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2004年第5期-第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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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书桌，桌面上由两个书档夹竖着为数不多的几本文化学术书籍，几乎全是外文的，随时间的不同而有所调换，一看就是他近期关注与研读的书。在“清除”高潮时期，我第一次去他家时，他书桌的桌面上一如既往，整亮清爽，没有任何文牍，书档中夹着几本精装外文书，却有一本橘红色封面的中文书赫然在目，书脊有几个清晰的字样：《萨特研究》。
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我又有一两次去他家，同样，我都发现《萨特研究》仍在他的书桌上占有一席之地。但我每一次见到此书时，都假装视而不见，并且远远避开有关《萨特研究》的一切话由，而冯至先生也从没有跟我讲过一句有关萨特与《萨特研究》的话。在这个问题上，他与我之间始终都是一种不言、无言的状态，也可以说是一种最淡净的状态。
冯至担任研究所所长的二十多年期间，虽然我一直是他领导下的一个重要研究室的“头”，但每当开所务会议时，我经常是远离中心会议桌而坐在门口，我总觉得自己既无庙堂之志，就尽可能不要有“登堂入室”之态，只求实实在在做出几件事就可以了，因此，我与冯至先生具体业务关系很多，但我与他之间的关系并不近乎，而总有着相当一段距离，这可能就是庙堂内与庙堂外的距离。当庆祝冯至先生88寿辰与悼念他逝世时，我这个本应写文章纪念他的“老学生”、“老部下”，却没有写出任何文字。我当时认为，这样的纪念活动与悼念活动，都是庙堂要事，我一直身处庙堂之外，唯恐自己的感受与文字不合庙堂分寸。虽然当时无所作为、无所表示，但我心里一直非常清楚，我这些年来做成的一件又一件的事情，从《法国文学史》到《萨特研究》，都是以他的存在为重要客观条件的。他的宽容与支持成全了我，我感谢他。在他逝世十一年之后的今天，而我自己也已经七十岁了，我要道出我的感念，即使是从庙堂外的远处。
2004年5月4日
柳鸣九，著名学者，翻译家。北京大学西语系毕业。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教授，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著作共四十余种，其中五种获国家图书奖或国家级图书奖。
一个人的花（外一篇）
翟永明
一个女人一生画花，一个女人从不化妆，一个女人一生活了将近一百年，一个女人将近一百年的生活有一半时间住在沙漠里。这个女人，怎一个酷字了得。
十年前，我在纽约一个画展上第一次看到这个女人画的花。里面有许多比例超大的花卉和植物，其中一幅画面触目地画着一朵大而丰厚的鸢尾花，巨大的花瓣充满了丰厚的感情，几乎冲出画布，花蕊部份被描绘得格外有力和嚣张，带有挑衅意味。画中出现的凹洞和圆形，的确让人联想到某些女性器官，某种程度上，它甚至在勾引观众的目光，这朵花，这些花，都表现了强烈的女性意识，热烈，蛊惑，缠绵，有一种欲望之感，一种超现实主义的女性标记。
可以说，画家奥姬芙是一个本质上的女性主义者，除了那些让她获得盛名的花卉静物，还有她自已作为模特儿的写真系列，以及有着强烈超现实主义印记的牛骨，沙漠和山谷，其实无一不带有女性主义的鲜明主义标记。“一花一世界”既是她作品的内在精神，而作为女性，她表现的花苞的内部结构其实也就是一个微缩了的宇宙乾坤，她通过这些细致，纯净，简练的形式表达了一个女性的精神空间。正因为如此，她也成为了美国艺术史上第一个举办女性个展的先行者。
