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2004年第5期-第6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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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锇住笆只姘漫画像”；田间的长篇叙事诗《中国·农村故事》；《田汉戏曲集（1）》；丁玲创作的《意外集》；夏衍著的《包身工》等，这些作者为中国现代文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有国际友人埃德加·斯诺编的《活的中国》英译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还有日本著名记者、中国人民的朋友尾崎秀实当年的生活实录《三十年代上海》等。这些珍贵的书影，引起我对中外著名作家的缅怀，对《芙蓉》杂志文艺性的肯定。希望今后多登载具有历史价值的书影。
二是表彰性。这期在“特别推荐”栏中，登载了黄永玉的散文《我心中的“列仙酒牌”》，刘一友的评论《一个街坊眼中的黄永玉》两篇文章。
黄先生的散文，引古谈今，考证酒的来源，“酒”字的由来，其间谈到陶渊明、欧阳修，特别是谈到屈原，涉及酒的作品有《东皇太乙》《大招》《渔父》等。写到老赵、吴申丰、蓝玉菘，他的祖父和四叔、矮子二表哥等酒人。读了这篇散文，不难发现黄先生知识渊博，侃侃而谈，是令人尊敬的长辈。
刘一友的评论，则论证了黄先生成长的环境。特别是指出了凤凰地区楚文化艺术对他的影响：一是强烈的重情爱美倾向，二是吐纳百家，为我所用的气概。因而黄先生在文学创作方面讲究语言的雅俗并陈，绘画艺术方面既重视图像的繁富奇诡，又重视线条的圆活飞动。至于黄先生的性格则是雄强尚义和幽默通达。
综观两文，我认为黄永玉先生是一位知识渊博、性格坦荡、幽默风趣、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编者刊发的文，意在表彰他。
三是选拨性。贵刊本着“推出新人新篇”的办刊宗旨，大力培养文艺新人。编辑深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终身之计，莫如树人”的道理，因而采用了多种途径选拔新人。
其一，举办擂台赛。由《芙蓉》杂志“路桥湘军杯”全国短篇小说擂台大赛启事，可见其决心之大，吸引全国有志于写作的青年投入到擂台赛中来。
其二，请评论家剖析。本期刊登了刘庆邦的《眼光》，罗望子的《沙雕美人》、马建的《你往哪里跑》、陈锟的《偏差》、津子围的《自己是自己的镜子》五篇短篇小说，分别聘请了肖鹰和王一川两位评论家作了精彩的剖析。指出优劣有利于选拔新人。不过我建议今后最好只请一位教授剖析即可，因为对同一篇作品，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其三，设“新湘军”栏。本期刊登了李傻傻的四篇散文，即《被当作鬼的人》《我最难忘一双女人的手》《一九九三年的马蹄》《火光》。并请了张柠同志作了精要的点评。这对于正学习写作的新人，确是大有裨益的。
以上三点措施都可以看出，编者致力于新人的培养，的确是独树一帜，颇具匠心的，的确是做了大量实实在在的工作的。
最后提出几点不成熟的建议：
一、每期可否把长篇小说改为中篇小说刊登。因为现在生活节奏很快，人们都比较忙碌，不易抽出较多的时间来阅读长篇小说。本期刊登少鸿写的《溺水的鱼》就长了。
二、今后最好不刊登座谈会记录或讲座稿之类的作品。本期设的“犀锐文化论坛”栏，刊载了由杨卫、金燕主持，由王汉川、贾磊磊等人参加讨论的“电影的现实”，读者就不喜欢看。用了大量的篇幅来刊登这样的座谈会记录，还不如多刊登几篇短小精悍的小说。
三、加强校对，杜绝错漏，不断提高刊物质量。本期43页右栏倒数12行的“唠骚”应改为“牢骚”；45页右栏倒数7行的“就地举材”应改为“就地取材”。
