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之独孤皇后-第8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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檀板一声,笛音旋起,张多福启喉唱道:“楚天过雨,正波澄木落,秋容光净,谁驾冰轮。来海底?碾破琉璃千顷。环珮风清,笙萧露冷,人生清虚境。珍珠帘卷,庚楼无限秋兴。”
这曲牌叫《念奴娇》,下面要换调了,就在这空隙中,宇文邕向杨忠问道:“你知道这唱的叫什么?”“奴才那儿懂啊?”杨忠陪笑道,“听那辙儿,好象叙的是月夜的景致,这倒是对景挂画。”
“对了!这是《琵琶记》的《赏秋》,秋天不写月亮,可写什么呢?你听着吧,下面还有好的。”前面的张多福,听见宇文邕这么说,越发打点精神,接着唱下面的《生查子》和《念奴娇》序。
“逢人曾寄书,书去神亦去。今夜好清光,可惜人千里,长空万里,见婵娟可爱,全无一点纤凝。十二阑干,光满处,凉浸珠箔银屏。偏称,身在瑶台,笑斟玉斝,人生几见此佳景?”
“好曲文,好曲文!”宇文邕击节称赏;又说:“张多福今天嗓子在家,咬字也好了!”杨忠听见这话,便即喊道:“宇文邕夸奖张多福。谢恩!”
安福早就准备着的,随即带了张多福到御案面前磕头。宇文邕赏了一盘杏波梨,于是又一次磕头谢恩,退回原处,接着往下唱。唱到“峭寒生,鸳鸯瓦冷玉壶冰,栏杆露湿人犹凭”,宇文邕大为皱眉。
第119章 人心不定()
宇文邕的一举一动,眉高眼低,杨忠无不注视着,这时知道出了岔子了,所以等这一支《古轮台》唱完,随即俯身低问:“可是那儿唱错了?”“嗯!”宇文邕点点头问:“是谁教的?传他来!”
张多福这一折《赏秋》,是陈金崔所教,安福带着他惴惴不安地来到御前,跪了下来,听候传问。“‘湿’字是入声,你怎么教张多福唱成平声?难听死了!”陈金崔嗫嚅着回奏:“‘湿’字‘连腔’,听起来象平声。”“谁叫你‘连腔’?”
这一下碰过来,越发叫陈金崔汗流浃背,结结巴巴地说:“是奴才的师父这么教的。”
他的教曲的师父,如何可用来抵制宇文邕?这是极不得体的奏答,可以惹恼了宇文邕,有不测之祸。宫中相传的心法,遇到这种情形,要抢在前面申斥、开脱,来平息宇文邕可能会爆发的怒气。
所以安福严厉地喝道:“好糊涂东西!你师父算得了什么?你师父教的,还能比得了万岁爷的教导!”“是,是!”陈金崔不住地在地下碰着响头,“奴才糊涂,求万岁爷教导!”
宇文邕有样好脾气,在这些上面,一向“诲人不倦”,小太监写错了字,他会和颜悦色地给他们指出来,甚至朱笔写个“字样”,吩咐“以后照这样写”。
因此陈金崔和安福十分惶恐,宇文邕却突厥然不以为意,真个指点了他们一番。“你那个师父也不高明,怕的连南曲、北曲都搞不清楚。”宇文邕徐徐说道:“北曲的入声,唱高了象去声,唱低了象上声,拖长了就成平声。
《琵琶记》是南曲,‘湿’字唱错就错在这个‘连腔’上面。这你明白了吧?”“万岁爷圣明!万岁爷的教导,奴才一辈子受用不尽。”陈金崔又大着胆说,“奴才斗胆,再求万岁爷教导,南曲的入声该怎么唱才动听?”
“出口即断,也别有意做作,轻轻一丢,自然干净俐落。昆腔是所谓‘水磨调’,宛转之中要有顿挫,就在这些上头讲究。”
宇文邕顾曲,实在可算知音,升平署的老伶工,无不心诚悦服。宇文邕也大为得意,现身说法,便亲自小声哼唱着教他们。就这样消遣到二更时分,夜凉侵入,杨忠再三谏劝,宇文邕才怀着余兴,起驾回宫。
这一夜睡得非常酣畅,第二天醒来,宇文邕觉得精神大好,决定召见八柱国。照例,在此以前,他要跟杨忠先作一番商量。
“精神到底还不算太好,今天也只能料理些最紧要的。”宇文邕问道:“你看,除了军报以外,还有些什么非先办不可的事儿?”