这些花，画于二十年代，画于一个男性艺术为主导的时代，画于一个弗洛伊德学说盛行于世的时期，难免不被当时的艺评家归纳为性符号，也难免不因此而成就一个初出茅庐的女画家。尽管画家奥姬芙本人声称只是想画出“花的精神”，事情总归是这样，你越不想往那个地方靠，越会引起别人的幻想。那是二十年代，八十年前，现在的女艺术家才不会讳言自已的性明示呢。（而在当代，性暗示早已不是判断一个艺术品品质的条件了，性明示也不是，现在对艺术品质的判断，已大大超出了艺术本身，从这一点上看，仅仅“性”是不够的，即使是在开放不久的中国）。我也看过中国女画家画的植物，画的花，画的根茎，也充满了许多让人一目了然的联想，或者说，充满了这样，充满了那样，什么都可以是，就是不是花，也不是艺术。没有奥姬芙的敏感，尖锐，也没有她的简约，没有她超凡出尘的境界，更没有她的原创的能量。精确是艺术家的一个尺度，在这个范围内的自由才是真实的表达。
1917年，奥姬芙初次去新墨西哥州，她自己可能那时也没想到，此地将成为她漫长的后半生的栖居地。
从凤凰城到新墨西哥州首府桑塔菲，沿高速公路疾驶，路两边是一望无垠的沙漠，当年我与两个朋友一起开车经过这里，印象最深的是两三人高的巨大的仙人掌，干涸的土地杂草丛生，荒凉辽阔的原野是印第安人居留地。从桑塔菲到陶斯，是很近的路程。陶斯是一个让我无比喜爱的地方，它是一个远离文明，但又自成一体的一个艺术中心，多少艺术家选择这里作为自己内心的塔希提岛，除了奥姬芙，还有作家劳伦斯，摄影家亚当斯等人。除此之外，陶斯那特别的泥屋建筑，也是吸引我的地方。当初在陶斯，我曾买下一件在当时极其昂贵的风衣，那是当地一位女艺术家亲手印制的布料所作，简言之，它不是一件衣服，它就是一件艺术品。在陶斯，这样的艺术品触目皆是。由于有了奥姬芙、亚当斯等艺术家在此一带居住，也由于新墨西哥州是“世上最美的地方”，从那时到现在，陶斯一直是繁荣的艺术家村，是沙漠中的苏荷。
新墨西哥哥一带，是类似于藏北无人区的地方，红岩沙丘，秃鹰在天上飞，动物的死尸残骸留在干裂的土地上，骨头被时间和风沙洗得发白，因此被奥姬芙称为“美丽白骨”。她在这片土地上发现了另一种美，野生动物的骨头被当作另一种花卉（它们也的确被她画得唯美，纯净，一如她笔下的那些花），特写式的描绘，一如既往的超大比例，营造出超现实主义的神秘感。奥姬芙终其后半生，热爱和不知疲倦地描绘新墨西哥州的蓝白两色（蓝天和白骨），她自己也如此贪恋沙漠，以直觉的方式固执作画。把个人置于天地之下，让自我回归于自然之中，是她的艺术逻辑。
从42岁始，此生奥姬芙再也没有真正离开和厌倦过这个地方，像用生命去贴近艺术一样，她也用生命去贴近这一片天地，她用一生的阴柔色彩再度去演绎一个遗世独立的精神境界，并且，身体力行。
奥姬芙是幸运的，她成名于影响深远的美国现代艺术潮流之中，又置身于任何观念和运动之外，从28岁成名到98岁去世，她都活在自己的沙漠和花卉中。一个世纪以来的艺术的潮起潮落，从抽象表现主义到波普，从行为艺术到现成品复制，她一概视若不见，一概不加理会，一生都在一个寂莫的地方画着已变得寂寞的花。当代艺术越来越关注的已不是艺术的本质，而是艺术的观念，作为艺术家本人，个性和自由的坚持远远重要于被潮流裹挟。对于奥姬芙来说，艺术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本质上的选择，是任何艺术之外的潮流或运动或形式都无法改变的。
说她是幸运的，也是因为在架上绘画被各种新的艺术形式挤到一个边缘地带的80年代，在她的同时代人销声匿迹或悄然辞世的时候，她仍然可以作为一个垂垂老矣的90龄老人，再度向艺术市场推出她那些神秘的，永恒的花。正因为她远离艺术潮流，远离躁动的世事变化，所以她也始终未被迅速变换的各种艺术观念淹没，也始终能历久弥新地呈现出新的艺术，正如她自已说的：“我这一生，就像是活了好几回。”
而在艺术进化决定论的今天，更多的艺术家在担心自己的年龄（不是担心艺术年龄，而是担心生理年龄），当代艺术的秘诀之一也包括一代新人换旧人，越年轻越美丽。28岁的艺术家已在哀叹自己老了，他们和她们都感到一种来自市场和艺术史的双重恐慌：他们就要“下课”了。
以诗意为本