总之，读了2004年第1期《芙蓉》杂志后，我概括出文艺性、表彰性和选拨性，这是自己的一点感受，不一定正确，仅供编辑同志参考。毛泽东同志1961年在《七律·答友人》中就写出了“芙蓉国里尽朝晖”的诗句，说明湖南一片朝晖，充满生气。愿《芙蓉》杂志愈办愈好，不断推出精品，培养大批新人，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一个婚姻生意的经营者
北 乔
2004年第1期《芙蓉》登载了刘庆邦的《眼光》，文中的姑姑给人印象深刻。
姑姑热情而充满自信，是乡村里那种一天到晚一脸笑容满面春风的人。她的语言如一团火，能够把冰融化。当然，她如火的语言还有另外的功能。
当长林妈让姑姑替长林提亲时，姑姑的爽快和保证，让长林妈喜不自禁。姑姑说到做到，而且行动是神速的，当天下午就带着侄儿去她所在的村子挑姑娘去。说是挑，是因为姑姑说了，凭长林的条件，他挑中哪个姑娘，是哪个姑娘的福气。显然，她对这门亲事是底气十足的。
姑姑的性情看起来粗放，其实她十分的有心。她这种有心最先是以善解人意和民主的方式表示的。在主动征求长林找媳妇的标准未果后，她发表了见解，一种以生殖为重的娶妻标准。这样的标准，在乡村延续了数千年，直至今日仍有生命力。这时，我们看到的是乡村文化的真诚操守者。
走到我们面前的姑姑，是我们最常见的乡村女性。她从乡村走来，从田间地头走来，浑身是乡村的气息。我们没理由不喜欢她，正如我们没理由不喜欢和怀恋乡村一样。
然而，姑姑接下来说的话，让我们对自己的判断产生了些许怀疑，虽然是淡淡的，但挥之不去——
“我们村跟你大小差不多的闺女有好几个，依我看，这些闺女都不错。现在讲究婚姻自由嘛，我一个闺女的名字都不说，你自己看吧，看看你的眼光如何。”
姑姑是聪明的，不，应该说是精明的。她没有急着向长林推荐自己心中的人选，只是说了标准，说了村子里有配得上长林的人，说了长林是可以自由选择的。然而，最重的话是最后一句，那就是以此考验长林的眼光。言下之意，已十分的明朗，长林如果没挑中姑姑心中的人选，就是长林没眼光。对乡村人来说，眼光是一种非同寻常的词。一个人可以不会种地，可以没有家产，但不能失去眼光。没有眼光，就如同没有穿衣服那样在村里丢掉了尊严。与此同时，眼光又是数落他人有效的武器。于人们而言，这样的武器大多数情况下是致命的。显然，姑姑通晓这一点。
不用说，长林的相亲，已演变成一次应考行为，而答案早在姑姑心中。只要长林看中的不是姑姑看中的，那么就是没眼光。而姑姑看中了谁呢？姑姑不说。不说，姑姑就掌握了全部的主动权，将一切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姑姑内在的一种力量在渐渐地显现，这种力量似乎是可怕的。
要说姑姑的号召力也真不简单：
“姑姑把风吹出去了，说长林这次来，不光是走亲戚，还捎带着来相亲。相亲还没有个准稿子，相中了哪一个再说。机会对村里每一个闺女来说都是均等的，只要不怕将来享福，机会就不可错过。”
就这没头没脑的征婚告示——如果还称得上征婚告示的话——让村里姑娘基本上全来了，有些是姑姑让她们来的，有的是主动捧着这样那样的借口来的。姑姑有一次给众人制造了一个假象，仿佛给了众闺女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这实质上是一场乡村选美，或者说是比武招亲。只不过，是一群未过门的媳妇以展示女红或家务活的方式来吸引长林。这是一种女性间特殊的比武。能够比武招亲的，或是权力使然，或是美貌起作用。这一点上；长林也同样具备。长林的长相没说的。当然更重要的是长林的亲叔是公社的干部，长林的姑父是大队里的支部书记。这两样一相加，长林就是公众性的人物了。
在姑姑看来，权力是最重要的因素。其实，她所有的自信，都建立在权力之上。当然，她本身没有权力，而是以管住或者说是降服自己的男人，间接获得了权力。正所谓：“男人靠征服世界来征服女人，女人以征服男人而征服世界。”这种窃取，在民间是普遍的。这里的民间包括乡村和城市。别看闺女到了姑姑家这样说那样做，心里全是冲着权力来的。长林的婚姻，是姑姑验证权力一次绝好的机会。
