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2004年第5期-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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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和意识形态充满反叛的作家而受人尊敬，并且也以此赢得了“管辖舌头”的女作品审查员的爱情。但随着前苏联解体后，对经济利益、金钱物质的追逐取代了以往极权政治对人们生活的控制，商业文化培养的一套话语以更大的力量取代了令人窒息的政治修辞，从社会学的意义上来说，这未尝不是一种进步——至少它昭示了生活的多种选择的可能性。但对于昔日的反叛英雄来说，这一切却不啻是一场背景迅速变换了的荒诞剧：他突然失去了构筑他英雄身份的基础，因为专制制度的对手消失了，代之以更加庞大的、渗入到人们生活各个角落、包括他自身也需求的市场经济的无情规则。光环消失了，悲壮的戏剧落幕了，庸俗而贫困的生活把他挤到了电视台某一聊天茶座节目寒碜的主持人的位置。而拉丽莎，这位前苏联出版机构的女审查员、塔尔塔索夫的昔日情人，为生活所迫则成了收留妓女卖淫的房主。小说的第三个重要人物是前苏联出版机构的官员维尤仁，凭着投机分子和“变色龙”的手段，在激烈的社会变革后摇身一变，仍然是大权在握的文化官员。三者身份的变化前后反差之大令人瞠目。
随着小说情节的推进，这三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也一步步展开。拉丽莎是塔尔塔索夫的情人，为了身无分文的塔尔塔索夫能够谋到一个糊口的职位，作为交换条件，却不得不背着情人屈辱地和对她觊觎已久的维尤仁上了床。而被拉丽莎深爱着的塔尔塔索夫，很难说当年是因为爱情爱上了拉丽莎本人。代表着权力机构甚或国家机器的拉丽莎审查官的身份或许对塔尔塔索夫更具有令人兴奋的意味：对这个象征性的肉体的征服同样也有着象征性的意义。在这里，塔尔塔索夫爱上的是能够对权力进行操纵的权力而并非拉丽莎这个有血有肉的女人。不幸的是，拉丽莎却义无反顾地爱上了他，就像小说一开始就说的那样：她爱了他一辈子，从不抱怨。当这位女审查员随着前国家机器的解体而变成一个图书管理员，继而沦落到不得不靠出租房屋给妓女来维持生计时，她对于塔尔塔索夫的吸引力也荡然无存。倒是维尤仁，这个厚颜无耻的官场“不倒翁”，从拉丽莎身上清楚地看到了一个女人对爱情的牺牲、忍耐、忠贞不渝，这恰恰是他唯一不能通过“万能”的金钱和权力得到的东西，哪怕他曾占有过她的肉体。惟其如此，维尤仁始终对拉丽莎不能忘怀，因为他知道，虽然在肮脏的政治官场尔虞我诈的争斗中他仍然游刃有余，但这一切并不能给他灵魂的绝望和虚无带来任何安慰。从一开始他受拉丽莎肉体的吸引，到后来为她外表柔弱、内心坚韧的人格魅力所震撼，维尤仁的情感或者欲望奇怪地改变了方向，从赤裸裸的性过渡到更为复杂的心灵需求——他贪婪地渴望这个女人身上强有力的爱情。
与塔尔塔索夫和维尤仁萎缩的灵魂相比，拉丽莎身上呈现出更多俄罗斯女性对悲惨生活的不屈和对苦难的忍受力。当她身为极权制度审查员的时候，却凭着内心对良知的渴望和对人性的理解爱上了塔尔塔索夫，在当时这是她的工作纪律绝对不允许的，严格来说是非常危险的。这一点她非常清楚，但却丝毫没有因此影响她对塔尔塔索夫的爱情。自然，出于对塔尔塔索夫的保护，她必须删掉后者作品中过于露骨的段落和语句，哪怕招致塔尔塔索夫深藏于心的怨愤。事实上，她同时经受着来自专制制度的威胁压迫和来自塔尔塔索夫的歪曲误解。毕竟，在塔尔塔索夫面前她更是一个女人而非国家机器的工具。