像秦玉芬这样的艺术家，如果是生在古代，那她肯定是一位诗人，但她既生于当代，又是多媒体艺术家，她本人和作品中散发出来的就是一种现代的，技术时代的诗意。又因为长期住在崇尚精湛技艺的德国，这种诗意更带有冷静、理性的光泽。她的作品一方面从单纯出发，给出一个明晰的理由，进而提出一些或与东西方文化，或与女性命运，或与日常生活有关的问题，同样单纯，但极具认识。
大约九十年代前期，我曾在《江苏画刊》上看到一幅作品，在颐和园的昆明湖中，上万柄蒲扇插在湖中，像即将凋谢的荷花。那是我第一次被一个非架上绘画作品所打动，也由此让我知道了有这样一种装置。后来我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过当时的深刻感触：“枯涸水田里零碎、散乱地插满了数千柄团扇，那一种不经意，不计较，但又哀而不伤的铺陈，一片在亲手栽插中体味寒塘衰荷的流曳，自有一种却道天凉好个秋的境界，确也胜过许多野心彰显的大制作。”
那时我压根儿不知道有一天我会认识作者本人，直至去年在德国，偶然认识了她和朱金石，由此经常一起去看艺术展。我知道她在德国已是一个很有名的艺术家，经常参加欧洲最重要的艺术展。但我仍不知道她就是那个我喜欢的作品的作者，直到有一天看了她在柏林展览的作品《无言的风》，我才开始惊异这两件作品气质上的相近，由此也才知道了当初看到的那件作品名叫《风荷》。她原本还想将它装置在柏林的夏洛特皇宫。夏洛特皇宫我也去过，那一片不同于昆明湖人工堆砌的自然湖，辅以欧洲古典风格的建筑，将这个东方喻意的作品放在那里，倒也有一种戏拟效果。后一个“idea”虽未实现，但其互文性的要旨，对东西方传统园林的混合思考，对古典艺术的后现代演绎，都与秦玉芬的一贯策略相符和互相衍生。
秦玉芬的作品，总是与中国古典艺术有关，她的作品名也都是中国古典符号，类似《婵娟》《青玉案》《孤云》《昭君》等，她似乎不讳言传统文学对她的影响，这在国内的艺术家中是少有的，大多数艺术家都急于表明自己对传统的背叛和割裂。也许秦玉芬想通过当代观念来融合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也许不是，也许仅仅是结合先锋意图和中国素材的混合，古典符号也好，京剧脸谱也好，通俗故事也好，统统被她视为一种材料，一种其实和砖头水泥差不多的建筑材料，她无非利用它们来建构自己的舞台。《玉堂春》挪用中国家喻户晓的戏曲故事，材料却是现代和日常生活使用的，晒衣架，宣纸，扬声器。它们被装置在一个欧式风格的古老宫殿，或是一个废墟式的广场，京剧乐曲，噪音，母语演绎，异国环境，装置形式，这一切杂糅出一个关于女性命运，关于不同文化互相诱惑互相占有的当代舞台剧。
在《渡过》这件作品中，材料的精确度直接打动了我：类似日本榻榻米式的草垫，被置于一个有西式梁柱的空间，其中一些平放于地，另一些悬浮于空中，的确有一种“渡”的禅意，一台旧式缝纫机，拖拽出一长匹冷冽的白布，好似青衣的水袖甩出，在静谧中，让人想起“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诗魂”的意境，不同的是，她的寒，是体贴沉静，素性高远的寒，她的冷，也不是林黛玉式的充满幽怨的冷，而是闪耀着机械性能的工业之冷和平心静气的思维之冷。
去年的一次周末，我们在秦玉芬家包饺子，她新搬的家中，叠放着那些从展览上撤下来的草垫，由于人多，椅子不够，草垫被任意堆放在地上，我们大多坐在她的草垫上就餐，“渡过”了一个来自日常生活的体验，非诗性的，非艺术品质的，但也是合理的体验：艺术有别于什么？不仅仅是艺术家有权利辨别。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有时我也坐地铁到波茨坦大街100号去看秦玉芬和朱金石，秦在她的工作室中，戴着口罩，拿着一把类似焊枪，或是锉刀一样的东西，正在火光四溅，但又一丝不苟地折腾她的模子。看着她病恹恹的瘦弱身体，我突然想到国内艺术家还是要幸福得多。我认识许多雕塑家、装置艺术家，他们都有自己的助手或工人，像这种事，就不必自己亲自动手了。但另一方面，我又钦佩她这种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