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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部分

李国文历史散文合集 作者:李国文-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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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阮大铖《燕子笺》第三十一出《劝合》结尾的一段点题的唱词。
  阮大铖,中国文人之败类,撇开这个人的王八蛋方面,暂且不去说他。单就这部《燕子笺》,平心而论,戏虽一般,但此人在词曲语言上,达到如此诗化的高度,是不能不令人叹服的。唐宋名家的诗词,在他笔下,为其所用,如同己出,那融通化脱的能力,简直无与伦比。
  《花朝生笔记》称他:“其所作诸曲,直可追步前人,……至于《燕子笺》则美不胜收矣。”《曲栏闲话》也称他:“圆海词笔,灵妙无匹。”如:
  '一翦梅'(旦上)春来何事最关情,花护金铃,绣刺金针。小楼睡起倚云屏,眉点檀心,香濡檀林。(梅香)春光九十逼将零,半为花嗔,半为花疼。梁间双燕语星星,道是无情,却似多情。(旦)露湿晴花一苑香,小窗袅袅拂垂杨。(梅)才看紫燕衔莺粟,又听黄鹂叫海棠。(第九出《骇像》)
  '风马儿'(旦)琐窗午梦线慵拈,心头事,忒廉纤。(起坐介)梅香,檐前是什么响?(梅香)晴檐铁马无风转,被琢花小鸟弄得响珊珊。(减字木兰花)(旦)春光渐老,流莺不管人烦恼,细雨窗纱,深巷清晨卖杏花。(梅)眉峰双蹙,画中有个人如玉。小立窗前,待燕归来始下帘。(第十一出《写笺》)
  这类美文,在《燕子笺》中,信手拈来,俯拾即是。若是不计其人,单论其文的话,阮大铖写的戏,其词藻之华彩,文字之典雅,情致之柔曼,格调之清丽,确有不同凡响之处。同时代人的张岱,指出他的语言,“句句出色,字字出色”,虽然有点溢誉,但从琳琅满目的佳句看,说他得晚唐词人三昧,有五代《花间》余韵,倒也不算过分。
  明末清初的山阴张岱,是一位落拓不羁的才子,因为先前家世鼎盛时,也曾蓄养过戏班,出息过名角,耳濡目染,这位公子哥儿兼浮浪子弟,自然也就成了一个精音律、擅丝竹的行家里手。阮大铖特地邀他从杭州到南京来,为座上宾,看他自己家里的戏班,串演他自己写的戏。我想,阮看中的不是张的家世,而是在“大江以南,凡黄冠、剑客、缁衣、伶工,毕聚其庐”的文坛地位。(《陶庵梦忆》佚名序)
  张岱对列名逆案的阮大铖,肯定会有看法,但他是玩家,还是一个玩到倾家荡产的大玩家,“好梨园,好鼓吹”,艺术至上,看戏第一,也就不在乎他那段丑恶的历史。于是,不惮车船劳顿,跑去赏玩观摩。在那本《陶庵梦忆》中,记下这次愉快的陪都之行。
  “在其家看《十错义》、《麾尼珠》、《燕子笺》三剧”,亲自领教过殷勤的主人,将戏中“串架斗笋、插科打诨,意色眼目,细细与之讲明,知其指归,故咬嚼吞吐,寻味不尽”。因此,张岱对其作品的艺术成就,持十分推崇的态度。虽然,张岱也不得不说:“阮圆海大有才华,恨居心勿静,其所编诸剧,骂世十七,解嘲十三,多诋毁东林,辩宥魏党,为士君子所唾弃,故其传奇不之著焉。”
  但他终究是行家,“阮圆海家优讲关目,讲情理,讲筋节,与他班孟浪不同。然其所打院本,又皆主人自制,笔笔勾勒,苦心尽出,与他卤莽者又不同,故所搬演,本本出色,脚脚出色,出出出色,……无不尽情刻画,故其出色也愈甚。”
  这大约是1644年明亡前的两三年间事。