如果说那个年代塔尔塔索夫以自己的才华和敢于对抗意识形态专制的勇气吸引了拉丽莎，那么，在后来的岁月里塔尔塔索夫自甘堕落，卑琐猥亵地追逐年轻妓女，甚至可笑地以电视节目主持人、作家等可怜虚幻的名声换取“免费服务”时，拉丽莎仍然令人难以置信地保留了对他的爱情，不过，这已经不再是对“英雄”的崇拜，不再是青春的冲动和肉体的激情，这份爱情完全基于她对人性的深厚了解，基于对生命的悲悯和对塔尔塔索夫一起共同度过的苦难岁月的忠诚。这位默默承受厄运的女性为爱情牺牲了几乎所有的自尊：为塔尔塔索夫冒着极大的危险违反审查纪律出版作品；为他找到一份糊口的职业而屈辱地“交易”了自己的肉体；为塔尔塔索夫迫切猥琐的性欲蒙羞忍辱给他招徕妓女；同样也是为了他能保住那份职业再次“出卖”了已经不再年轻的身体。她与塔尔塔索夫、维尤仁构成了并不单纯的“三角”关系，爱情、政治、性、权力、社会变革、道德、欲望……等等复杂的联系在小说中缠绕在一起的，宛如一座展示人性的地下迷宫。
三
作者马卡宁在小说的引言里直接引用了自己另一篇小说《出入孔》中的一句话：“狭窄的地方！狭窄的地方！……他简直是疯了！……他其实到底想说什么呀？”在《关于爱情的成功叙事》中出现的洞口、裂缝、狭窄的地方等等，各有其寓意。前面所叙的引言，是对整个小说呈现的人物命运的一个概括的形容，是三个主人公共有的精神状态，同样也是作者内心要表达的东西——被生活和命运紧紧扼住了喉咙的窒息感。
小说一开始，拉丽莎就发现了地上的一道裂缝，黑色泥土里的裂缝。这个地下的裂缝在文本中有着确切无疑的隐喻：“……她想：这是什么……这是她母亲的怀抱。”而这样的隐喻恰恰是代表着文化话语权的“他们”和“他”（塔尔塔索夫）对她训练影响的结果。拉丽莎对此很清楚，在她看来“……一切都很平常，哪怕母亲的怀抱”。这一点正是拉丽莎有别于塔尔塔索夫们和维尤仁们最本质的地方。这个没有任何野心的女人，不像塔尔塔索夫那样追求名望和欲望，也不会像维尤仁那样追逐权力，她并不希冀生活会发生什么奇迹，因而也就能够“平常”地接受生活，哪怕是充满苦难的生活。当她失去了自己的那份图书管理员的工作，当她在地铁旁几乎要绝望的时候，她也感到了一种进入洞穴的挤压，似乎被套进了一个管子，“非常清楚：她正好落在狭窄地方的背后。一步之遥。眼下，按照时间的运转，她又得体验它（狭窄的地方）。按照生活的运转……脉搏加快，拉丽莎微微张开嘴唇，张开嘴呼吸，挤进了新的时间”。她意识到，这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并非她一个人独有，而是有很多人，“所有人，我们大家，整个城市”。
随着一个“挤进新时间”的决定，拉丽莎开始了靠收留妓女收取租赁费用的生活。当她知道“大人物”维尤仁对她念念不忘，并有可能使她重新成为一个“体面”的编辑时，她则自忖：“她的工作不甜蜜，也不高雅，但很诚实。对，诚实。如果需要给维尤仁先生答复，她不准备述诉生活的困难，不想支支吾吾……她不希望那样。过于狭窄的地方。她不想回到他们那个下流的世界，下流的，下流的！（她痛苦地重复道，为过去感到痛苦和羞耻。）”在她看来，极度的贫困包括她眼下卑微的社会地位，都远远要比重新回到过去的生活更有尊严。这位前国家出版机构的女审查员以绝决的态度背叛那个本可以给她利益的权力集团，与塔尔塔索夫懦弱的患得患失相比，她的绝决更为彻底和坚定，也更富有人性的尊严和光辉。她理解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出卖肉体的姑娘们，在这里，“道德”的底限从生存的基本需求开始，从人拥有支配自己身体和精神的自由开始，而个人对自由的要求则到他人的自由开始为止，这一人权的原则与国家意识形态、政治权利，甚至极端的道德主义完全相悖，但却是真正的人的平等和民主的基础。
