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李零读论语 :丧家狗-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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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丧家狗　序言

　　李零简介及自序（1）

　　李零简介：男，祖籍山西武乡县。1948年6月12日生于河北邢台市，从小在北京长大。中学毕业后，曾在山西和内蒙插队7年。1975年底回到北京。1977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参加金文资料的整理和研究。1979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师从张政烺先生作殷周铜器研究。1982年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82…1983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系西队从事考古发掘。1983…198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从事先秦土地制度史的研究。1985年至现在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　研究方向　教学：简帛文献与学术源流，《孙子兵法》研究，中国方术研究，《左传》，中国古代文明史，海外汉学研究，中国古代兵法。　■　主要专著　1、孙子古本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2、吴孙子发微，中华书局，1997；　3、中国方术考，东方出版社，2000；　4、中国方术续考，东方出版社，2000；　5、郭店楚简校读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　主要论文　代表论文：　1、旧中国鸟书箴铭带钩考释，《古文字研究》第8辑，1983；　2、出土发现与古书年代的再认识，《九州学刊》第3卷1期，1988；　3、式与中国古代的字符模式，《中日文化》第4期，1991；　4、马王堆房中书研究，《文史》35辑，1992；　5、楚景平王与古文字溢，《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6。
　　近来，《论语》很火，孔子很热。我们村，北京大学中文系，也开了《论语》课。课分三个班，我教其中一个班。２００４年的下半年和２００５年的上半年，我花两个学期，一学期讲半部，把《论语》从头到尾讲了一遍。这部讲义，就是根据我上课的记录整理而成。借这个机会，我把《论语》系统读了一遍。受教育的，首先是我自己。所谓讲义，其实是读书笔记。
　　一
　　我的讲义，正标题是“丧家狗”，副标题是“我读《论语》”。首先，我把这个题目解释一下。
　　什么叫“丧家狗”？“丧家狗”是无家可归的狗，现在叫流浪狗。无家可归的，不只是狗，也有人，英文叫　ｈｏｍｅｌｅｓｓ。
　　读《论语》，我的感受，两个字：孤独。孔子很孤独。现在，有人请他当心理医生，其实，他自己的心病都没人医。
　　在这本书中，我想告诉大家，孔子并不是圣人。历代帝王褒封的孔子，不是真孔子，只是“人造孔子”。真正的孔子，活着的孔子，既不是圣，也不是王，根本谈不上什么“内圣外王”。“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这是明明白白写在《论语》里面的（《述而》７。３４）。子贡说，孔子是“天纵之将圣”，当即被孔子否认（《子罕》９。６）。读我的书，你会明白，为什么孔子不接受这个荣誉，而他的学生一定要给他戴上这顶帽子。
　　我宁愿尊重孔子本人的想法。