“启奏宇文邕,官钱票一案,要早早降旨。”“嗯。”宇文邕点点头,“我知道了。‘叫’吧!”于是,杨忠亲自去“叫起”。
有些八柱国,跟他也有两天没有见面了,相对一揖之后,少不得寒暄一两句,同时探问宇文邕的病情。“好得多了。”
杨忠答道,“不过还不胜烦剧,请诸公奏对的时候,不必说得太多。”杨忠的话,在他们与上谕无异,因此这天进谒御前,能不说话就不说话,但官钱票的案子,前因后果,特别复杂,一时不能详细商酌,便又搁了下来。
就在这搁置的期间中,杨忠一天在家纳凉,忽然想到了一着扩张势力,扶植党羽,打击政敌的好棋。第二天进宫,找了个机会向宇文邕进言。话是由修葺“行宫”的经费谈起来的。
杨忠向宇文邕说,京里由内务府管理的五家“天”字官钱号,盈亏关系着宫内的用度,现在户部调度各地军饷,相当困难,而且即令有余款,如果用来修葺行宫,一定会惹起御史的闲话。
这样,自然而然就出现了一个结论:五家“天”字官钱号,必须派个妥当的人,切实整顿管理,当然这个人应该是总管内务府大臣。
总管内务府大臣,并无定额。留在京里的有两个,一个是韦孝宽,一个是明善,明善的资望浅,而且才具、操守,都不能让宇文邕信任。
但是韦孝宽更不行,宇文邕对他的印象极坏。从到洛阳以后,韦孝宽有两件事,大忤旨意。第一件是皇宫让英法联军烧掉以后,韦孝宽身为总管内务府大臣,连出城去看一看都不敢。
而且因为管理皇宫的印钥已经奉旨交出,自觉已无守园的责任,所以并不自请处分,只上了一个“奏闻”的折子。
皇宫的被焚,是宇文邕最最痛心的恨事,满怀忧愤,恰好发泄在这道折子上,朱笔痛斥韦孝宽没有“人心”,是“我鲜卑中之废物”,不自请处分“尤为可恶”,处分是:“开去一切差使,降为五品顶戴”。
但不多久,靠宇文直的斡旋,以京城“城防”的劳绩,开复原官。韦孝宽与宇文直的交情,厚到了可以随时开玩笑的程度,这才是他为宇文邕所厌恶和为杨忠所排挤的主要原因。
到了洛阳,要修行宫,命韦孝宽提拨二十万两银子应用。不知是真的没有钱,还是另有缘故,总之韦孝宽不曾遵旨办理。
这使得宇文邕越生恶感,所以“天”字官钱号是决不会派他去管理的。于是杨忠建议,就在京大臣中,另简一员当总管内务府大臣,专管此事。宇文邕同意了,只待决定人选。总管内务府大臣是满缺,只有就鲜卑大臣中去挑。
杨忠故意说了几个不够格的名字,然后逼出吏部尚书蔡佑来。蔡佑是翰林出身,当过好几次乡会试的考官和殿试的“读卷大臣”,也算是素负清望的,杨忠看不起那些昏聩庸鄙的鲜卑大臣。
对蔡佑却无恶感,同时他也知道蔡佑多少有依附他的意思,所以乘机保荐,表示笼络。宇文邕采纳了他的建议。
“再跟皇上请旨,内务府的印钥,可仍旧是由奴才佩带?”“当然啦!你这话问的是什么意思?”
“奴才想求宇文邕赏一道朱谕,申明旨意,以后奴才跟蔡佑商量公事,就方便得多了。”
这“商量公事”,包含着向蔡佑提用款项在内,宇文邕自然支持他的请求。于是宇文邕在面谕八柱国,吏部尚书蔡佑兼署总管内务府大臣的同时,下了一道朱谕:“杨忠仍带内务府印钥。”
此外,还有好几件朱批的奏折交下来,使得清闲了好几日的军机章京们,又大忙了起来。朱批的奏折,在丞相府只录存副本,称为“过朱”,原折发交原奏事衙门。
在京的大小官员,从万寿节以后,就未见过“明发上谕”,上了奏折的衙门,也不见原折发回,以致谣言极多,人人关怀,不知“圣躬不豫”到了怎样的程度?
因此,凡是在内廷当差的官员,那几日都是访客不绝,意在探听消息。当然,他们自己在宫里也是天天在打听:“洛阳有‘包封’没有?”
