且使东都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隋炀帝滞留于淮南的江都行宫里，一晃就是年余。从驾士兵的老家多在关中，这种渺无归期的客居生涯使他们深为厌倦，为此，他们常常交头接耳，计议着抛下炀帝自行回家。
某卜者，占算极灵，江湖间声名藉甚。自云，明日来若干人，隔夜已知之。其人生平命运荣枯，无不详悉。有求推算者，卜者端坐不动，其人须自缕述生造年、月、日、时，以及父母兄弟存殁、生平所遇大事。言毕，卜者曰：“然”。即在抽屉内出批就八字一纸，所书事述与往者一一符合，未来之事，亦罗列满纸，无不叹为神奇。后有知者谓，卜者所租房两楹，中隔薄板壁一层，壁上凿小孔，以有抽屉桌子亦凿一孔，移近板壁与之适合。卜者即坐其旁，隔房雇一善书之人，凡求卜者自述时，其人随听随书，言毕亦书毕，即递至抽屉内。故过去之事，无不吻合。至未来者，则任意决断，而求者犹不知其骗，但觉灵验异常云。
当时武贲郎将司马德戡负责统领着这班从驾勇士，知道士兵们大多是这种心理状态，便阴谋背叛皇帝，他煽惑自己的好友武贲郎将元礼以及直阁裴虔通说：“我听说关中已经陷没，李孝常叛于华阴，皇上已将其二弟收押死牢，准备全部处以极刑。我们的家属都在关中，又怎么能够担保没有同样的问题发生！”虔通也忧形于色，他说：“我家子弟都已成年，诚然难以自保，我也一直在担心灾祸会随时降临头上，只是无计可施。”德戡说：“我们的忧虑既然相同，自当共同谋划出路。从驾士兵们一走，我们也趁机开溜好了。”元礼、虔通都表示支持。于是结群聚党，宫禁内外十数名官员都站到了谋叛的行列。
这伙人以博戏名义日夜聚会，商讨对策，最初都只想劫夺十二卫武马，掳掠当地居民财物，结党西归，并无意危及炀帝；但在宇文智及入伙以后，事情就变得越发严重了。智及认为，隋室江山已摇摇欲坠，要干就干一番大事，创建帝王基业，所以是不能再让炀帝稳坐天子之位的。德戡一想也是，反正是反罪，何妨反得更彻底一些！于是率先拥护智及的主张，又相约请宇文化及为主，伺机入宫弑帝。
败局之训绝对不可永远与狼共舞（2）
到义宁二年（618）三月一日，德戡正要宣言告众，忽然又虑及人心万一不齐而功败垂成，决定再用诡诈手段胁迫从驾士兵，他对直长许弘仁、医生张恺说：“你们身为良医，担负国家重任，由你们制造谣言煽惑人心，效果一定再好不过。你们可到备身府去，故做神秘地告诉你们的熟人，只说皇上已得到从驾士兵们将要叛逃的消息，命令你们二位酿造大量毒酒，准备借享会之机将大家统统毒死，只将其中的南方人留下继续服务。”张仁、张恺连连称妙。
谣言一出，从驾士兵们果然大为恐慌，反心自然更加坚定。德戡得知诡计生效，遂在三月十日召集所有同谋，部署犯禁逼宫事宜。当夜恰好是城门郎唐奉义主闭城门，而禁宫钥匙又掌握在直阁裴虔通手中，内外诸门自然形同虚设，正所谓狼守羊圈，炀帝哪还有活命机会？至三更天气，德戡在东城内聚集了数万兵马，点火向城外发出行动信号。城外孟秉、宇文智及也搜罗到了千余人，见到火光立即劫持侯卫武贲冯普乐，分兵把守郭下各条街巷。
夜里，裴虔通以德戡的士兵换掉了诸门卫士，这才亲自打开宫门，率领数百骑兵闯入成象殿，杀了措手不及的独孤盛将军。元礼也在这时领兵杀进，在一片呼啸声中，宿卫者纷纷逃命。至此，宫内宫外尽成叛军天下。隋炀帝杨广亦由虔通抓获，第二天一早被弑于江都宫中。
一夜之间，德戡已全方位控制了宫内宫外局面，按照起事前的协议，与同党孟秉等人共推宇文化及为丞相。
德戡未始不想到九重天上一游，但他考虑到兵变以后必须借助望隆位重者以御众，这才将宇文化及推到前台，因为宇文化及之父宇文述曾是隋朝左翊卫大将军，爵封许国公，化及兄弟也各任显职，其中化及本人为右屯卫将军，智及为将作少监，士及尚公主，可谓富贵集于一门。化及入主朝堂，立即弑炀帝，诛杀异己以及隋室外戚，另立了一位傀儡皇帝，封德戡为温国公，仍统本兵，并加光禄大夫。
化及有自知之明，他知道自己的才能远在德戡之下，现在侥幸窃居尊位，怕只是德戡的应急策略，谁敢担保以后会怎样？德戡手握重兵，绝对后患无穷！因此，化及在几天以后就改授德戡为礼部尚书，分配其他将领各统士卒，也就是以表面上的美迁掩盖褫夺德戡兵权的真实意图。德戡大为怨愤，他万没想到自己千辛万苦创下的基业拱手让给了化及享受，后者竟还要滥施猜忌，将自己挤到一边乘凉！