  张岱,作为一位纯粹的文人,也许意识不到国土日蹙,危机临近,也许预料不及大好河山,即将易色;但关外压境的清军,节节进逼,迫近京畿的流寇,坐大成势,一向以“谈兵论剑”自雄,颇有几分军事头脑的阮大铖,看得清清楚楚,相信出头日子大概不远。之所以折柬相邀,说是切磋技艺,交流心得,其实,意不在戏,而是蛰居地下,不安于位的一种政治行为。
  大文人通常被政治搞,小文人才热衷于搞政治。阮大铖不愿被政治搞,偏要搞政治,只能做个小文人。最后连小文人也不想做,只想做小人,于是,就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个无耻之徒。
  阮大铖(1587—1646),字集之,号圆海,怀宁(今安徽安庆)人,后迁居桐城。29岁举进士,天启朝,得吏科给事中职。先以同乡关系,走左佥都御史左光斗的门子。因升职不遂,背左投魏,并且与魏的骨干霍维华、杨维垣,结为死友。不过他行事诡秘,虽“事忠贤极谨,而阴虑其不足持,每进谒,辄厚贿忠贤阍人,还其刺”。因此,至崇祯登基,“元年,起光禄卿”,很快,为魏党献媚上《百官图》的马脚败露,“御史劾其党邪,罢去。明年定逆案,论赎徒为民,终庄烈帝世,废斥十七年,郁郁不得志”。(《明史》)
  罢官初期,前十年间,此人还算老实,伏居南京,杜门谢客,蓄养声伎,写《燕子笺》,自编自导,自得其乐。王士《池北偶谈》载:“金陵八十老人丁胤,常与予游祖堂寺,憩呈剑堂,指示予曰:‘此阮怀宁度曲处也。阮避人于此山,每夕与狎客饮,以三鼓为节。客倦罢去,阮挑灯作传奇,达旦不寝以为常。’”
  但是,随后数年,大明王朝,朝不保夕,不亡何待的未来,崇祯皇帝,日暮途穷,必然灭亡的前景,已经愈来愈清晰。政治局势的变化,如惊蛰之地动,使这条地下冬眠的虫豸,那不安生的心,难以宁耐,探头探脑,将触角伸出地面,要迎接他的春天了。
  “会流寇逼皖,大铖避居白门,既素好延揽,见四方多事,益谈兵,招纳游侠,希以边才起用”(钱秉《皖髯事实》)。可是,魏门客,逆案中人,声名狼藉,臭不可近,正人君子无不躲避他,设法绕开这泡臭狗屎。所以,阮像一只软脚蟹,一条蜕衣蛇,很在意朋友,很需要援手,着力于交际,热衷于联络,极想打开局面,才有把山阴张岱请来赏戏的举措。
  可是,在南京,除了与他同科考中的马士英“相结甚欢”外,当时,名胜一时的江南四大公子,都跟他来不来;不但来不来,动不动还要修理他。甚至跟他有通家之好的侯朝宗,就是和李香君谈恋爱的侯方域,也竭力疏远他,冷淡他。因此,他把张岱请到金陵,管吃管住,还要奉送红包,纹银若干两,也是突破复社精英,联手东林后人,对其封锁的一种突围策略。
  阮大铖的困兽犹斗,坚忍不拔,你不能不服。第一,蛰居十七年,生存状态恶劣是不必说的了。到处碰壁,从不丧气,始终图明日之计;忍辱负重,含辛茹苦,努力求东山再起。你可以否定他的人格之贱,但你得佩服他的精神之强。第二,在惶惶然如丧家犬,在人人喊打如过街鼠的十七年间,绝不颓唐,笔耕不辍,写出在文学史上能留存下来的这部《燕子笺》。你可以卑视其人,但你却不能不赞赏其文。所以,《明史》在其本传中称他:“机敏猾贼,有才藻。”
  说实在的,这七个字,也就只有阮大铖当得起。
  我们通常所谓的小人、坏蛋、败类、蟊贼、混账、恶棍、伪君子、假道学之辈,并不是都“猾贼”又“机敏”,而具“才藻”的。近些年来,在文学圈中,“猾贼机敏”者,倒是有的,可一提“才藻”二字,就鸦鸦乌了。说句不敬的话,九斤老太的“今不如昔”论,未必没有道理,如今这些阮大铖的衣钵传人,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文学小混混们,文章写得那个臭,学养显得那个差,有一脸狺狺然的恶相,无咬断筋骨的犬牙,真是为之抱憾。
  所以,我挺宾服这个阮大铖,他坏蛋,坏得有水平,他混账,混得很出色,要比当下骂人骂不到点子上,打人打不到坎节处,嗓子虽高,智商却低,放屁很响,才气毫无的文学垃圾,不知强多少倍?
