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道:中国历史中的博弈术-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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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满以为袁世凯定欣然应命，但是，出乎意料的是他竟发回一个推托的奏折，称自己“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袁世凯以足疾被撤职回乡，这次他以足疾为由推辞，颇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味道，既达到了讽刺对方的目的，又让对方不好发作。但他很狡黠，没有把话说死，说足疾稍好即行赴任。
奕劻不知袁世凯胡芦里卖的什么药，即派徐世昌前往彰德劝驾。徐与袁本是一伙，两人密商后，袁世凯这才打出出山所要满足的六张牌：一、明年即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宽容参与此事件诸人；四、解除党禁；五、须委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六、须与以十分充足的军费。此六条缺一不可，否则决不出山。袁世凯向清廷所提的这六条可不是什么小东西，囊括了所有内政外交的大权。这么大的胃口，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嫉袁的亲贵们的反对，大骂袁世凯乘人之危，漫天要价。连对他已有点屈从的载沣也难以接受。可袁世凯毫不在乎。
但是形势的发展出乎意料地快，全国各地都爆发了起义，响应武昌，革命党人的胜利在不断地扩展，而清政府的军事则毫无进展。这与袁世凯遥控军队有关，他授意冯国璋要“固守”，“慢慢走，等等看”。这样荫昌指挥起来就很困难了，要想取胜谈何容易。
面对眼前岌岌可危的形势，载沣一筹莫展，只得再次向袁世凯屈服，批准袁的奏请，任冯国璋总统前线第一军，段祺瑞总统第二军，均隶属于袁。对于载沣来说，这可是付出了血本了。
可袁世凯并不买账，他看到只是兵权到手，还差一项呢，于是又电奏推辞，真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哪管你载沣是急死还是急活。
三十一日，南昌新军起义，成立了军政府。清王朝四面楚歌，摇摇欲坠。为了救倒悬之急，载沣一连颁发了四道上谕：其一是实行宪政；其二是迅速起草宪法；其三是革除亲贵秉政，一旦组织内阁，不再以亲贵充国务大臣；其四大赦国事犯。这实际上是对袁世凯所提出的六条要求的答复。
某甲经乱失去，阅十余年忽归，则衣服华美，行李豪奢。自言，乱时转展至南洋各埠，为人伙友，渐至丰裕，现为某富人倚重。特派至江南，经营盐业。某出巨款买盐票，赫然为盐商矣。数月之间，于各店肆赊购珍奇，已数万金。一日，忽来一友，与甲语颇款洽。且扬言曰东翁某日将至，嘱为预备一切。既而甲约友出饮酒肆，将至大门，言体中觉冷，令仆返取半臂，比及仆出，则甲与友均不见。至各酒肆询之，均无有。急至江干，向沿江店肆及各船查询，并详其衣貌。或曰，两点钟前，见有此状人登一舟离去。综计某前后骗去约三四万金。
袁世凯看到“愿者已上钩”，才匆匆离开彰德，到信阳进行交接。清廷即准，并授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着其即行来京，组织完全内阁。袁世凯接到诏旨后不禁发出会心的大笑。但他还不着急，又故意电奏辞谢，吊吊载沣的胃口。至此，已经是第三次推辞了。载沣知其虚伪，没有允许，再三促其进京。于是袁世凯提出内阁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声称前命不敢奉诏。11月8日资政院开会，正式选举袁为内阁总理大臣。他这才大摇大摆，神气昂扬地进京组阁。至此，清朝的内政外交大权，已完全落在袁世凯的手里了。