　　孔子不是圣，只是人，一个出身卑贱，却以古代贵族（真君子）为立身标准的人；一个好古敏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传递古代文化，教人阅读经典的人；一个有道德学问，却无权无势，敢于批评当世权贵的人；一个四处游说，替统治者操心，拼命劝他们改邪归正的人；一个古道热肠，梦想恢复周公之治，安定天下百姓的人。他很惶，也很无奈，唇焦口燥，颠沛流离，像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
　　这才是真相。
　　当年，公元前４９２年，６０岁的孔子，颠颠簸簸，坐着马车，前往郑国，和他的学生走散。他独自站在郭城的东门外，等候。有个郑人跟子贡说，东门外站着个人，脑门像尧，脖子像皋陶，肩膀像子产，腰以下比禹短了三寸，上半身倒有点圣人气象，但下半身却像丧家狗，垂头丧气。子贡把他的话一五一十告诉孔子，孔子不以为忤，反而平静地说，形象，并不重要，但说我像丧家狗，很对很对。
　　在这个故事里，他只承认自己是丧家狗。
　　孔子绝望于自己的祖国，徒兴浮海居夷之叹，但遍干诸侯，一无所获，最后还是回到了他的出生地。他的晚年，年年伤心。丧子，哀麟，回死由亡，让他哭干了眼泪。他是死在自己的家中———然而，他却没有家。不管他的想法对与错，在他身上，我看到了知识分子的宿命。
　　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
　　至于副标题嘛，非常简单。我的书是用我的眼光写成，不是人云亦云，我才不管什么二圣人、三圣人怎么讲，大师、小师怎么讲，只要不符合原书，对不起，我概不接受。我读《论语》，是读原典。孔子的想法是什么，要看原书。我的一切结论，是用孔子本人的话来讲话———不跟知识分子起哄，也不给人民群众拍马屁。
　　读孔子的书，既不捧，也不摔，恰如其分地讲，他是个堂吉诃德。
　　二
　　其次，我想讲一下，为什么过去我不爱读《论语》，现在却卖劲儿读《论语》，而且是当做一部最重要的经典来读。
　　我先讲不爱读《论语》是怎么回事。
　　坦白地讲，我读《论语》，是重新补课。这本书，我过去读，中学就读，但不爱读，一直没下过功夫，一字一句仔细读。
　　当年读《论语》，我的感受是，此书杂乱无章，淡流寡水，看到后边，前边就忘了，还有很多地方，没头没尾，不知所云，除了道德教训，还是道德教训，论哲理，论文采，论幽默，论机智，都没什么过人之处。

　　自序（2）

　　我想，如果没有心理暗示，像我小时候一样，像很多外国人一样，既没人劝我尊，也没人劝我不尊，很多人的感受，可能和我一样（不读《论语》也能直探孔子心曲的人，不在此列）。这是第一。
　　第二，我不爱读《论语》，还有其他一些原因，让我慢慢讲。
　　予生也晚。我是生于旧社会（只待过一年，没印象），长于红旗下，崔健唱的，“红旗下的蛋”。我有我的阅读背景。马、恩、列、斯、毛、鲁，我曾通读，现在不时髦；灰皮、黄皮书，也曾泛览，现在见不着。插队下乡，北京的孩子和外地的不一样，照样有人读书。我的启蒙，是在“文革”当中，古书、杂书，看了一大堆。辛亥革命后，康有为、陈焕章的孔教会（１９１２年），我不及见；蒋介石、宋美龄的新生活运动（１９３４年），我没赶上；新儒家的书，几乎没读；尊孔教育，一点没有。
　　我不爱读《论语》，不是因为我只见过批孔，没见过尊孔。近百年来，尊孔批孔，互为因果，互为表里，经常翻烙饼。它与中国备受欺凌的挫折感和郁积心底的强国梦，有着不解之缘，既跟政治斗争有关，也跟意识形态有关，还有民族心理问题，忽而自大，忽而自卑。在我看来，这些都是拿孔子说事。“批林批孔”前，我就不爱读《论语》。
　　有人说，人对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往往最不了解；最不了解，也就最没发言权。这话有点道理，但也不尽然。我没尝过梨子，也知道梨是甜的；没吃过狗屎，也知道屎是臭的。更何况，尊也好，批也好，不是前提，而是结果。什么对，什么错，都得阅读原典。不读原典的胡说八道，才最没发言权。
　　上个世纪，一劈两半，我是后半截的人，代沟肯定存在，没什么了不起。小时候，我跟大人听京戏、大鼓和相声，除了相声，几乎都听不下去。我总觉得，哐呔呔，哐呔呔，咿咿呀呀，长腔慢板，远不如电影吸引人。有点兴趣，那是后来的事。我的态度，回想起来，和如今的“８０后”，有程度差异，无本质不同。我看他们看不惯，我爸爸看我也看不惯。这不是大陆不大陆，台湾不台湾，而是现代化下很普遍的问题。即使欧美国家，也是早就把古典教育撇一边，二次大战后，彻底衰落。谁也别吹，自己比别人更传统。你说传统是宝贝，有些东西，处于濒危要保护，我赞成；但非要弘扬，直到把孔子的旗帜插遍全世界，我没兴趣。
