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2004年第5期-第3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Ｓ肱淹妗白矫圆赜蜗贰保馕蘼廴绾味加械隳涿睢Ｕ馐呛炱焓降挠蜗贩绞剑拖袼戎杂谕婢逡谎ㄆ咚曛螅揖突旧限鹌苏庵钟蜗罚源畹奶榷家诶锩妗Ａ礁鋈说挠蜗罚⑶揖驮谧约旱姆孔永铮桓鋈硕憬匏桓鋈嗽诩依镅罢也厣碇兀ハ嗖恍硌峋耄恍肀撑眩种硬睾茫宸种釉僬页隼矗缓蟆拔颐嵌季醯煤芨咝恕保拔颐侨匀痪醯煤芨咝恕保ㄕ馐堑湫偷暮炱焓降挠哪既匪狄膊唤杏哪褪钦飧鋈说挠锲Ｊ率瞪霞彝ダ锸遣豢赡苡胁厣碇氐模飧鲇蜗烦∷娑擞蜗返慕峁耗阏业轿椅艺业侥悖依凑胰ゲ⑶液芨咝恕Ｊ遣皇钦娴暮芨咝耍颐堑比徊灰嵋紫嘈潘幕啊！�
没有意外的游戏是无趣的，所有的游戏都是因为无穷的重复而走向终结。“藏得高明一点”，这是游戏双方的共同意愿。到了这里，一首天才的诗篇接近诞生。“我来到房门口；悄悄/把房门打开/来到了街上”，
游戏的一方采取了一个大胆的举动，将游戏朝“意外”的方向引导，而游戏的另一方则被蒙在鼓里，这也是游戏终结的另一种方式：打破规则。“来到街上”，时间应该是黄昏了，给我们的感觉是：空空荡荡，一个孤独者的背影迅速呈现。此时，如何走出下一步，这是一个天才的界限：
啊，天色已经不早了
我把手插到口袋里
一直往前走
再也没有回去
读到这里，我感觉到一种巨大的恐怖，像一团雾扑面而来。时空界限一下子打开了，一首诗脱离了它的躯壳，在一种出神的方向上延伸。游戏者消失了，隐喻般地摆脱了游戏场所，所去无踪。让我们想象，这个将手插在口袋里的人为何有如此突然的举动？它的合理性在哪里？游戏的另一方将如何收场？接下来的一个夜晚，游戏将如何继续？
似乎留下了太多的谜，其实在诗人看来，一切皆明朗。生活就是这样，游戏，然后想办法结束，用别人不曾有过的方式结束。在我看来，红旗的很多写作，都是在寻找一种新的结束游戏的方式。
解读完这首诗，让我们记住几个关键词：游戏、女友、语气、出走。
二
我读到的最早的一篇红旗的小说是《好多大米》，一个短篇，写于三年前。写一个莫名其妙的人，“我”，拖着一袋大米，乘车到县里去找一个人，找一个地方，然后将那袋大米吃完。那个地方叫单县，我的出生地，因此我记住了这个短篇。要找的人没有找到，于是“我”想：“这下好了，终于找不到我了。”又是一个“捉迷藏游戏”。“我”手搭凉棚向远方眺望，一大片山映入了眼帘，便做出了一个决定：在那个峰顶找一个附近有水源的山洞住下来，等吃完这袋大米再做其他的打算。
在这个短篇里，红旗为我们讲了两个道理，一个是有关食物，一个是有关臀部，形而上与形而下。“大米相当沉，但我走起来很轻快。我突然想通了一个道理，心里充满了感激。你们知道，对于一个二十一世纪的年轻人来说，吃饭这件事相当麻烦，而且还得持续地吃才能保障活下去。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吃下去的东西大多数总是会被顺利地排泄出来。你们想想，假如一辈子吃下去的饭都要完完整整地装在身体里，生存将会变成多么繁重的事情呀。”“实不相瞒，张静有一对很好的屁股。它的好集中体现在这一点上：一般女同志臀和大腿的交界处都有一道向里弯的褶皱，张静就不是这样，臀和大腿过渡得天衣无缝，我研究了好半天，也没有搞清是怎么弄的。你们应该知道，我自幼梦寐以求的就是有一天能够把手放到这样一对屁股上。虽然在遇到张静以前，我在现实生活中从没真的摸到过，可我还是坚信世界上一定有这样的屁股存在。后来，摸到了以后，感觉也就那样，其实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神奇。我时常摸着张静的屁股感叹：这就是生活。”
