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2004年第5期-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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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禁想起了那些经常被歌颂的传统中国妇女。　
　　她有一张我似曾相识的脸。　
　　我皱起眉头，把有记载的形象一帧一帧在脑子里过，不大一会功夫，其中一帧便从我的脑海中脱颖而出。我关闭记忆，将这帧取出来与她对照着。　
　　是了，我第一次去复课班那天，我的女同桌就穿了这么一件印满了蓝花花的白衬衣。我曾经说过，我的女同桌长着一张没有相貌的脸。由于这个缘故，她那件直白的衬衣也在我的脑海中晦涩起来，使我回忆起来感到相当吃力。那些没有相貌的人就是这样，他们是依赖环境和身份来证明自己存在的，假如换一个场景，换一个角色，我们就无法正确地识别他们。要不是我灵机一动想起那件衬衣，这个在张震的控制下令我眼熟的女生兴许就成为我生命中一个巨大的谜团了。　
　　因为张震突发奇想让我的女同桌伏在她微屈下来的大腿上，所以，刚刚被我分辨出来的女同桌的脸又一次被头发掩盖住了。张震用右手十分响亮地拍打了两下她的屁股。随着清脆的噼啪声，人群里爆发出一阵刺耳的哄笑。有个比毛亮还矮的矬子趁乱挤到我女同桌的屁股近前，将下身凑上去摩擦着。他很优雅地用双手扶着我女同桌的腰，右手的小拇指微微翘起。左手小拇指是怎样的从我所处的位置看不到。我想大概也是微微翘起的吧。他一会儿紧贴我女同桌的屁股，一会儿与我女同桌的屁股保持十厘米左右的距离。他很惬意。　
　　我走过去轻轻拍拍他的肩膀说，小伙子，小伙子。他头也不回地伸过一条胳膊使劲推了我一把。　
　　“去。”他不耐烦地说。　
　　我从地上爬起来，使出吃奶的力气在他后脖颈子上扇了一巴掌。　
　　“滚！”我大喝一声。　
　　矬子回身之后，大惊失色。其他人也一下子肃静了。我拉过我的女同桌，让她从那个圈子里脱身出来。　
　　她的印着蓝花花的白衬衣已经被这伙人摸脏了。　
　　我对张震说，你试着设想一下，如果她的父母看到女儿被你们这样捉弄，该多伤心？　
　　张震被我说愣了，呆头呆脑地站在那里，被一种史无前例的困惑笼罩住了。　
　　　
　　毛亮依旧在原来的地方等我。成为朋友以来，他变成了我的守望者。我就是他心目中的戈多。毛亮不解地看着一步步向他走近的我和我的女同桌。过了一会儿，毛亮的目光移向了我的身后。　
　　张震和他的同班同学们站在胡同口，张震在前面，其他人在他身后错落有序地一字排开，仿佛一次国际间的会晤刚刚结束，他们正对我进行目送。　
　　经过毛亮时，我停留了片刻，告诉他我必须得去上晚自习。我的口气很迫切，好像已经等不及了。我建议他也去教室里自习一下，还有一个多星期就要高考了。得加把劲呐。　
　　我指指我的女同桌，让他以后少在人家身上动杂念。　
　　“多正派的一个姑娘，眼睁睁被你们这帮下流胚利用了。”　
　　毛亮一脸无辜的样子，好像要为自己辩解。我没有给他机会，因为他的辩解往往是没有力量的。　
　　去教室的路上，我问她叫什么名字。　
　　“怎么称呼？”　
　　“赵小丽。”　
　　“谁取的？”　
　　赵小丽愣了一下。　
　　“别多心，我只是随便问问，不方便说就算了。”　
　　我们一声不吭地走了好一阵子。　
　　“我奶奶。”赵小丽突然低声喃喃到。　
　　我以为她在自言自语。孤僻的性格异化了她。但是随即便想起了刚才问她的问题。　
　　“哦，还在吗？”　
　　“去世了。”　
　　“什么时候的事情？”　
　　我的问题把她难住了。　
　　“算了，别费脑筋了，”我安慰她说，“我也不是非知道不可。”　
　　赵小丽感激地咬紧嘴唇。　
　　她的声音跟我想像的差不多，与她的相貌属于同一体系。都是没什么价值的。不过，跟方才她在胡同里的行径联系起来后，反而使我对她的兴趣变得浓厚了。　