丞相府专差飞递的文件包,称为“包封”,若有包封,便可以知道宇文邕已照常召见军机,处理政务,当然是“圣躬康复”了。
这天终于等到了洛阳的包封,在内廷当差的官员,特别是那些位居清要,行动比较自由的翰林,纷纷到内阁去打听消息。
看到“御笔”的字画端正有力,足见宇文邕的精神极好,七八天以来的悬揣不安,就从这几个字上一扫而空,争相走告,喜形于色。
但是,极少数的几个人,所知道的情况,并非如此。王思政就是这极少数中的一个。在达奚武的套格密札中,曾提到宇文邕的病,泄泻已经止了,但“虚损”愈甚,行动气喘,而且下午潮热,夜里盗汗,种种证候都令人忧惧。
令人忧惧的还不仅是宇文邕的病,杨忠似乎更见宠信了!当然,这里面的作用,只有深知内幕的人才能领悟。
甚至于连蔡佑自己,都还不知道他是无形中受了杨忠的利用,以为上蒙圣眷,才有此恩命,得意之余,兴致极好,凡有道贺的宾客,几乎无不亲自接见。
王思政去道贺时,恰好遇见长孙晟。他们都算与蔡佑有一重师生之谊,所以称他“老师”,做老师的有这样一个红章京、一个名翰林的门生,当然也格外要假以词色,恰好天也不早了,蔡佑坚留他们在家“小酌”。
谈来谈去,谈到杨忠。王思政谨慎,长孙晟素性“和平”,不喜论人短处,但因为他父亲翁心存被杨忠“整”得几乎下不得台,自然对他也没有好感,这样就只好付之沉默了。“杨忠这个人,可以说是‘名满天下,谤亦随之’。”
有了几分酒意的蔡佑,摸着八字胡子,大声说道:“都说他看不起我们自己旗人,依我看,这话亦不可一概而论。”
说着,举一举杯,从这个门生望到那个门生,意思是要他们表示些意见。朱翁二人相对看了一眼,王思政年纪长些,科名早些,便“义不容辞”,要在长孙晟之前先开口。
“老师翰苑前辈,清望素著,肃中堂当然不敢不尊敬的。”“对了!杨忠自己不甚读书,却最懂得尊敬读书人。这不能不说,是他的一项长处。”
第120章 悔()
这多少也是实情,而且碍着老师的面子,朱修伯和长孙晟不能不稍作附和。于是蔡佑谈杨忠谈得更起劲了,谈到宣政八年的科场案,蔡佑又为杨忠辩白。
说经此整顿,科场弊绝风清,完全是杨忠的功劳,因此他认为杨忠当时极力主张置主考官大学士柏葰于大辟的重典,刚正可风。
同时他也透露,那时他是赞成杨忠的主张的。这一说使得王思政恍然大悟,原来杨忠的保荐蔡佑,早有渊源,并且由此可以得到更进一步的证实,杨忠的保荐蔡佑,不仅是示惠笼络,而是有计划地培植党羽。
第二天,他把他的这一看法,告诉了元欣。元欣字博川,是唯一留在京里的一个八柱国。他与韦孝宽被公认为宇文直的一双左右手,但朝野清议,都觉得他比韦孝宽高出许多,是鲜卑世家中的第一流人才。
听了王思政的话,元欣黯然不语,好久,拿起时宪书翻了一下,自语似地说:“七月初二立秋。”王思政不解所以,“文大人!”他问,“立秋又如何?”
“你忘了吗?”元欣答道,“李德立不是说过,一过盛夏,宇文邕的病就大有起色了。”那是几个月前的话,元欣却还念念不忘。这一片忠君犹时之心,溢于词色,王思政不由得肃然起敬。
“但愿如公所言。可是??。”他苦笑了一下,觉得不必再说下去了。“修伯!”元欣忽然打起精神,目光炯炯地看着他说,“不必颓伤!你我都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的人。而况大局也有令人乐观的一面,你我把头抬起来,要看得远些。”
一位长官对属僚,用这样平等的语气来慰勉,王思政自然是深为感动的。也因此,他更觉得要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责任,所以恭敬地应声:“是!”又放低了声音,“照我看,形势旦夕可变,王爷该早早定规一个办法!”
“办法不早就有了吗?曹琢如信中所说,都是好办法。但只能静以观变,不到最后一刻,无从措手。”所谓“最后一刻”,是宇文邕大渐之时,遗诏派顾命大臣,有了宇文直的名字,那时才能名正言顺地接掌大权。
在此以前,如有任何比较强硬的行动,适足以授人口实,加重了“宇文直要造反”的谣言。王思政当然也明白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