“吃饭这件事情相当麻烦”，这真是活腻了。幸亏我们还能排泄，因此我们要感谢屁股。这样的逻辑简直让人发疯。但这些道理，这个人是认定了的，他一点也不觉得荒唐。吃饭，然后想办法顺利排泄，吃和排，这与‘捉迷藏游戏’完全是一致的。这关乎我们“所去无踪的生活”。必须吃饭，但又必须将吃饭这件事情解决掉。红旗没有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他只解决了吃的问题。
另一个道理，讲述一个理想的“天衣无缝的”臀部。这样的臀部最终被红旗找到了，但感觉也就那样，没有想象的那么神奇，于是感叹“这就是生活”。他想要干什么？他想解决“我们的性欲”。这真是个大问题。在他有限的几个短篇里，这两个道理被他反复讲述。特别是“我们的性欲”问题，得到了最充分的表达，简直就是喋喋不休。
《妻子们为什么如此忧伤》，因为她们总是干和被干，而干和被干，在我们的生活里都是个问题。红旗在这里想告诉我们的是：做爱就是我们骨子里的隐痛。我们借着浓缩的泪水来交流彼此的悲伤。痉挛、呻吟。痉挛、呻吟。
《出卖世界的人》通过一个妓女来讲述自己的“破旧的器官”，将器官还原为一个“洞”，还原成一个“×”。这让我想起盛可以（真实的盛可以）写的那个讲述男人的“那话儿”的小说。
红旗在长篇小说《幸运儿》的后记里说：“大约在十年以前的某天晚上，我跟某位异性约会完毕，疲惫不堪地回到宿舍，重重地将脑袋压到枕头上。随即我有些悲伤地想：是谁派我们到这个世界上性交来了？知道吗，真是惭愧，霎时间我居然感到自己顿悟了——这些年我一直受着生命的愚弄。我只是被生命雇用的临时工，为了满足它的性欲而心急火燎地与异性交配。为了让生命使用起我来更得心应手，我还得想方设法地吃饭、睡觉，甚至一刻不停地为它呼吸，而在此之前我却从没有想到过这是可悲的差事。所有这些无止境的操劳，仅仅只是为了等待生命把我们用旧了之后扔掉的那一天。”这真是一种徒劳的挣扎。一方面厌恶这种运动（“交媾”，“交合”，将一种动物性呈现出来），一方面又不可能真正离开它；试图征服它，最终又被它所吞噬，红旗的厌恶感由此而来。写了那么多交合，那么多“×”，我没有一次看到他兴致勃勃的样子，没有一次高潮迭起的享受，最终，这件事情也像“吃”和“排泄”一样，变得无趣、麻烦和本能。
如红旗自己所说，他就是生活里的奸细和精神世界的亡命之徒，“谁也不可能活着离开这个世界”。他厌恶这个世界，憎恨周围的一切，并憎恨来自自身的一切。他恶狠狠地活着，并用一种温柔的方式表现出来。对于公平、正义、真理这些面目尊贵的词汇，他充满了嘲弄和不信任，“所有价值观都是愚弄人的，我们不该去信任这些东西，我甚至懒得唾弃它们”。他对同类充满了憎恨，甚至耻于为人，“当写完最后一句话，我抬头环顾四周，猛然发现我的目中已经没有人了。”一个世界观如此顽固的人，一个被虚无主义所铅封的人，还有耐心在这里通过自己的小说为大家讲述生活的道理，这本身就是一个荒唐的悖论。
红旗的荒唐不仅仅在于那些“大道理”上，包括他的写作本身，也呈现出一派荒唐的景致。莫名其妙地开始，莫名其妙地结束，完全没有章法，师从无由，所去无踪。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勉强从他的短篇里读出了一点卡夫卡来，从他的中篇里读出一点加缪和朱文来，但这种牵强的对比本身就是很荒谬的事情。写这些小说的时候，我不知道红旗认真读过几本书，他不是个好学生，没有过正常的读书训练，所谓卡夫卡和加缪，他大概连国籍都搞不清。但红旗的荒唐的确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卡夫卡的隐喻和加缪的荒诞。加缪在29岁时已荒诞到极点，写出了《局外人》这样的巨著；卡夫卡的巨大隐喻甚至让隐喻本身也变成个隐喻。什么是真实，什么是真实的隐喻，绕了几个圈之后，我们终于无从得知。“如果你们遵照隐喻行事，那么你们自己也就成为隐喻了，这样一来就可以摆脱日常的操劳了。”但卡夫卡随即又说，“我敢打赌，这也是一个隐喻。”在取消了真实和隐喻的界限之后，小说就变得无所为而无所不为了，同时也变得无所谓而不无所谓了。