　　我在古老的课桌边坐下，翻开政治课本，想读一读，可是心情依然在胡同口周围溜达。我看看赵小丽，她也捧起来一本书在看。“你看的是啥？”我问她。她把书合起来看了看封面，回答我说，“是一本历史。”说完了，她等着我再问她别的什么。　
　　可是我一下子竟找不到别的问题。　
　　我重新看起了政治课本。我翻来覆去地浏览目录，眼前飘浮的全都是性意识。政治课本上的每一条目录都像是关于异性的隐喻。过了一会儿，我心虚地将手从她衬衣的下摆处伸了进去。　
　　　
　　3　
　　　
　　一旦将精力集中起来，我发现知识并不像我以为的那样高傲。甚至可以说，它们是很乐意被我掌握的。不过话又说回来，想要在十天之内将初中、高中六年的课程学完也很不现实。那些日子，我连上厕所的时候手中也捧着书。我的老师、妈妈和其他一些总以为早就将我看透了的人禁不住对我刮目相看。每天早晨吃起鸡蛋来，我也心安理得了。就这样，截至高考前一天，我勉强将历史和政治两套课本通读了一遍。　
　　考试前的那天晚上，毛亮约我去新青年喝酒。毛亮喝了很多酒，他不停地对餐馆里那个又当老板又当服务员的姑娘说，小二，拿酒来。两个小时以后，我实在听腻了，一把拽住毛亮那支像喝醉的雷达一样哆哆嗦嗦又要搜索“小二”的胳膊。　
　　“够了！”　
　　毛亮的胳膊被我拽住之后，依然哆嗦个不停，以至使我的胳膊也哆嗦了起来。我对毛亮说，你这是怯场，是会影响临场发挥的。毛亮使劲把胳膊从我的手中挣脱开，说，别逗了，我他妈发挥个鸟。　
　　说完他就哭了，使劲锤自己的脑袋。他一边哭一边为自己的过去和未来做着情绪化的、不切实际的构思。每一项都是针对他父亲的。　
　　例1：爸，如果重新来过，我一定会不偏不倚地走在正道上。　
　　例2：爸，你放心，总有一天我会像你一样成为德高望重的人。　
　　后来他又开始忏悔，蛮横地搂住我的脖子哽咽着说，爸，我对不起你；爸，我真他妈的是个狗杂种；爸，我把你的脸都丢尽了。我说，算了，小毛，我不会怪你的，我们是这样年轻，有大把大把的年纪可以挥霍，我们怕什么？我们难道就不是人们常常提起的未来的主人翁吗？毛亮还是哭，趴在我肩头磨蹭。他眼睛和鼻子里的分泌物从薄薄的棉纺织品上渗进来，在我的肌肤上蔓延，被我的汗腺吸收着。我感到自己正在成为糟粕。另外，肩膀上扛着两个头的滋味也不好。　
　　毛亮经常这样。以前见他哭，我特感动，直到有一天他在新青年餐厅一边哭着说懊悔的话一边在一个从他身边经过的下中班的女工屁股上拧了一把后，我才把寄托在他身上的同情心收回来。当时人家与另外两个要好的同事兴致勃勃地打算在此用餐，被毛亮一拧，空着肚子就逃之夭夭了。　
　　不知不觉，新青年餐厅那只破座钟的指针已经溜到了23点40分的位置上。指针仍然在嘀嘀嗒嗒地旋转，锱铢必较地算计着我的一生。我一直觉得这种证明时间的器械是有史以来最愚蠢的发明。我有三个敌人，钟表、收音机、娼妓。钟表是时间的赝品，误解了光阴；收音机是现实的赝品，消息了事件；娼妓是女人的赝品，篡改了性欲。假如我成为世界的主宰，肯定会对这三个狗日的破玩意下毒手。作为一项政策下达下去，务必人人得而诛之。　
　　我把毛亮的头从我肩膀上取下来搁到一边。　
　　“回去睡了吧。”　
　　毛亮不做声，继续抽搭个不停。　
　　“那我先走，等会你把账结了。”　
　　他立刻就不哭了。站起来冲又当老板又当服务员的姑娘打个响指。　
　　“小二，”毛亮话锋一转，　“记到张震的账上。”　
　　　
　　我躺在床上打算在脑子里过一遍两周来学过的知识，谁知过到一半的时候，不知不觉地睡着了。第二天早晨，我照例吃完妈妈为我煮好的两个鸡蛋，去了考场。　
　　整个高考的过程应该说比较轻松。我精通的科目有限，即使考到以为拿手的科目，也会很快发现驾轻就熟的题目远没有我以为的那么多。所以，我可以很快将会做的题目做完。剩下的时间，就左顾右盼四周那些一边挥汗一边与试卷拼搏的莘莘学子们。他们的样子很精彩，简直令人百看不厌。这使监考老师起了疑心，他开始用警惕的眼神换着法子地监视我。　