　　谁要说，不读《论语》就无以为人，现在世道人心这么坏（如贪污腐化、制售假药、卖红心鸭蛋者流），都是因为不读《论语》，不敬孔子，那就过了。
　　其实，敬不敬孔子，这是个人爱好。不敬又怎么样？比我小一点，王朔和王小波，他们说起这位老人，就是满嘴没好词。
　　“五四”打倒孔家店，孔家店变古董店，有人惋惜，我理解。但南怀瑾老前辈说，孔家店是粮食店（他说道教是药店，佛教是百货商店），此店关张，我们就没饭吃，我不能苟同。
　　三
　　过去，我不爱读《论语》，还有个原因，是我不爱听人说教。人上点年纪，以为曾经沧海，就可以当道德老师，我以为是为老不尊。我一看谁说这类话，写什么人生哲学，头皮就发麻。
　　我总觉得，不问世道好坏，上来就说好人多，既无标准，也无统计，这种说法，极不可靠；好人活着做好事，做了好人好事，注定有好报，也是陈词滥调。事情哪有这么巧？这类善言，早就叫人讲完了，不光中国，全世界的说法都差不多。
　　我理解，道德和秩序，秩序更重要。比如“文革”，不是因为没道德才没秩序，而是因为没秩序才没道德。道德很脆弱，也很实际。说好就好，说坏就坏。比如，挤公共汽车，人太多，车太少，秩序大乱，谁排队，谁甭想上；火车，千里迢迢，不是一时半会儿，汽车可以让座，火车就没人让，里面的道理很简单。道德，甭管多好，社会一乱，说垮就垮，越是没道德，才越讲道德。
　　道德不是讲出来的。历史上，国家一治一乱，道德时好时坏，太正常。远了不说，明朝末年怎么样，清朝末年怎么样？野史笔记、旧小说还在，人和现在一般坏，甚至更坏。您别忘了，那时道德归谁管？正是孔老夫子。
　　现在的“孔子热”，热的不是孔子，孔子只是符号。
　　社会失范，道德失灵，急需代用品。就像戒烟的抽如烟，暂时过嘴瘾。有人呼吁的乡约民规或宗教道德，也都是如烟。代用品，只要能代就行，不定是哪种。比如，咱们的邻居老大哥，人家俄国，就是双头鹰、三色旗、彼得大帝、东正教。
　　什么人会出来吆喝，说我不讲道德？没有。什么时候，都有人吆喝道德，特别是缺德的乱世。
　　我还记得，“文革”前，没人卖劲儿捧孔子，也没人卖劲儿批孔子。您别以为，孔子不在，就没人讲道德，道德是孔子的专利。道德，管人的人，都好这一口，政治家爱，神学家更爱，没有孔子，照样有人讲。
　　比如“文革”前，我上的那个中学，就特重道德教育。为革命而学习，又红又专，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德育总是摆在第一。我还记得，团中央有个穿破棉袄的常来我校演讲。他很会演讲，讲得我心惊肉跳。他说，人到晚年，扪心自问，我这一辈子到底有哪些污点？你要问自己。这些污点，留在心上，永远抹不去。他还引用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那段名言，大家常说，我背不下来。我心想，我的污点那么多，怎么办？心里好难受。
　　“文革”前，入团是大问题，既是吸引力，也是压力。
　　那时，大家都向团组织靠拢，交待自己的问题和罪恶。有个同学跟团支书交心，讲了自己的秘密，把团支书吓了一跳，他跟别人漏过点口风，说这个秘密太可怕。“文革”伊始，众怨所集，入不了团的人，我们班的干部子弟，开始围攻团支书，说他包庇坏人，情急无奈，他把这个秘密公布出来，写成大字报，我那位同学差点被打死。我们学校，可是个打手云集的地方。
　　“文革”前，我记得，团里曾派人找我谈话，非要定期谈思想，轰了几次都轰不走。我说，反正你们也没打算发展我，何必耽误工夫。他们说，你放弃组织，组织不能放弃你，你要好好读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端正一下自己的认识。我心想，就我，连团都入不了，还读人家党员的修养干什么，不读。
　　当时，我是个自由散漫的人，现在也是。第一，我最不喜欢过有组织的生活，甭管什么组织；第二，也最不喜欢听人说教，甭管什么教。
　　“文革”前，《修养》，我没读。读是在“文革”中。没人批，还想不起读。打开一看才知道，里面还有孔孟的话。毛泽东本人，天马行空。广大党员的修养，交刘少奇讲。现在倒好，连刘主席的书都没人读了。
　　我讨厌道德说教，是在“文革”前，和批孔无关，但不爱听人讲道德，却是一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