三
“我喜欢那种毫无来由地歌颂虚无飘渺的东西的欲望，那种一瞬间将人从现实和身体里搭救出来的力量。我常常幻想自己80岁时能够拥有一颗透彻的、晶莹剔透的灵魂，而心依然兼具温柔和狂野两种品质。我想我会自然死亡，专注地感觉自己一点一点死去。而在此之前，我会千方百计用我的思想温存地屠戮这个让我厌烦的世界。我有坚定的信仰，这种信仰就是永远不去信任任何东西，不管是所谓的神圣的还是所谓的龌龊的。神圣的就是龌龊的，龌龊的也是神圣的。世界上现存什么，我就反对什么。我脑子里冒出什么念头，我就反对那个念头。我不可能让自己停下来，我只有一颗赤条条的心，就是这个东西我也嫌沉。我是个疯子，但我有能力混在正常人之中，不让他们看出来。”
——李红旗访谈录《我多想成为一个温柔的人》
第一次和红旗见面，是2000年夏天，接头地点在北京小西天一家破蔽的旅馆。在此之前，我已读过他发在《芙蓉》上的一组诗，说不上有多么喜欢，但那种口气非常独特，是我所欣赏的一种。他穿着拖鞋走进来时，我和沈浩波已神聊多时。他那时住在郊区，但坚持骑车进城。他走路一蹦一跳，衣衫近似褴褛。他还随身携带一个小塑料皮笔记本，上面有他写的诗。我记得那天他为我们念了新鲜出炉的一首诗，其中有“新生代、新生代/新鲜而富含大粪”云云。
那天聊的话题很多，但主要是为即将成立的小团体取一个名字。乱七八糟，均不如意。我说：“下半身吧。”二人遂拍手叫好。事实上在我们聊的过程中，话题已逐渐向“下半身”方向靠拢。我当时已对“下半身”的东西着迷，而红旗则自一开始就对此充满兴趣，浩波的兴奋大概来自于这个名字的冲击力，他的预感非常好。日后，我们围绕这个命名寻找同志，拉帮结派，兴风作浪，惹是生非，胡作非为……而红旗一直都是参与者，但他似乎从来不是主动的参与者，他的虚无主义念头，他的温柔与狂野的自我批判，他的透彻与天真执拗的脾性，使他成为朋友们里的被动者。有一段时间，我感觉他在这个团体里并不舒服，很少出现，并且不断地尝试出走，“一切障碍皆可将我摧毁”，他的自我矛盾在一天天加重。
终于有一天，这个貌似温柔的绝对分子借助一段谈话，将一段友谊打了结。现在回忆那个单纯的夏天，回想起红旗的拖鞋和单车，竟然有些感动了。
我们的交往并不多，每次朋友们聚会，“不是他不在，就是我没来”。深谈则更少，但彼此似乎都没有秘密，都能互相理解。今年五一的时候，红旗突然带着郭艳来到了天津。红旗来的时候，我正在郊区钓鱼。我说：你来吧，我们聊一聊。红旗是来逛二手市场的，天津的二手市场，他全熟。二手市场，是廉价的，也是特别的：贫穷，但往往富含金子。
我老婆对我说，红旗还是个孩子，和我走在一起，他就像个歪歪斜斜的小弟。她真的非常喜欢这一对儿。红旗和郭艳住在通县租来的房子里，红旗在“家”里颠倒黑白地写小说，老郭则在城里有一份工作。我老婆深有感触地说，红旗的那种生活也挺好的，没有房子、没有车子、没有孩子、也没有票子，甚至连前途都看不清，生活简单到了极点。
但郭艳却拼命喜欢我家的阳台。“就是只有一个阳台也好呀！”原话是这样的吗，小郭？
一天之后，李师江带着老婆也来了天津，并且还带了几个莫名其妙的人。我请他们在天津食品街吃了一顿狗不理。现在回忆起来，那样荒诞的晚餐我们都没少吃过。生活就是这样荒诞，在骨子里、血液里、细节上的荒诞。红旗是对这种荒诞感深深着迷的人，也是深怀厌倦的人。他深谙个中滋味，并将这种荒诞的生活搞成寓言般的小说。我深信他的小说均有来历，循着这些文字，可以抓到他这个生活里的贼。
在天津的那几日，我们聊了很多，关于早年的坏，关于少年的流浪，关于一些文字，关于大家共同的朋友，关于生活本身。他是个绝对的人，也是一个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