　　这个偏执狂足足盯了我两天，才把我看透。第三天，他一大早就把恍然大悟的目光扫到了我脸上，不屑地笑笑。他好像是在无声地对我说，你小子，原来是到考场上混日子来了，我高估你了。我也对他笑了笑。笑容里有不屑，也有尊敬。我的意思是，你小子，虽然明白的有些晚了，但是能明白就说明你还勉强算是好样的。互相笑完了，我们就开始分头做自己本该做的事情。他盯着其他学生，我呢，当然是继续东张西望。　
　　虽然自幼与监考老师薄缘，但我仍然可以肯定，高考时邂逅的那位绝对是监考行业里的佼佼者。只要他不再偏执于我无所用心的小动作，而是将目光放到长远之处，那么，再巧妙的舞弊行为都难得善终。　
　　这位出类拔萃的监考老师近视得厉害，眼镜片足有一厘米厚，鼻梁都快压弯了。他盯着我的那两天，每次与他对视，我都禁不住想像他的头部一活动，鼻梁处就会发出负载着重物的扁担一样的吱咯声。每次想像的时候，我的汗毛孔都会倏地一下缩紧，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密密麻麻的颗粒状隆起物。这种感觉令人很不愉快。可我总忍不住与他对视。一遍遍对视，一遍遍在脑海中想像吱吱咯咯的声音，一遍遍缩紧毛孔。我让我自己不耐烦。　
　　我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　
　　他厚重的眼镜片上泛着一圈一圈的涟漪。本来就不大的眼珠被镜片过滤以后看起来小到了微乎其微的程度。假如将他的眼镜片比作一面湖水，那他的眼珠就是无意中投入湖心的一粒石子。　
　　毫无疑问，在不久的将来等待他的将是一副墨镜。　
　　就是这样一个准盲人，在高考的最后一天居然揪出了多达两个的作弊学生，其中之一还是个女的。　
　　第一个学生被没收试卷的时候，坐在我右侧不远处的一个小伙子对我眨了眨眼。第二个学生被没收试卷的时候，他又对我眨了眨眼。　
　　前两天，这个小伙子得了不少便宜。当监考老师盯着我的时候，他坐的那个地方就成了最安全的盲区，小伙子在那两天里争分夺秒地抄袭四周同学的试卷。　
　　一寸光阴一寸金。　
　　后来我甚至发现他将不同同学的答案在演算纸上记下来反复比较，最终将他认为最可靠的答案写到自己的答题卡上。他的一生兴许将因此而改变——读建校超过百年的大学、食用精美的饭菜、着做工考究的名牌服装（人是衣服，马是鞍）、从事高尚的职业、娶美丽的妻子、生健康的宝宝，最终带着一身令人艳羡的肥肉恰到好处地抵达人生的终点。与此同时，那两位被没收试卷的学生的前途却朝着一个凄楚的方向扬长而去——回家挨父母的毒打、吃令人作呕的食物、穿最粗俗的衣裳、干最卑贱的工作、娶（嫁）最丑陋最暴躁的妻子（丈夫）、生身体残疾或者智障的宝宝，最终在一张吱嘎作响的钢丝床上怀着满肚子的芥蒂撒手人寰。　
　　　
　　最后一科刚考了十多分钟，毛亮站在考场外面做手势，让我出去。他的手势做得既笨拙又繁琐，只有很少的几个朋友能够领会。　
　　他是个做手势的痴迷者。需要做的时候做，不需要做的时候做；有时候，当我们最空虚最无聊什么事情不想做也没有什么意思需要对对方传达的时刻，毛亮也常常无意识地试图通过手势将那一刻感受到的空虚无聊表现出来。　
　　有一天晚上我喝多了酒，半夜被渴醒，咕咚咕咚一口气灌下去大约一公升自来水，结果肚子涨得好长时间睡不着觉，不知不觉想起了毛亮爱做手势的这个习惯。我想他上辈子一定是个哑巴，由于对哑语不遗余力地继承与创新，而受到众多聋哑人的爱戴。只可惜造化弄人，如今偏偏投胎成发音器官功能良好的矬子。虽然谈不上伶牙俐齿，但是一口具有地方特色的中国话说出来大伙儿都能明白。这不能不说是近代史上的一大憾事。　
　　最后一科是数学，美术专业的考生只作为参考分，我托着腮帮子若有所思地在答题卡上填着小格格，想拼出一幅×的轮廓图。但这并没有我以为的那么容易。　
　　毛亮来的真是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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