“没这么便宜的事。我怎样扶你起来的，就能照样儿将你踩下去！”德戡望着化及的背影，牙齿几乎咬碎。要实施这一计划，当然必须重掌兵权。他知道智及贪财，就将自己兵变后获赏的全部财物送给智及，并乘间表明心迹：“我德戡只懂带兵，其他的事情一概不懂！”智及受人钱财，理当替人消灾，他拍胸脯保证：“你放心，这事就包在我身上好了。”回头劝化及：“人家德戡一片忠心，否则也不会推仁兄为主了，你何苦猜忌他呢？”化及以为然。兵到徐州，舍舟登岸，化及将后军交给德戡统领。
德戡手中重新有了军队，心想：“化及，你瞧我的吧！”于是和赵行枢、李本、尹正卿、宇文导师等人密谋策划，准备袭击宇文化及，同时派人去约孟海公（江浙一带的草莽英雄）为外援。也是合该德戡失败，他本来一惯行事果断，这次却苦等什么使者回报消息，致使行动一再耽搁，而许弘仁、张恺却有了机会泄露这一秘密。宇文化及晓得先发制人的重要性，他不动声色，暗中教他弟弟士及佯装游猎，到后军见机行事，捉拿德戡及其同党。德戡不知事情已经败露，见士及到来，很自然地出营参谒，不提防士及一声令下，如狼似虎的甲士就将德戡死死钳住了。
德戡故作镇静，质问士及：“我有何罪？”士及冷笑：“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去跟丞相说吧。”化及随后亦指责德戡不该谋反，德戡说：“我何尝想这样？实在是逼不得已罢了。我们杀昏君，蒙弑逆大罪，为的是什么？还不是不堪忍受其毒害。我始料未及的是，大家共推足下为主，足下竟比昏君有过之而无不及！”化及恼怒地反问：“司马公还有什么话说？”德戡嗔目相对：“我只恨自己谋事不果，反遭小人暗算！”化及无言，示意左右将德戡拉出去。德戡被缢杀，带着满腔不甘赴黄泉见炀帝去了。
败局之训要想好如何退场（1）
李鸿章办事留余地
清末官场的形势十分复杂，各种力量之间的斗争互相交织在一起。怎样在政治激流中立于不败之地，对于李鸿章来说，是成败存亡的关键。
甲午战争失败，李鸿章因为丧权误国，遭到满朝文武和全国百姓的唾弃，威望一落千丈。就连慈禧太后也不得不对其疏远。这对李鸿章十分不利，是他一生中最低谷的状态。李鸿章为保住自己的地位和权势，进行了更为艰辛的努力。
为了起死回生，李鸿章以自己丰富的官场政治经验，采取了“韬晦”策略。首先，他借外压内。他利用俄皇尼古拉二世加冕的机会，出访俄、英、德、美等国，在国外遍访名人，提高自己的威望。在访问中，他会见了俄皇尼古拉二世、英国女王、英国总理和德国首相。李鸿章在国外的名气顿时提高，被西方各国推为世界“四大老”之一。
李鸿章的“韬晦”之计的更深一层含义是，在各种政治势力中，四处逢迎，八方讨好，暗中窥测权柄，使自己总是处于有利的境地。
他的这一算计在维新变法中表现得最充分。
李鸿章本来是支持变法的，他是洋务派中第一个公开提出变法主张的官员，因此，也同情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变法主张。在强学会成立之初，他感到维新势力很有市场，于是便捐银2000两，要求加入，但因为甲午战败使得他的名声太臭，结果被拒之门外。虽然如此，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的李鸿章始终没有与维新派绝交，仍旧在暗中给予支持。
随着维新派与顽固派斗争的深入，矛盾激化，双方力量对比也逐步明朗化，李鸿章敏感地窥测到，权柄仍然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人物手中，因此，他就不再谈变法了，而是公开站在了顽固派一边。这样，李鸿章在维新变法中，不论是顽固派还是维新派都对他没有恶感。
一次慈禧太后与御前大臣议事，在谈到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时，李鸿章说：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皆书院经生，市井讼师之流，不足畏也”。当慈禧太后对外国保护康有为和梁启超表示十分愤怒的时候，李鸿章又说：“外人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