拉丽莎本能地躲避“裂缝、洞口”这些“标志性的东西”，返朴归真地把它们仍看作是泥土中的裂缝，一个平淡无奇的小洞，因为任何的“隐喻”都不可能超出现实生活的范畴。而塔尔塔索夫则不然，从这些裂缝他居然看到了“形而上的深度”，并认为“我们都从那里来”。这种把具体生活抽象化的观点正是一切虚无的基础，它带来认识世界的极端方法，并取消了人在现实生活中行动的能力，也取消了人对每个日常生活细节付出爱和努力的价值和意义。因而当塔尔塔索夫不能应付新的现实中的问题时，通过“一个洞口”回到过去，并在回忆这一“麻醉剂”中寻找安慰就成了他逃避精神压力，维持徒有其表的自尊心的唯一途径。青春、受人尊敬爱慕、来自官方的压迫成了天才骄傲的资本、自由旗帜下的文学英雄……过去种种炫目的一切构成了无所不在的巨大黑洞，吸引着这个丧失了生活乃至梦想能力的人。“洞口”非但没有成为他重新汲取生活勇气的源泉，反而成了他在坚硬的现实面前龟缩起来的“墓穴”。在塔尔塔索夫看来，触目可见的裂缝和洞口到处都是，不管是具体实在的还是隐喻的，熟悉的小路、电话间，甚至拉丽莎的身体——随时可以找到令他回到往昔的道路。可悲的是，这个往昔的时间“已经不等我们了”，即便在拉丽莎的身体里，在两具肉体发生最亲密的联系的时刻，塔尔塔索夫也没有真正“在场”，他独自撇下了拉丽莎躲到可怜的“自我”之“自恋”中，哪怕跟他紧拥在一起的拉丽莎痛苦地呼唤他“谢廖沙”这个亲爱的名字，但“……迟了！……又要分开，人啊”。——这一声近乎绝望的叹息令人心碎！
红外线（中篇小说）
陈希我
A
1
我要说说我的生活。我活得很好，就像那句耳熟能详的话：生活水平极大提高了。我生活提高的证明就是我有了钱。十年前乘“小平南巡”的春风，我下了海，于是就有钱了。人家说，男财女貌！就给我介绍了个漂亮妻子。我们买了房，结了婚。我们的房子是全市第一高尚小区，24小时红外线检测设备，外加保安日夜巡逻。我们住8楼（有电梯）。从我们的阳台往下看，可以瞧见一片花圃，有欧式圆拱门，有喷泉。花圃里有人悠闲打拳，散步，每天傍晚，你定会瞧见一对夫妇（跟我们相仿年龄）在那里散步，丈夫总是将嘴巴凑在妻子耳边温柔地说着悄悄话，女的微微笑着。风雨无阻，撑着伞，头靠在一起。他们走在花圃中的小径，又走出花圃，到了小区大道上。大道上许多小车，五颜六色，像拼图。那辆米黄色“雅阁”就是我们的。透过后窗玻璃，可以瞧见后座背有许多绒布小动物，那是我女儿的。我们生了个小女儿，也很漂亮。俗话说对了：“一朝娶美女，十代无丑人。”我喜欢掐着她玩，把她掐得满脸通红，大喊救命。妻子就杵我胳膊肘，“哪有像你这样疼孩子的！”我真的疼孩子，不掐不足以满足我的爱。她真的逗人爱。我们一说话，她就也抢着大说，生怕我们撇了她。她就加塞。她喜欢加塞。晚上睡觉也要塞在我们中间。你一定想到了，这样我们就干不成什么了。其实又有什么必要非得干什么呢？有幸福的家，有可爱的孩子，我们很满足。女儿在我们中间睡着了，妻子掖小孩肩头的被子，“那边你把关。”她说。我们生活得很安稳。我们甚至不关窗户睡觉（除了开空调的时候）。当然也主要是住高层的缘故。但我们的生活也没有秘密。我们从没有想到谁会来窥视我们。我们没什么可窥视的。所以当我发现对面楼上窥视的目光，我简直吃惊不小。当时我正在阳台做着健身操。对面楼房的一块窗玻璃咣地一晃，我眼睛一闭。我几乎要忽略过去了，可是当我睁开眼时，那玻璃再次一晃。
我瞧见了玻璃后面有个人影。他在看着我。我猛地从阳台逃进屋来。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惊慌，我的生活没什么可窥视的。我把所有窗户都关了起来。我开始介意起自己的屋子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一举一动，妻子的穿着。她总是穿睡衣。其实这睡衣人家都穿到集贸市场去了，可我仍然不放心。后来我们明白了，我要掩盖的是私人生活的形式，比如上床的动作，躺在床上的模样，就是穿得再工整也不宜让别人看到。
我开始检点起我们日常生活，是不是曾有什么疏漏？什么动作不合适了？换衣服的地方是不是不够隐蔽了？进卫生间是不是过早就撩起了衣摆？出来后是不是还在弄裤腰带？我突然发现生活是一件太难的事。走在外面，见到人，就会不自觉侧过身去，好像我有什么见不得人似的。（那对夫妇散步时总是微微笑，是不是在笑我什么？）好像总有人在窥视着我。那窥视的眼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