袁世凯活灵活现地表演了一番欲擒故纵的把戏，三吊载沣的胃口，终于把想得到的东西全部拿到手中。如果他一开始就答应出山，那就是卖便宜了。袁世凯的精明就在这里。
双方的较量往往是在比耐心
关于袁绍及曹操在官渡之战的胜败原因的探讨有很多，这里仅就作战双方在博弈中的“耐心”和“耐力”来讨论，除了领导者的英明神武外，从属下的心理状况来分析，也可以得出结论。虽然战前已有十胜十败的经历，但是曹操军队在前线苦战却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战况相当激烈，打得难舍难分。袁绍采用土山制高点广射箭海，使得在曹操营区内行走都要使用厚盾遮住箭雨；袁绍挖地道想要奇袭，曹操也挖濠沟对抗。由此看来，谈不上谁占优势谁占劣势。这是一个双方僵持的局。鱼竿伸得很长很久，而鱼却迟迟不动。
后来曹操的阵营发生了缺粮的事，曹操甚至一度萌生退兵之意，但最关键的是曹操终究没有退兵。曹操写信向留守大后方的荀彧咨询意见，荀彧力主坚持。曹操也向运粮的士卒勉励：“再坚持十五天，等击败袁绍后，就不再使你们辛劳。”这就是曹操作为一代枭雄的过人之处，哪怕再艰难困苦，哪怕再饥寒交迫，既然入了局，就要坚持到底，殊死博弈。其实就一个字：熬！和对手熬下去！耐着性子钓袁绍的大鱼。
等啊等啊，艰苦地熬啊，鱼终于来了，袁绍的手下耐不住了，许攸的投降，使整个局面发生变化，由于从许攸身上曹操得到许多关于袁绍的宝贵情报，曹操因而能在乌巢劫粮，而使袁绍军势位居下风。曹操的耐心获得了机会，最终赢得了胜利。
一个局，从开始到结束，总有一个最难坚持下去的时段，在此关键时刻，谁坚持下去了，谁就钓到了对方的鱼。
控局之道刚与柔的统一（1）
刚柔兼备，宽猛并用
明朝初年，抗倭名将戚继光从浙江只身被调到蓟门一带任总兵官，以抵御蒙古的侵扰。他看到这里的军队纪律松懈，士卒的性情又过于冥顽，如果骤然用军法约束他们，恐怕会适得其反。但是，对于一支军队来说，没有严格的纪律，战斗力就不强，也就不能称其为军队，这该怎么办呢？戚继光不愧是一位善于治军的名将，针对这种情况，他马上上书请求从浙江一带派一支纪律严明的部队，用来倡导勇敢和守纪律的精神。
朝廷批准了这一建议，给他派来了三千名“戚家军”老兵。戚继光命令他们在野外列队，正赶上下大雨，雨水打在这些老兵脸上，淋得睁不开眼，浑身上下也都湿透了，可没有一个人去擦脸上的雨水，也没有一个人动弹一下，仿佛忘掉了外面的一切……老兵们的这一举动使得原来那些纪律不甚严明的士兵内心受到极大的震动，认识到一支攻无不克的军队首先是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于是在后来的表现中，这些士兵个个严格要求自己，极大地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使得蒙古一听到戚家军的名字就闻风丧胆，落荒而逃。
汉武帝的妹妹隆虑公主老年得子，封为昭平君。她对昭平君非常疼爱，娇生惯养，任其所为。后来她病重的时候，唯恐自己死后昭平君闯祸，所以用金千斤、钱千万替昭平君预赎死罪。汉武帝当时答应了她。不久隆虑公主病故了。昭平君知道母亲已经为自己预赎了死罪，更加骄纵，无法无天，一次酒后，竟杀死了无辜的大臣。昭平君罪大恶极，按罪当斩。武帝左右的人都替昭平君求情。武帝说：“我妹妹老年才有这么一个儿子，而且临终还托付给我，我也不忍心杀他。但是先帝制订了法令就是要惩恶扬善，我若不杀他，则上对不起祖先，下对不起百姓哩。”最终判处了昭平君死刑。
执法必严，严必有度。适度的严才能达到严的效果；过犹不及，严就失去了意义。
三国时魏国刚刚建立的时候，刑法非常重。当时魏国的官吏宋金等人从合肥叛逃吴国，按照魏国法制应治罪斩首。曹操还嫌处罚太轻，要加重刑罚。于是主审官就奏请将其母亲、妻子和两个做官的弟弟全部斩首。这时尚书郎高柔上书说：“士卒逃亡，确实可恨；但我也听说其中颇有后悔之人。我认为现在应宽待逃亡者的妻子。这样，一可以使敌人对逃亡者不信任，二可以诱其还心。像以前那样处理，本来就觉得太严了，若再加重刑罚，使现在军中的士卒看到，一人逃亡诛及全家的后果，今后怕都要逃走了。刑罚过重非但不能制止逃亡，反而会促使更多的人逃亡。”曹操听后觉得非常有道理，就照着他的话去办。结果从那以后逃亡的人数大大减少，而且还真有一些叛逃者又偷偷地跑了回来，重新加入曹军。