  才子张岱,乘夜航船,抵金陵城,坐丝栏车,驾高头马,灯笼引路,前后扈从,贵宾款待,盛宴接风。我估计张岱那篇奇文,《自为墓志铭》,阮大铖显然过目,所以,一下子就吃透这个声色犬马的败家子。
  张岱自言:“……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于是,斜风细雨、春意盎然的石头城里,桨声灯影、遗簪堕珥的秦淮河畔,迷恋在声色中,沉醉于戏境里的他,尽管深知主人不是东西,但姣童慧鬟,明眸皓齿,左佻右儇,不拘形迹,便咧开一张大嘴,忍不住为阮大铖鼓吹,阁下这部《燕子笺》啊!“如就戏论,则亦镞镞能新,不落窠臼者也”。
  写到这里,不禁伏案呜呼!赶情,古往今来的评论家,好像都是很容易被人搞定的。当然,对付名士派张岱——一个被政治搞,而不是搞政治的书呆子,是很容易的,但是,对付人称“小东林”的复社人物,“机敏猾贼,有才藻”的阮大铖,就玩不转,吃不开了。
  他试验过,巴结过,赔钱赚吆喝做过蚀本买卖,然而,只讨来没趣。
  吴伟业《梅村文集》中,有一则生动的记载:“往者天下多故,江左尚晏然,一时高门子弟,才地自许者,相遇于南中,刻坛,立名氏,阳羡陈定生、归德侯朝宗与辟疆为三人,皆贵公子。定生、朝宗仪观伟然,雄怀顾盼,辟疆举止蕴藉,吐纳风流,视之虽若不同,其好名节持议论一也。有皖人者,流寓南中,故阉党也,通宾客,蓄声伎,欲以气力倾东南,知诸君子唾弃之也,乞好谒以输平生未有间。会三人者,置酒鸡鸣埭下,召其家善讴者,歌主人所制新词。则大喜曰:‘此诸君子欲善我也。’既而侦客云何,见诸君箕踞而嬉,听其曲,时亦称善。夜将半,酒酣,辄众中大骂曰:‘若儿媪子,乃欲以词家自赎乎?’引满泛白,抚掌狂笑,达旦不少休。”
  陈维崧在《冒辟疆寿序》中,也提到过阮大铖所受到的这次羞辱:“金陵歌舞诸部甲天下,而怀宁歌者为冠,所歌词皆出其主人。诸先生闻歌者名,漫召之,而怀宁者素为诸先生诟厉也。日夜欲自赎,深念固未有路也,则亟命歌者来,而令老仆率以来。是日演怀宁所撰《燕子笺》,而诸先生固醉,醉而且骂且称善,怀宁闻之殊恨。”
  这几位贵公子,将阮圆海羞辱一个够以后,似乎还不尽兴,紧接着,吴应箕、陈贞慧、侯方域、黄宗羲等复社名士,又贴出联署的《留都防乱公揭》,彻底揭发阮大铖为奴、为蟊贼、为乡愿、为赃官的罪行。这实在是中国文人互斗史上,最奇特的一篇文字。窃以为“文革”期间的“大字报”,若是溯本追源,老祖宗应该是在这里。
  公揭一出,石头城里便沸反盈天了。
  哇噻!字大如斗,贴遍长街,路人仰观,众口流传,声势汹涌,满城哗然,正气如虹,宵小胆惊。其批倒批臭之效验,比“文革”还“文革”,阮大铖要是生在二十世纪,久经政治运动,百炼成钢,也许成为滚刀肉,毫不在乎。可在十五世纪,知识分子的脸皮子,还没有后来那么厚。再说,有着一部大胡子的阮髯翁,吹拉弹唱,风流倜傥,怎么也是有过功名,做过朝官,出身世家,饶有家产的名流呀,一时间手足无措,只好“潜迹于南门之牛首,不敢入城,向之裘马驰突,庐儿崽子,耀通衢,至此奄奄气尽矣。”
  后来成为清初三大学者的黄宗羲,那时还是血气方刚之季,也欣然命笔,记录逐阮成功后,他们这些“红卫兵”们的胜利集会:“崇祯己卯,金陵解试……昆山张尔公、归德侯朝宗、宛上梅朗山、芜湖沈昆铜、如皋冒辟疆及余数人(俱揭中具名声讨者),无日不连舆接席,酒酣耳热,多咀嚼大铖,以为笑乐。”
  黄的这篇快文,我马上想到法国人的一句名言,谁笑到最后,才是真正的笑。同时,我也想起鲁迅先生《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文章,“打落水狗”,是对的。可是,你要是打不趴下这条狗,它爬上岸来,至少要抖你一身水。所以,无论那四大公子,还是贴大字报的复社人物,都有笑得太早之嫌。
  第一,据我半个多世纪的人生经验,小人这东西,是万万不可得罪的;第二,同样也是我的切身体会,你既要得罪,就得做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的足够准备。倘不如此,你做不到破釜沉舟的决绝,那你就赶快拉倒,打消念头。求一时口舌之痛快,图片刻宣泄之欢悦,打蛇打不到七寸上,只能使小人更小,坏蛋更坏,恶棍会成为歹毒的食人族。
  这就是天启朝的东林党人,崇祯朝的复社中人,以及能与之相呼应的清流,多年来政策上的失误。这些人,毫无疑问,既是忧国忧民的正直之士,也是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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