村里的闺女蜂拥而至，尽己所长或羞羞答答或大大方方献媚时，姑姑享受着权力带来的快感。
姑姑并没有被快感淹没，依然在细心而不动声色地引导长林向她设定的目标走去。她向长林提出了几个闺女的名字；看似是帮着长林参谋，其实暗藏玄机。不到最后一刻，她是不会亮出底牌的。她动不动就以各种借口让几个闺女来家里帮着做点事，好给长林多了解多比较。你看看，姑姑为了长林的亲事多用心。乍一看，哪有考长林一把的痕迹？浓浓的亲情和用尽心思的热情姑姑，真是一个好姑姑。
其实，这样的应考，如果长林有点心眼，或有姑姑一样的眼光，就能轻易地得高分。偏偏，长林是个有眼光的青年。不幸的是，他的眼光与姑姑的眼光完全不同。在姑姑那儿，只有她的眼光是对的。换句话说，不与她眼光一致的人，就是没有眼光。不谙世事，不知姑姑心事的长林，还是跟母亲说出了自己眼光中的姑娘。姑姑从长林母亲那儿知道长林的意中人后，依旧是进行侧面的进攻。她做起长林母亲的工作，以一副为长林好为长林母亲着想自己无任何私心的面孔，指出了长林的眼光是不行的，推出了自己的眼光中的好闺女。姑姑情到深处，理到心坎，说服了长林的母亲。尽管如此；她还是没有向长林明说，只是把那闺女叫来与长林说话。她相信自己的策略，也相信权力的作用。权力是有用的，而她似乎要让长林自己去领悟，心甘情愿地进入她的目的地。可惜，长林让她失望了。在她确信一切的心血全徒劳后，她已无所顾忌，愤怒中以责骂的方式告诉长林她的眼光。她为长林挑的闺女是生产队长的女儿，谱儿早在她心中。在她的眼光中，只有这闺女才配长林。当然，说白了，不是长林需要这样的媳妇，而是她需要这样的亲家，从而提升权力。长林，只是她做这门亲事生意的小小资本——这资本只与血缘有关，说到底，与长林本人没关系。因为在她的眼光中，长林只是有个叔叔和姑姑这样的官，才有了价值。去掉这样的附加值，长林狗屁不是。
姑姑精心计划的亲事生意，以长林含泪离开而告终。只是，她没有从长林的泪水中意识到自己的眼光有问题，只把一切的失败归罪于长林没眼光。
读周嘉《乞丐》
赛胜君
第一次读《芙蓉》时，看到“三个人”的说明后，觉得很有意味，贵刊开设的这个栏目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是难能可贵的。
我很喜欢读《乞丐》，因为我也生活在社会底层，像小说中报社的编辑给作者去信所言那样：与乞丐一样，是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小人物。周嘉凭借着一棵质朴善良的心以及曾做过乞丐的切身体会，和中医师的身份演绎了一场势均力敌的善良壮举，尽管最后还是让乞丐爱莫能助地死了，但却以极强的动感和画面感，磁场似的舒卷着我的阅读触觉——因为我也是一位文学、医学爱好者，有时也不得不像乞丐一样地生活着，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乞丐》的内核是善心与颠覆。面对这个五彩而复杂的社会，“我”试图以一腔热情和医学文学结缘的那“点”身份，去颠覆社会世俗的不公和人心的冷漠。周嘉在开篇说故事是真实的，只是换了人名，又说此篇作品保留了八年，还有最后的作者简介，注明曾开展过三万多人的义诊活动。凭这点我相信——相信周嘉是一位侠肝义胆，侠骨柔情的人，由此，我也更相信故事是真实的。尽管故事中的“我”的一番努力付诸东流——没能挽回乞丐的生命，但是乞丐在严重受伤时在与生命的较量、生命的搏斗中，那么坚强地挺过了十天，挺到了报社给“我”来信的那一刻，挺到了“我”派两个学生去打探他的情况的那一刻，就是一个感天地泣鬼神的伟大“奇迹”。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麻木地生活或好大喜功地表彰，周嘉则在故事中不自觉地做了真情实意者与虚情假意者的鲜明对比，而警察们在处理乞丐的问题上的那种“老道”的做法和态度，通过引人入胜的描写，也深深刺激着我的神经，也使我这个书生意气的人有所警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