罚不失爱，严中有情，这是管理者惩戒部下时的一条原则。虽然从表面上看严肃的法规被破坏了，但是从长久来看，罚不失爱，就抓住了下属的心，这样更能有效地维护法律规章的严肃性，被管理者们也会自觉地遵守规章制度。
宋朝大将曹彬在驻守徐州时，手下有个官吏违反了纪律，按军法应打军棍。但曹彬却没有马上执行处罚，过了年后才旧事重提，如数打了他。有人问曹彬为什么这样做，曹彬说：“我当时听说他刚娶了媳妇，如果在那时打他，媳妇的公婆可能会认为儿子被打是由于媳妇带来的不吉利，因而整天打骂她，使她难以生活下去，这样也会影响这个官吏的情绪。所以，我才推迟执行。这样军法也没有因此受到损害。”在场的人听了无不心服。后来这件事传到那个官吏那里，他也深受感动，不但不对受罚一事耿耿于怀，而且以后工作更加卖力，再也没有犯过军纪。
宽和严，德和刑之间，是一对对立统一的关系。它们既相互矛盾，又相互依赖；既相互对立，又相互包含。从它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出发，在处理两难问题时，就可以找到一条合适的度——严中有情，宽中有猛；柔中有刚，刚中有柔。兼顾二者，既维持原则，又不失灵活。
控局之道刚与柔的统一（2）
作风要明快
胡林翼与曾国藩一样，也是湘军创始人。胡林翼曾力劝曾国藩不可专学诸葛亮的谨慎小心，还曾一再敦劝曾国藩要有不怕包揽把持、放手去干的勇气，这些特点，正是曾国藩缺乏而胡林翼所特有的。
1836年，胡林翼考中进士，由于他出身于官宦世家，本人又极会钻营，很快就飞黄腾达，当了贵州的两处知府，在任上办过团练，积累了丰富的作战与用人经验。
咸丰三年（1853）秋，胡林翼奉命率黔勇援湖北，从此开始了和曾国藩的紧密合作。
咸丰六年（1856）初，胡林翼进驻武昌城南，罗泽南鏖兵洪山；罗求胜心切，企图攻进城内，却中弹而卒，由他的弟子李续宾接任。
经过长年征战，胡林翼练就了两支精锐的部队，即李续宾的陆师，杨载福的水师。他还是湘军中在江忠源之后第二个被授予巡抚实职的将领，比曾国藩还早。
胡林翼在贵州做知府时，屡次剿平盗患，在军事指挥方面极有才干。担任湖北巡抚之后，亲自领兵从事武昌的争夺战，屡经历练，对于临阵对敌更增多了许多经验。因此他后来协同曾国藩作战时，常常提出正确的战略观点，对于战事的全局发生极为深远的影响。他在咸丰九十年间对太湖潜山战役的看法，就是最明显的例证。
太湖和潜山位于安徽省西南，大别山脉的南麓，是湖北向东通往安徽的必经之路。太平军由安徽进入湖北，胡林翼由湖北进攻安庆，两个地方都是必争的战略要地。
咸丰九年（1859）十一月，曾国藩由湖北移营安徽宿松。就在曾国藩进驻宿松的同时，陈玉成已调集了十多万大军，由江苏进入安徽，向庐江、桐城而来，其目的不仅是为了解太湖之围，更打算乘机击败清军，解除安庆所受的威胁。
陈玉成来势凶猛，而此时湘军由湖北四路出师，兵力分散，看来势难抵敌。当时，太湖尚在清军围攻之中，如果撤围而集中诸军对抗陈玉成，那么，长期的围守之功就会失败，未免可惜；如果不撤太湖之围，又未免腹背受敌，何去何从，胡林翼和曾国藩都非常头痛。
在这种情形之下，很多人认为如果撤围，必然会使太湖中的太平军与陈玉成的大军会合一处，其势更不可挡，曾国藩也因此而迟疑不决。胡林翼反复筹议，以为不然。他在这段时间里，每天都给曾国藩写一封信，讨论当前的军事问题。在十一月十五日写给曾国藩的信中，他提出了很明白的看法，说：“太湖兵力，应专打援贼，即放走城贼，亦甚无妨。”
十七日，胡林翼在写给曾国藩的心腹幕僚李榕的信中，谈到历史上曹操官渡之战击败袁绍和李世民击败窦建德的经典战例，认为：谋而不决，定会丧失良机，而且还将遭受严重损失。所以，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